先给李白画一个素描
李白到底什么样儿呢？一般人却只是凭想象去猜想。也有些画家去画李白的，但也只是从李白的作品里去揣摩李白的性情、精神、爱好，而想着画罢了。李白真正什么样儿？我们试从李白自己以及他同时的人的记载里去找找看。
当然，这些记载是不完全的，因而我们也不可能构成一幅完整的李白的肖像。然而有几点，却是可以肯定的：
李白*特别的是两只眼睛，这一点给人印象很深。对李白很崇拜的诗人魏万，曾经跑了三千多里，就为的去找李白。据他的记载是“眸子炯然，哆如饿虎”（眼珠剔亮，大得像饿虎的眼似的）。李白另一位朋友崔宗之也有诗道：“双眸光照人。”可见这一点是公认的了。
李白*喜欢谈。在崔宗之的同一诗里就说：“清论既抵掌，玄谈又绝倒。分明楚汉事，历历王霸道。”这是说他爱发议论，能谈哲学，熟悉汉高祖、楚霸王那样的历史故事，又能谈一套政治理论。据李白自己的记载，他一个本家弟弟李令问曾经醉中问他：“哥哥的五脏都是绣花缎吗？要不，为什么开口就说得那样漂亮，下笔就那样哗哗不止呢？”他也大笑，自己承认了。
李白喜欢穿紫袍子。他曾在金陵（现在的南京），把自己的紫皮袍拿去换酒，“解我紫绮裘，且换金陵酒。酒来笑复歌，兴酣乐事多”。他也曾穿着这紫皮袍去看朋友，“草裹乌纱巾，倒披紫绮裘。两岸拍手笑，疑是王子猷”。这是说他潦潦草草地把黑纱在头上一缠，紫皮袍随便一穿，人们见了，是一阵哄笑，竟以为是晋朝那位爱看雪景又*有豪兴去访友的王子猷呢。这两处都是他自己的记载。
李白还常带着刀子。这是因为他会武术，也杀过人，恐怕还在过下层社会组织。崔宗之的诗里就说他“袖有匕首剑”。
又因为李白曾经长期间学过“道”—— 中国道士那一套的“道”，所以他有一套道士的制服，魏万曾这样记载。他经常带着道书，以及道士炼丹用的药等，他同时的一个诗人独孤及就这样记载着他的行装。他自己的《夏日山中》诗说：
懒摇白羽扇，裸袒青林中。
脱巾挂石壁，露顶洒松风。
他的《山中答问》诗说：
问余何意栖碧山，笑而不答心自闲。
桃花流水窅然去，别有天地非人间。
这就更给人一个印象，真是飘飘欲仙了。李白是不是真是一个不关心人民的“神仙”人物呢？不是的，如果那样，他就不配称为中国一个大诗人了，而且，如果那样，他也就不会为人民这样热爱了。但这样的误会，是容易发生的。关于这，以后要详细谈到。
这就是我们对他的几个可靠的具体的印象：大眼睛，挺精神，喜欢穿紫，带着短刀，有道士服装，也有道士的书和药，各地游荡，爱好谈论，人们看去，仿佛是仙人。
李白求仙学道的生活之轮廓
一点也不可忽视的，同样作用着李白的精神很深的，就是道家思想。
一般地说，中国诗人很缺少形而上的思想背景。这缘故也很简单，因为中国诗人多半被拘束在儒家的传统之下。儒家又*实用不过，儒家未尝没有形而上思想，但是绝不注重，孔子就不常说“性与天道”“命与仁”，因此受了儒家思想而表现在文艺里的也就毋宁是儒家所提倡的家人父子的感情、闲适豁达的风趣，却很少表现出是接受自儒家的形而上思想。再说，儒家思想彻头彻尾就是一种人本主义（Humanismus），因此谈不到天道；谈不到天道，哪能成为一种形而上思想呢？道家则不然。被推为道家的《圣经》的《老子》，就处处谈天道的。
李白从小接受着道家的熏陶。就他自己说的“五岁诵《六甲》 ”，《六甲》就是道宗末流的一种怪书，《神仙传》有“（ 左慈）乃学道，尤明《六甲》，能役使鬼神”的话可证。他又说“十岁观百家，轩辕以来，颇得闻矣”，轩辕也正是道家所托，所谓黄老。在他《赠张相镐》的诗里，则有“十五观奇书”的话，儒家正统的书不能算奇书，奇书就又是道书一类了。可见他直至这时读书还是在这一个系统之下。
大概在他十五岁左右吧（因为他有“十五游神仙，仙游未曾歇”的话），他就和一个所谓“逸人”东严子的隐于岷山。一隐就是好几年，也不到城市里去，却养了成千的奇禽，都训练得能够一叫就来，可以从他们手掌里吃东西，竟一点也不怕他们。李白自己说这事曾惊动了广汉太守，便亲自来看了一番，觉得他们俩一定是很有本领了，于是便招呼他们出山，但他们却偏没有答应。李白自己说这是他“养高忘机，不屈之迹”（《上安州裴长史书》）。我们所注意的却不是他们如何训练鸟了，而是李白在早年如何受训练于道家。
