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上海鲁迅纪念馆定期刊物。本辑为纪念鲁迅与左翼文学运动，特设“鲁迅与左翼文物”专栏，邀请海内外学者撰写相关论文，探讨诸如丁玲等左翼文人遗存的文物、手稿等具有的学术价值。本辑还包括常规专栏 “鲁海漫谈” “鲁迅同时代人研究”“鲁迅生平创作研究”“海外鲁研究”等，均是对史料的重新梳理，运用现代视角进行解读，论出新意，具有一定的学术价值，从不同的角度反映了目前国内外最新最前沿的国内外鲁迅研究状况。
鲁迅在大陆新村的顶费和房租
吴仲凯
一、 何为“顶费”
“顶费”是什么？《鲁迅全集》中给“顶费”的注释是：“旧时上海租屋，须向原住户付一笔作为让渡金的酬金，称顶费，但仍需租金。”这种说法其实是不够准确的，“让渡金”是指什么的让渡金？而“原住户”又是指什么呢？其实“顶费”本来是装修、布置的让渡金，是新租客付给原租客的，随着时间的变化，成为一种巧设名目的收费陋习。
1936年中华书局的出版的《上海指南》中就有较为详细的说明：“原房客愿将其业已装备布置之房屋，转租他人，谓之出顶。即由承租人出以相当代偿，而承受原有之装修与布置，谓之承顶，或谓之顶租。承顶以后之房租仍按月直接付予经租账房。”
简单地说：大房东的房产，原租客搬出，新租客搬来，新老租客间本不该发生费用，因为房子是大房东的，无论谁租都只需要给大房东租金即可。但如果原租客装修了房子，布置了家装，搬走时既不想撤掉，又不想平白地让新租客得到，要新租客付出点代价，这就是“顶费”。而这种租借方式称为“承顶”。
无独有偶，早在1934年一则批评上海房租太高，呼吁减租的文章《谈减租运动》也提到“顶费”：“房价略低而最近不会翻造的老房子，中间一定夹着原住老房客的一层大剥削。那除了几盏电灯而外别无所有之所谓‘装修’，竟有开口要五百，八百元之‘顶费’的。”短短的两句话也印证了“顶费”是“老租客”对“新租客”收取的“装修”费用。而且这完全是新老租客之间产生的费用，和大房东是没有关系的。从中也可以总结出交“顶费”的三个条件：一是要有新老租客的交替；二是老租客要留有装修布置；三是老租客要向新租客索取这笔费用。
只是随着时间的流逝，本该只按装修布置要价的“顶费”逐渐注起了水来。从上面的那篇《谈减租运动》中也可以看到，到了1934年，只有几盏电灯的“装修”也敢收高额的“顶费”了。早在1927年，上海市政府就曾批“顶费”为任意索取、巧取豪夺的恶习，并发布训令予以查禁：“查上海地产业主及经租人等对于房客，或本系房客对于转租者，于赁屋定约时，私立小租挖费及顶费等名目，任意需索，无异巧取豪夺，亟应查禁，蠲chu恶习。兹经第二十四次市政会议议决，一律革除。”不过这种查禁显然并没有起效。直到1942年法租界还在查禁：“于租屋时或顶让时，出顶全部或一部分家具，其所订定或收取之顶费，显然超过家具或装修物之市价者，视为变相之小租。”⑤到了1945年，又查禁用金条来支付“顶费”的现象：“对于本市公寓房屋，勒索巨额顶费或金条者，均属法令所禁。”超额“顶费”俨然已经成为一种老租客的敛财手段了。
不过，尽管“顶费”的实际价值日益虚化——要有新老租客的交替；需老租客要向新租客索取，这两个条件依旧是需要的。那么有没有可以避免这两种条件的租房方式呢？
有。1936年版《上海指南》的“居住须知”一条内就把上海的租房分为三种：“租借房屋”“承顶房屋”“分租房屋”。“承顶房屋”如前所述是发生“顶费”的，“租借房屋”和“分租房屋”两种就不需要顶费。图1《上海指南》中的三种租房模式“租借房屋”一条摘录如下：“有由私人建筑者，有由银行建筑者，有由庙会建筑，有由地产公司建筑者，例多另设经租账房，专理其事。租客可径与接洽，不必找房东。租金按月预付，如遇某地新屋落成，租客可先向经租账房预定，除付定银外（正式搬入时，即作为租金），正式迁入时，并需另付押租及开门费等。押租性同保证金，数约为租金一月或两月……此押金由经租账房出具收据与承租人，将来退租时可以发还，但不计息。至开门费则性同赏钱……尚有所谓小租者，则为一种无理需索。”
