序
李敬泽
《多棱镜下的文学之光》是一部对话集。在这里，46位作家、评论家以文学之名相遇。是对话，更是彼此成全。
大概在语言诞生之初，对话就出现了。社会学家讲，语言是人存在的基础，因而对话也是人的本质需求。但并不是只要有语言就有对话，真正的对话应该包含着交锋与碰撞，其间藏匿着巨大的思想张力。往远了说，经由 《论语》，我们结识了孔子及其弟子，经由《理想国》，我们得见遥远的柏拉图和苏格拉底；往近了说，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中国文学，大抵也可称为一个大型“对话”现场，启蒙主义、人文精神、日常生活、消费社会……在一次次的对话中，这些当代文学的关键词逐一浮出水面——《文艺报》曾见 证过这一历史，更深度参与了这一进程。
然而在今天，“对话”这一古老的传统正在遭遇危机。人们习惯了躲在屏幕后面，仿佛一人对抗全世界，研讨会上、批评集里，看似一团和气， 实则自说自话。对话精神的失却，人与人的孤立，或许是某种现代性发展的必然结局。但是，我们在热火朝天地讨论“破圈”与“出圈”时，渴望的不正是更广泛、更深层的对话吗？文学的“破圈”，就是从自我走向他者，从小群体走向大多数，进而走向一个整体性的时代现实。
《多棱镜下的文学之光》即是力图恢复文学对话的传统与精神。在对话中，我们看到了对谈者的观点与锐见，但更有意思的是，通过一次次对话，那些躲在小说、诗歌乃至评论文章背后的声音变得清晰可感，那些通常隐于书后的写作者终究走向台前，成为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物。于是我们看到，耄耋之年的王蒙依旧豪情万丈地呼唤着“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这是何其巨大的生命能量；“讲故事”的莫言告诉我们，“每个故事都有一粒种子”，而种子本身更蕴藏着万千秘密；从海边出发的张炜，始终坚守自然大地，追逐纯粹的精神，其文学信念亦如河流般沉潜而宽广；知行合一的韩少功，在深切的个人经验中，重新感知与回应着时代的精神……
是为序。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王 蒙 何向阳
“同频共振”这个词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
何向阳：王蒙老师，您好！首先，祝贺您在新中国成立70周年之际获得“人民艺术家”这一国家荣誉称号，2019年9月29日从央视直播中看到习近平主席为您亲自颁发国家荣誉奖章时，我想这份荣誉固然是对您个人成就的肯定与表彰，同时也是对您所代表的共和国培养的第一代作家的奖掖，以及对共和国成立之后成长起来的几代作家的激励。作为一个与时代同行、与祖国共命运的作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到21世纪20年代的今天，您经历了中国社会的巨大变化与进步，其间几乎每个历史阶段在您作品中都留下了印记，您如何看待作家、艺术家个体创作与他所处的大历史之间的关系？
王蒙：谢谢您！我们那时候习惯的说法是“（上世纪）50年代开始写作的作家”，刚才您说到“共和国第一代作家”，这个词过去我还没听说过，对我也是一种使命和鞭策。新中国的建立跟文学界、文学人的努力是分不开的，1949年10月1日以前，中国有一大批优秀的老作家，比如鲁迅、郭沫若、茅盾、巴金、老舍、曹禺、冰心、叶圣陶、丁玲、艾青、欧阳山、草明、赵树理、康濯、马烽等，作家的阵容特别强大，而且当时我们文化界、文学界的情况跟苏联还不一样。在刚刚成立的新中国，大量作家回归内地、回到大陆来写作，关于这件事情，舒乙讲过，他说老舍就说过，1949年中国有90%的写作者都是欢欣鼓舞地进到北京，来迎接新中国的建立。就说我自己吧，我的青年时期，甚至是少年时期，就是在这样的氛围里度过的。我入党很早，大概14岁的时候，只是达到了共产主义青年团的入团年龄。我所处的那个时期正好赶上时代的大变迁，这给予了我们这一代人激励、激情，也为我们提供了亲眼为历史作证的机会，这是我们这一代人、这一代作家的幸运，也在以后变成了我们写作中一个共同的文学主题或者说是母题。
