弗拉基米尔·纳博科夫（1899—1977），二十世纪公认的杰出小说家和文体家。出生于圣彼得堡。1940年，移居美国，在哈佛大学等高校执教，以小说家、诗人、批评家和翻译家的身份享誉文坛，著有《洛丽塔》《普宁》和《微暗的火》等长篇小说。1961年，迁居瑞士蒙特勒。1977年病逝。

埃德蒙·威尔逊（1895—1972），美国著名评论家和作家，曾任美国《名利场》和《新共和》杂志编辑、《纽约客》评论主笔。

西蒙·卡林斯基（1924—2009），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斯拉夫语语言和文学荣誉教授。

正如这些坦诚的信件将证明的，在这场痛苦的、围绕《奥涅金》的翻译与评论的争论之前，是四分之一世纪的个人与智性的亲密接触。两位作家不间断的促进性的交往，持续而充满生机的观点交流，都在他们各自的作家传中得到重要反映。 在与纳博科夫亲近的阶段，威尔逊全力以赴地沉浸在俄罗斯文学中；而没有威尔逊的帮助、劝告和文学人脉，很难想象纳博科夫的第二段文学生涯（一个用英语写作的美国作家）会如何开始。 威尔逊去世后，纳博科夫写信给叶连娜－威尔逊，谈到他们合作出版目前这些书信的计划，他以这样的字句收尾：“我不必告诉你，重温这些属于我们通信初期光芒四射时代的交流，是多么痛苦。”

第55封信

亲爱的邦尼：

上周三我没有去弗吉尼亚，而是遭遇重感冒袭击，只好卧床。德米特里也一样。在俄国，这种病有个绰号“ispanka”（西班牙太太）。

以下是我旅行中收集的众生相的一些异型：

1. 教戏剧的妇女。嗜好：像温莎公爵夫人。惊人地相似。当公爵夫人（据新闻照片）改变发型，她也改变（跟她的模特儿保持一致，就像据说一些拟态的蝴蝶所做的那样）。把她遇到的人分成a. 立刻说起这种相似的人；b. 需要一些时间才发现的人；c. 只对第三方说起它的人；d. （最好）当她的面，自动地说起沃利，无须有意表明是联想；以及e. 那些忽略的人.或没有看到的人。她是过去陪伴过几个温莎人的老姑娘，这种嗜好让生活值得过下去。

2. 小个子男人，长着温和、水汪汪的眼睛；有点儿牧师般的外貌。非常安静，沉默寡言，小小的假牙。以腹语者的口吻冒出某个平淡无奇的问题（“你在这个国家待多久了？”），又复归沉闷。职业：一些俱乐部的秘书。性生活要么仅限于时不时的可怜的小独奏，要么不存在。带我到林肯纪念堂。突然奇迹发生：忽地停下，紧盯旗杆，眼睛放光，鼻孔翕张，激动异常。盘问一个卫士：“那是你们竖立的新旗杆吗？”想知道（声音颤抖）准确高度。“七十英尺，我猜。”松了一口气。你看［，］他的热情在旗杆，他在后院里刚获得的那根新旗杆是七十五英尺高（他来年要用一根一百英尺的，他说）。拥抱镀银的球体，仰头看。是的，差不多七十。“可你注意到了没有，”我说，“上面有点偏。”现在可高兴了，因为它不很直，可他的立得笔直。小个子男人活泼欢快了起码半小时。第二天，我碰巧提到波兰（Poland）和极地（Poles）时，我注意到，他激动了一阵子。对那位维也纳巫师来说是好的案例（他可能还注意到，在俄语里，“pol”指“性”）。

3. 出色的黑人学者和组织者。七十岁，但看上去只有五十。黝黑的脸，灰色的山羊胡子，细密的皱纹，大耳朵——活像埃米尔·詹宁斯很契合地扮演的一个穿便服的白俄将军。花斑的手。才智横溢的谈话者，带有旧世界的气息。Trés gentilhomme. 吸特别的土耳其香烟。其他更重要的方面，迷人，杰出。告诉我，他去英国时，在海峡渡轮上被列为“陆军上校（Colonel），因为他护照上的名字附加有“Col. ”。

