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赵久然办公室的桌子上、窗台上都摆放着不同品种的玉米棒，书柜里陈列着玉来种子做的手工拼图，名片上赫然印着一只卡通超级玉来。玉米，融入了赵久然的生活，已成为他生命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赵久然，男，1983年毕业于北京农学院（本篇下称“农学院”）农学专业，现任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二级研究员，玉米DNA指纹及分子育种重点实验室主任，兼任农业农村部玉米专家指导组组长、国家“农作物品种DNA分子身份体系构建”重点项目首席科学家等职务。当选中国作物学会副理事长、北京作物学会理事长等；入选全国杰出专业技术人才、全国农业杰出科研人才等；获国务院全国粮食生产先进工作者、全国创先争优优秀党员、中国种业十大杰出人物等荣誉；荣获国家科技进步奖一等奖1项、二等奖1项。
忆往事，铭记母校恩
光阴如校，弹指一挥间，大学毕业近四十年的赵久然回想起农学院的求学经历，深有感触地说：“农学院培养了我，教给了我扎实的专业知识；我也因农学院与农业结缘，为我的职业生涯和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
赵久然的老家，在京郊一个偏远山村平谷区熊儿寨乡。1979年，他考入北京衣学院。当时的北京农学院，因为刚刚恢复高考招生，各方面条件都比较简陋，但对于赵久然这个上大学之前从没有走出过县域的农村大学生而言，学校的一草一术、一事一物都让他充满了新奇。教学楼旁的丁香、连翘、珍珠梅灌木丛，高大挺拔的白杨树，时至今日，还今他记忆深刻。对当年的授课老师他依旧记忆犹新，比如，教植物学的万悸燕老师，教遗传学的聂依农老师，教植物生理学的刘基厚老师，教作物育种的蒋作甫老师、王寒老师、翟凤林老师，教作物栽培和耕作的尹建豪老师、冯树桐老师、陈学珍老师……1979年学校食堂伙食和现在相比可能不算太好，但相比赵久然小时候在家里吃的则好太多了，良好的伙食也让他从入学时的l米55长到大三时的1米75。
赵久然是踩着录取分数线考入农学院的，与其他同学相比，在许多方面都有不小差距。特别是在英语方面，在他26个字母还没有认全的时候，很多同学已经在看全英文小说了，还有的同学啃起了厚如砖头一样的托福（TOFEL）英文书籍。但不服输的赵久然通过学习追赶，在四年级的研究生入学考试中，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成为全班唯一考上硕士研究生的学生。
下乡蹲点，科研为生产服务
1986年研究生毕业后，赵久然被分配到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作物所从事玉米科研工作。他没有赶潮流出国，而是主动提出到玉米主产区的北京市延庆县下乡蹲点、搞玉米科研，一干就是6年。6年间，他不但出色完成了研究所交给他的多项任务，而且从生产中获得了很多切身体会和思考，也让他树立了“理论与实践结合，科研为生产服务”的理念和“从生产实践中寻找研究课题，再将研究结果及时反馈于生产实践”的科研思路。他在与农户的广泛接触和深入交流中，切身体会到在所有的农业技术之中，农户对良种的需求是最迫切和持久的。在同一块地，同样的栽培方法和投入，使用优良品种和优质种子，就能够让农户每亩①增产几百斤；反之，如果买到假冒伪劣种子，就可能导致农户严重减产甚至绝收。因此他萌生了想法：将未来的主要研究方向定位到良种培育和种子真伪鉴定这两方面上，这也正是他日后取得突出成绩的两个方面：一是培育100多个玉米优良品种，通过国家审定，并通过科企合作的方式，都在生产上得到了大面积推广，成为培育品种和在生产上应用品种数量最多的玉米育种家；二是构建了已有十万多个样品的全球数量最大的玉米DNA指纹库，并在品种试验、审定、品种权保护、司法鉴定等多方面得到应用。
建设玉米研究中心，成为全国科研育种强所
1996年，北京市农林科学院为了加强玉米育种和产业化，决定成立玉米研究中心，筹建工作由赵久然负责。他主动提出不要事业费，想探索出一条由科研成果转化产生效益再反哺科研发展的思路。很多人一听没有事业费，都打了退堂鼓，到1997年4月玉米中心正式成立时，只有4名科技人员愿意和他一起到“自收自支”的玉米中心。他带领团队从无到有，求实创新。到2000年时，首批2个育成品种通过了审定，之后加大示范和产业化力度，也逐步产生了效益，形成了自我造血的良性循环机制。
在研究中心发展过程中，他提出了“以科研为基础，以需求为导向，以创造价值为核心”的理念和“立足北京，面向全国，紧盯国际前沿”的发展思路。到“十一五”时期，研究中心已基本建立起自己的玉米创新体系，并经农业部有关部门评估，入选全国农业百强所，在全国1000多个农业科研院所之中位列第54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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