何向阳：您的第一部长篇小说——写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的《青春万岁》，入选“新中国70年70部长篇小说典藏”书单，这部小说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2019年我在中央党校第46期中青班学习，我们毕业前的一次会上还有一位老师高声朗诵这部作品中的“序诗”：“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当这首诗被朗诵出来时，我感觉身上的血都热了。对于《青春万岁》，不同年代的读者的阅读记忆是不同的，2018年在青岛，在“改革开放40年最有影响力的40部小说”发布会上，我们坐在台下聆听您和一群中小学生一起朗诵。那次倾听让我和许多人都流下了泪水。一部作品活在一代代人的心里，是多么美好的一件事。《青春万岁》给一代代读者留下了难以磨灭的记忆，的确是一部跨越了许多岁月的不朽作品，从1957年这部长篇小说的部分章节在《文汇报》上发表，到1979年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完整小说，再到1983年黄蜀芹导演同名电影，后来2005年国家话剧院一度要把它改编成话剧，再到2019年《故事里的中国》节目中，它以舞台剧的演绎形式得以呈现，可以说它影响了一代代的读者。而对于您来讲，它的意义更是不同，您个人的青春年代与共和国的青春是同频共振的，而且这种“同频共振”的关系在您的创作中一直贯穿始终。
王蒙：您刚才说的这个词——“同频共振”，我特别喜欢，也特别感动，我们这代人如果说幸运，就是我们的生命、我们的年龄和这个国家的历史发生了共振。那些小至十三四岁、大至十八九岁的青少年，他们赶上了革命的胜利、国家命运再造的进程，这是多么难得。1947年，毛泽东主席作了《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的报告，他当时都没想到胜利来得这么快。然后你看到的一切都是新的，人们唱着新的歌，用的词也都不一样了，人的作风也都不一样了。我写的书恰恰就有这样一种想法，把这些记录下来，把它们挽留住。因为人不可能天天处在这样一种激奋状态，看什么都新鲜：听一次讲话就热泪盈眶，看一部苏联电影也热泪盈眶，你要当时不记录下来，可能以后就很难再体会那种心情了。
中华人民共和国1949年建立以后，每天都在发展，都有好的事情发生，比如说北京刚一解放的时候垃圾堆特别多，当时整个东单广场全是高高的垃圾，臭得不行。国民党政府的时候根本没人管，后来共产党来了，连夜用两三天时间清理干净。之后一年之内就开始在交道口建电影院，在新街口建电影院，在什刹海开辟游泳场，万事万物，百废俱兴。1953年11月我开始写《青春万岁》，确实也是一种勇敢的对于这个大时代的记录和应答，我想尽到自己的历史责任。《青春万岁》现在仍然不断地以各种形式在重版，2020年也有新版，不止一个版本，我很受鼓舞。因为《青春万岁》是1953年开始写的，1956年我获得了半年的创作假，基本写完了这部作品，这部小说的序诗，就是您刚刚讲的“所有的日子都来吧”。当时我特别崇拜的诗人是邵燕祥，我就把序诗寄给邵燕祥，后来他都忘了，但我记得非常清楚，因为那时我是他的一个“粉丝”，当时他给我回了封信说“序诗是诗，而且是好诗”，这话很有师长的味道。诗一上来有两句话，为了整齐他给我改了，本来是：“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最后他改成了“用青春的金线和幸福的璎珞，编织你们”。
“所有的日子，所有的日子都来吧，让我编织你们……”
王 蒙 何向阳
写作是一条不断拓宽的河流
张 炜 赵月斌
让理论的光芒照亮文学和生活
南 帆 张学昕
我的写作是有抱负的，它体现为一种阔视和深虑
欧阳江河 何 平
“文学的力量，就在于拨亮人类精神的微光”
陈 彦 杨 辉
何来今天的蔚为壮观—关于报告文学的对话
何建明 丁晓原
生活的方方面面都隐藏着文学的萌芽
范小青 子 川
一曲金、木、水、火、土的交响曲
赵丽宏 张 炜 李东华
“我坚持文学是有基本面的”
曹文轩 邵燕君
文学评论、文学教育与文学生活
汪 政 王 晖
北回归线上的“转身”
范 稳 李云雷
多棱镜下的文艺之光
欧阳黔森 颜同林
每一个故事都是一颗种子
莫 言 张清华
作家凭什么让人阅读
韩少功 南 翔
女性独立是乌托邦吗？
金仁顺 艾 伟
《心居》中都是好人，只是分寸的把握不同
滕肖澜 张 英
对这个世界而言，我们永远需要保持求知欲
韩 东 魏思孝
报告文学是一种行走的文学
理 由 李炳银
《本巴》：当时间还有足够的时间
刘亮程 杨庆祥
未来学与文学创作
张 炯 吴崇源
一切文本和想象都需要根植于大地
罗伟章 李 黎
当代文学的黄金时代
白 烨 徐 刚
“90后”谢冕：不知老之将至
谢 冕 刘鹏波
后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