4. 我旅馆里只穿衬衫的男人。当我晚上十点穿过过道回房间时，他伸出粉红色的头，提议睡前喝一杯。我不想得罪他，于是我们坐在他的床边，喝点威士忌。他显然厌烦得要死，想从我敷衍的陪伴中捞更多。开始跟我讲，絮絮叨叨地，都是他在佛罗里达的蔗糖生意，他来瓦尔多斯塔的理由（雇黑人劳力），还有他工厂的许多鸡零狗碎。我的整个身体就像一个大大的哈欠。我不停地偷看手表，想，再给他十分钟，我就上床睡觉。我在口袋里摸火柴，用

于在亮灯的门廊里采集蛾子的小药盒掉了出来，滚到地板上。他捡了起来，说道：“可能是我的，我用它们采集蛾子。”原来是昆虫学家，一度跟我工作过的美国自然历史博物馆有接触。我不再看表了。这是我第二次被如此愚弄（第一次是在波士顿的地铁，被福布斯教

授骗）。

5. 大块头男人，学院校长。他做的第一件事是以最精微的方式讨论勃朗宁的《我最后的公爵夫人》《鹰的羽毛》。他让学生用教名称呼他——他叫我麦克纳博，因为他发不准我的名字。他用一辆惨不忍睹、快要散架的小汽车去给罗斯福夫人接站，这是他工作日用的，却没有开他那豪华的帕卡德，整个社区为之震惊。妙趣横生地谈论他的祖父，一个邦联英雄——接着又让我读他就这个主题写的东西——你知道的，家庭回忆录——写得很差。此外却是一个最出色的绅士，跟我一样自我中心。

6. 普尔曼“休息室”（其实是厕所）的老人。跟两个很能自我克制、不苟言笑的列兵滔滔不绝。主要的用词就是“天啦”“见鬼”和“操”，每一句收尾时都一股脑儿涌出来。可怕的眼睛，黑黢黢的指甲。不知怎的，让我想起俄国“chernosotenetz”那种好战派。仿佛回应我一闪而过的念头似的，他开始对犹太人一阵猛攻。“他们和他们尿裤子的孩子。”他说，接着对着面盆就是一口痰，却差了好几英寸。

我收集的还有很多，但这够了。我喜欢在床上写作。非常感谢你邀请我们去过感恩节，但我筋疲力尽——我的经济也筋疲力尽。从欣赏等角度说，我的旅行（我会在十二月三日至十二日重新开始）是一次很大的成功，但经济上却是一次失败，因为我的学院没有支付旅费。

非常想见到你。有一天我见到威克斯了［……］他会在一月号上发表我的一篇小说和一首诗歌。

你的

弗

第100封信

［邮戳日期为一九四四年六月九日下午］ 

亲爱的邦尼：

我在医院接到你的信，由于下面这些奇怪的情形，我住到了这里：

在进攻日那一天，某种“杆菌”误把我的内脏当作了登陆场。在靠近哈佛广场的一家小型香肠店里，我吃了某种弗吉尼亚火腿，然后在博物馆愉快地研究一只标本的生殖器，那来自加州克恩县的哈维拉。突然我感到一阵恶心。告诉你，我那时身体相当好，我还带了网球拍，准备跟我的朋友克拉克（棘皮动物——如果你知道我想说什么）在傍晚时分打一局。突然，正如我所说，我的胃叽里咕噜地往上泛酸。我设法跑到了博物馆外面的台阶上，想把前面那块草地作为我可怜的目标，可还没来得及到那里，我就在台阶上呕吐出杂七杂八的东西来：几片火腿，一些菠菜，一小块土豆泥，几口啤酒——一共八十美分的食物。剧烈的痉挛折磨着我，我勉强挨到厕所，一阵棕色的血污又从我悲惨身体的另一头喷泻而出。我有一股英雄气，强迫自己爬上楼，锁好实验室的门，又在克拉克的办公室留了字条，取消了网球比赛。然后，我三步一吐、五步一晃地往家走，路人看了很开心，心想我这对进攻的庆祝也太过分了。