上文说得很清楚，这种房子的建造者就是大房东，由私人、银行、庙会、地产公司营建，多设经租账房，承租人不需要与房东和前租客打交道，可自行接洽，甚至可以预定。不和前租客打交道自然也就无需付给前租客“顶费”，同时这也就意味着，新租户租借时，这房子是应该是空屋或者新屋状态，无人在租。
同样的，“分租房屋”是“以已所租住房屋之一部转租于人谓之分租。上项分租人谓之二房东，分承租人谓之三房客”。大房东租房给原租客，原租客又分租一部分房间给新租客。对于新租客来说，他和大房东并无直接关系，原租客反而是他的房东，也就称其为“二房东”。这样，新房客和二房东之间没有交替关系，也不需顶费，且新房客的“电灯自来水及房捐等，均应包括在租金之内”，是很便宜的。
二、 鲁迅在大陆新村的顶费
关于鲁迅租住大陆新村9号，过去的研究大都倾向于也是有“顶费”的，所根据的有两点，一是鲁迅在景云里和拉摩斯公寓都付过“顶费”，二是根据1933年3月21日鲁迅搬入新居前日记里的这段话：“决定居于大陆新村，付房钱四十五两，付煤气押柜泉廿，付水道押柜泉四十。”认为这里面提到的“房钱四十五两”即是顶费。主要的分歧是这“四十五两”的“两”究竟是指什么单位。王锡荣认为这四十五两指的是黄金的两数，即“四根大金条，每条十两（十六两制），五根小金条，每条一两……按当时币制换算，大约一根小金条可以兑换30块大洋，这样45两就相当于1350块大洋”。施晓燕则认为这四十五两并非黄金，且根据鲁迅在《病后杂谈》中谈到的“每两作一元四角算”，计算出四十五两为六十三元。
首先，没有证据证明鲁迅在景云里付过“顶费”。在1931年的《鲁迅日记》里可以查到这样的一句话：“晚蒋径三来，并交王育和信及旧寓顶费五十五元。”这里的旧寓全集里注为景云里23号，1928年9月鲁迅迁离后，由王育和、柔石等迁入。这次是由王育和交给鲁迅顶费。那么是否可以通过王育和给鲁迅交“顶费”来推断鲁迅一定也向别人交过“顶费”呢？并不能。因为如前所述，“顶费”并非租房时一定要收的费用，有很多种情况是可以不交的，比如前租客未曾留下装修布置，或前租户根本未曾索取，或是通过“租借房屋”租的空房。以王育和给鲁迅的“顶费”的事实来看，只能说明鲁迅在搬家后留过一些“装修布置”给搬入的柔石和王育和。至于王育和为何在搬入两年多后才给鲁迅“顶费”，不可考，或许是鲁迅一直不曾要过，王育和觉得不好意思也未可知。
再说回大陆新村，鲁迅在租借大陆新村时是否有可能不需要顶费呢？答案自然也是可能的。鲁迅在大陆新村9号租下的并非几间房间而是整栋楼，显然是不符合“分租房屋”的，但“租借房屋”的情况是符合的。
大陆新村是大陆银行直接设计建设并进行租赁的。在1931年9月17日的《申报》中刊登有大陆银行上海信托部经租处广告，其中就有大陆新村，并写明：“以上房屋租售均可，如合意者请至南京三五八号本部面洽可也。”理论上只要之前没有原房客，不与原房客发生转租关系，没有中间环节，就不需要缴纳顶费。而大陆新村建设较新，或因房租并不低廉，茅盾回忆至鲁迅搬入后“尚有空房”，鲁迅要找到一栋没有原房客的空房子应该是容易的。因此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房子不需要顶费的可能很大，鲁迅可以直接托内山书店与大陆银行面洽。
那么不是“顶费”，鲁迅日记中的这“房钱四十五两”到底是什么呢？笔者认为可能是定银。
首先是这个“两”字，可能并非指的是黄金，而是银两。1934年的《申报》就说：“租新建的房子，十九是照银子计算，至少也是三十五两以上，一押一租一装修，非二三百元就不能问津。”说明在当时以银子算房钱，用“两”而不用“元”是一种习惯。而四十五两银子是多少呢？以租房的1933年来说，是大洋六十三元，即“银四十五两、合洋六十三元”。这和施晓燕的考证是一致的。
依《上海指南》所述，“租借房屋”虽是不需“顶费”的，但尚需要“定银”（正式搬入时，即作为租金）、“押租”（保证金，退租时发还）、“开门费”（赏钱）、“小租”。这其中的“押租”“开门费”和“小租”与“顶费”相同是当时上海租房界巧设名目的杂费，是榨取新房客钱财的陋习，在《申报》中记述颇多，甚至有“至若押租，小租，挖费，小费等陋规，皆在禁止之列”一说。且此等杂费名目混杂，也有统称为“小租”或“押租”的，如1934年《申报》登“收取巨额小租，或美其名曰押租”。那么这些杂费收不收呢？可能并不收。在之前提到的大陆新村的招租广告里，租价一栏是这样写的：“租价低廉，小租不收。”虽无具体价格，但明确不收小租，可见是比较开明的。
此外还有证据可以证明这“房钱四十五两”并非押租。按《上海指南》所说，押租既是一种“押”，在退租时是可以退的，和鲁迅日记中所记的水煤的“押柜”是一样。那么这些“押”理应在1936年退租时退还。按许广平的回忆，大陆新村的房子是内山完造经手，以书店职员的宿舍名义租下的，房租、水、电、煤气也都由内山代办。在上海鲁迅纪念馆也确实藏有许广平捐赠的，由内山书店开具的一些票据，内容是1936年7月至12月，即鲁迅去世前后约半年间里，鲁迅家经由内山书店代办的财务账。这些账的部分抬头有“周树人”或“周”字样，时间连续。其中就有1936年12月16日闸北水电公司押柜的退款62.13元，与鲁迅日记中煤气和水道的押柜钱数大致相符，但并没有押租之类的退款。
那么这“房钱四十五两”就可能是“定银”了。退房时是不退“定银”的，且照《上海指南》所说，定银在正式搬入时，即作为房租。换句话说，定银其实就是预付的房租，如果这“房钱四十五两”是定银，那么大陆新村的房租也就应该是“四十五两”。
三、 鲁迅在大陆新村的房租
鲁迅在日记里并没有提到大陆新村的房租具体多少，但在上述内山书店的票据中，却提到了“房钱”，且是1936年8月到11月的“房钱”。节录如下表：表11936年内山书店开具票据中的房钱
月日摘要代金8/3房钱619/3房钱6110/5房钱6111/6房钱（十一月分）61表1中钱的单位皆为大写的S中间加两竖杠，这种单位在12月的票据上标注为“中国国币”，与另一种标注为“日本金”的单位相区别，考虑到至1935年底开始，国民政府为防止白银外流，停用银币，以法币为法定货币，所以此处指的是法币。法币在发行初期和银元的比值是1∶1。代金是日语，是内山书店代为预付的钱，值得注意的是11月6日的一条写明了这次“房钱”是11月的，或许和钱的单位一样，是鲁迅去世后特地标注给许广平看的。从这些票据可以看出“房钱”是每月月初缴纳的，且相当于每月为六十一银元，显然可以推断“房钱”就是每月的房租。12月房租停付，且水电公司退还押金也符合逻辑。票据中的房钱六十一元和鲁迅日记中的“房钱四十五两”（六十三元）正好相仿，同时参照茅盾的回忆，鲁迅曾亲口对他说大陆新村的房租是“每月六十元”，两者大致相符，与之前考证的“定银”六十三元也大致相仿，所以房租在六十元左右的可能性是很大的。
综上所述，鲁迅在大陆新村可能并不需支付顶费，每月的房租约为银元六十元左右。不过民国时期的房租变化极大，会随战事高涨，或随减租运动减低，如有波动是否会对鲁迅家产生影响，尚未找到足够切实的证据，也未发现更早的内山书店与鲁迅的往来票据，大陆新村的房租是否一直是六十元左右还有待考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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