亲爱的邦尼和玛丽，你们该注意到，前一天薇拉带德米特里去纽约了，德米特里要做阑尾炎手术（原计划安排在七号星期三，今天是星期四，没有任何消息，我非常担心 *）。如此，当我终于爬到家里时，我是多么孤独无助。我模糊地记得：我脱掉了衣服，上面全是上吐下泻弄得一塌糊涂的污秽物；我躺在房间的地上，对着我的废纸篓又吐了一阵火腿和血污；在一阵一阵的痉挛中，我想去打个电话，可它在那架高得出奇的钢琴上，似乎遥不可及。我设法把那玩意儿刮到地上，这一最终成就让我有了点精神，于是拨起了卡尔波维奇家的电话号码。

还有一点：那天早晨卡尔波维奇夫人给我打过电话，说她刚把丈夫从他们在佛蒙特的农场带过来，他们在那儿过周末，然后他就生重病了。此外，回来后他们才想起，多布任斯基 （画家）和妻子要从纽约过来，在他家过夜，他们忘得一干二净。她想知道，我是否了解多布任斯基一家，又絮絮叨叨地描画悲惨的景象，担心多布任斯基跟他的妻子把一个空房子弄得底朝天。我告诉她，跟克拉克打完网球后我就去。

所以，当她听到我对着电话筒喘气、请求帮助时，她说：请不要扮小丑——这是幽默大师们经常遇到的事——我费了老半天说服她，我要死了。顺便说一句，我还对着话筒吐了一次，我想这种事情以前从未发生过。她终于意识到出事了，于是跳进汽车，十多分钟后，她见到了瘫在房间角落里的我。在整个一生中，我从未经受过如此剧烈而丢人的痛苦。她叫了救护车，转眼间出现了两个警察，他们想知道：1. 这个女人是谁，2. 我服的是何种毒。这种浪漫情调对我来说太过分了，我狠狠地骂了他们。然后他们着手把我弄下去。那担架跟我们的楼梯间不配（美国效率），于是我在大呼小叫、歪歪扭扭中，被两个男人和卡尔波维奇夫人架下了楼。几分钟后，我到了一个可怕的房间里，坐在一张硬椅上，旁边一个黑人婴儿在一张台子上嚎叫——这正是剑桥市立医院。一个医学院的年轻学生（也就是说，仅仅学医三个月）采取的是荒谬的中世纪的方法，他把一根橡皮管插到我的鼻子里，试图给我洗胃。结果是，我的左鼻孔里面太窄，什么也没法通过，右鼻孔又是S形的（这是一九二〇年剑桥大学拳击比赛的结果，我进了半决赛，然后被击倒——一根软骨严重受损）。因此，一点也不奇怪，管子没法进去——同时我当然疼痛万分。我明白了那个不幸的年轻人绝不称职，便坚决要求卡尔波维奇夫人把我带走——去哪儿都行，事实上还签了字保证承担拒绝救助的一切后果。之后，我经受了最严重的呕吐和别的——滑稽的是，你在厕所里不能同时做这两件事。于是上吐下泻轮番进行，一刻不停。

卡尔波维奇夫人想起来，傍晚六点钟（已经快到点了）有医生要去看望她生病的丈夫。于是她叫一个瘦小的、老大不情愿的员工把我送上出租车，又经过一番难以置信的折磨，我发现自己躺在卡尔波维奇家客厅的沙发上，正在五条毯子下发抖。我彻底崩溃了，那个医生（不错的家伙）到来时，他既摸不到我的脉搏也测不到我的血压。他开始打电话，我听到他说“十分严重”“一分钟也不能耽搁”。五分钟后（可怜的卡尔波维奇给晾在了一边，而迷路的多布任斯基夫妇则在梦魇般的陌生街上漂泊）他安排好了一切——瞧！我被送到马修·奥布里医院 （薇拉去年住过，肺炎），半私人病房——另“一半”是位老人，因严重的心脏问题奄奄一息（我整夜睡不着，他一直哼哼唧唧ahannement .在跟某位不知是谁的“亨利”说了诸如“我的小乖乖，你不能那样对待我。好好待我”之后，他死于黎明时分——这一切很有趣，对我很有用）。在医院，两三夸脱的盐水注入了我的静脉——我躺在那里，吊针一直插在前额，过了一整夜和昨天大半天。医生说，这是食物中毒，并叫它“出血，结肠炎” 10。与此同时，德米特里正在纽约开刀，我跟薇拉说过要立即把情况告诉我，因此我担心，她联系不上我会怎么想。也许电话压根儿就没法工作——若是昨天接到我音讯的卡尔波维奇夫人（我忘记问她了）没有把它复位（它躺在地板上，散架了）。这里的事情停当后，我刚给薇拉写了一封详细的信，我想她最好要知情，免得没完没了地误解和瞎猜。一通注射后，昨天下午，医生看我状态好了，我告诉他我饿了。五点钟，给我送来了以下晚饭：一杯菠萝汁，浓汤，意大利烩饭（如果我拼写正确），培根（培根！），还有漂在罐头奶油里的罐头梨。这也是美国（医院）效率的一个方面。虽然我觉得，对前一天差点死于中毒的人——仍在床上便盆里便血——来说，这样的食物是最不应该碰的，但我太饿了，于是吃了个精光。此时我被转到普通病房（不顾我的反对），那里的收音机喋喋不休地播放着节奏强烈的音乐、香烟广告（声音发自肺腑地嗲）和种种插科打诨，直到（晚上十点）我对护士咆哮说，把那玩意儿关掉（让医务人员和病人又惊又恼。这是美国生活中一个很奇怪的细节——他们其实并不听收音机，每个人实际上都在说话、干呕、狂笑、跟［非常迷人的］护士打情骂俏——一直如此——但显然那玩意儿发出的不可思议的声音［除了在别人家里以及旅行时在车厢里偶尔听过一阵外，这确实是我第一次听到收音机］某种程度上构成了病房里的人们的“生活背景”，因为声音一停止，立即完全安静下来，我很快就睡着了）。今天早晨（星期四，八号）我感觉很好——吃了一顿很不错的早餐（当然啦，鸡蛋煮得很老），还想洗个澡，却在走廊上被逮住，强行按到床上。现在我被用轮椅推到了阳台上，我可以在那里抽烟，享受我的死里逃生。我希望明天能够回家。

好了，就是这样。我亲爱的，谢谢你安排五百美元的事。我会给怀特夫人写信，我（三四天前）已寄了一则短篇给她。五月二十五日康奈尔的“酒会”上，我朗读了这篇小说，相当成功。这笔钱来得un moment très propice。我不得不跟援助作家协会——纽约的一家俄国机构，阿尔达诺夫老弟筹备的，还有津济诺夫——借了二百美元。针对阿尔达诺夫在Nov[yi] Russk[ii] Journal上的最新一篇文章，我写了批评文章，他很大度地接受了。

我现在又精神抖擞地写小说了，希望两个月后完成。我非常喜欢你关于俄国妇女著作的文章 。最新一期的《纽约客》有一篇很棒的佩雷尔曼的作品——还有那首关于夏洛克·福尔摩斯和雪的诗歌。近来我特别喜欢魏尔伦——“Mes h.pitaux”之类的作品。可薇拉对这些事容易焦虑，因此如果你联系得上她，叫她不要赶回剑桥——完全没有必要，因为我很好——她那样太费事了。卡尔波维奇夫妇或许会为我准备接下来两三天的食物。

［被纳博科夫划掉］

［在页边］

不对，我看到你的信是从韦尔弗利特发出的。我想你们已经回纽约了。向你俩致意。我们还不能确定暑期的计划，但我预感很快会见到你们。你的身体怎样？你还不碰酒，酒，酒吗？以前我担心你的身体，后来接到你的信，我猜你已经好了。对吧？

你温柔的  弗

    薇拉跟安娜·费金住一起，西104街250号

［被纳博科夫划掉］

编者按

导言：亲爱的邦尼，亲爱的沃洛佳；或，亲近与分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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