李白这故事，不禁令我想到就是到现在，在码头车站上也还常截获有些十几岁的小孩子要入山学道的事。在李白虽然说得颇郑重，但在我们闭目一想，实在也是这样中了魔的小孩子之一而已。不过不同的是，现在的小孩子中魔没有他那样深，如果就李白的立场说话，也就是还没有他那样的根底。再一点不同，就是现在的小孩子总有父母拘束着，一走失了，会去着急地找的，似乎李白没有这种幸福，好像他求仙学道的开始，也就是他漂泊跋涉的开始了。从此，他再没有谈到过他的家。从诗文里看，他也就似乎从此没有家了。然而他和现代儿童顶大的不同，乃是在他这“奇书”“逸人”的作用，影响到他的生活，影响到他的事业，成就他做一个大诗人。
他有许多求仙学道的朋友，用李白自己的话说，便是“结神仙交”（《冬夜于随州紫阳先生餐霞楼送烟子元演隐仙城山序》），比较重要的，按着时候的先后，方才提过的东严子不用说，次是元丹（就是丹丘生）、元演、紫阳先生、盖寰、高尊师、参寥子。以地方论，和李白学道上有关的地方是四处，也按着时候的先后排列，岷山是第一处，其次便是河南的嵩山，再次是湖北的随州（就是江汉一带），更次乃是齐（山东）。倘若像现在人夸说留学过牛津、剑桥、柏林、耶鲁似的，那么，李白也可以说就是住过岷山、嵩山、随州和齐的了。
他和元丹丘是什么时候认识的，我们不很清楚，但我们知道他们曾经在嵩山同学过道。他有诗说：
……
畴昔在嵩阳，同衾卧羲皇。
绿萝笑簪绂，丹壑贱岩廊。
晚途各分析，乘兴任所适。
……
——《闻丹丘子于城北山营石门幽居中有高凤遗迹仆离群远怀亦有栖遁之志因叙旧以寄之》
下边又接着说：“仆在雁门关，君为峨眉客。”查李白到山西的一年是他三十五岁的时候（开元二十三年，公元七三五年），而且中间他还到过随州，那么这一段生活一定在他三十五岁以前了。不过他和元丹丘的认识一定还早得多，这是没有问题的，因为他在《上安州裴长史书》说到益州长史苏公夸说他“此子天才英丽，下笔不休，虽风力未成，且见专车之骨。若广之以学，可以相如比肩也”之后，便又提到郡督马公夸说他的话：“诸人之文，犹山无烟霞，春无草树。李白之文，清雄奔放，名章俊语，络绎间起，光明洞澈，句句动人。”接着则以故交丹丘作为见证，称为“亲接斯议”，我们知道他写这封信的时候是他三十岁左右，对丹丘却已称为“故交”，则其早可知了；他举的两件事，头一件是他二十岁的事，第二件虽不必同时，但也应该相去不远。总之，可见他和丹丘生是一对老朋友了。因此，他时时刻刻有寄丹丘生的诗，或者追忆他们一块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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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长之先生对于中国文学的研究，在现当代的学者中卓然独立，似乎很少有学者能够与其比肩。 虽然他只活了69岁，从事学术研究和创作的实际岁月不足40年，可留下来的论文，单就中国文学的研究已有600余篇，10余种学术专著。其作品数量惊人，跨度极大，从上古文学到现当代文学都有所涉猎，涵盖了多个领域的几乎所有重要作家。其研究所及，几乎就是一部完整的中国文学史，实际上这也正是他的毕生渴望——用尽心血撰写一部像样的中国文学史。他的论著质量也非常高。长之先生去世后，其著作没有被人忘记，被汇成文集，许多专著被多家出版社争相出版，有的一版再版，像他的《孔子的故事》现已有二十多个版本；有些著作还被译成英、俄、日等国文字在海外流行，有着极高的学术声誉。 长之先生的中国文学研究，虽然精彩纷呈、风姿各异，却也有着统一的风格，带有长之先生特有的烙印，这些烙印散见于论文，更鲜明地集中体现在他研究作家的传记中。也因此，长之先生虽然集诗人、学者、批评家、翻译家于一身，却往往被一些学者称为传记文学作家或传记式文学批评家。 长之先生的传记式文学批评简单概括起来有这么几个突出的特点： 其一，是视野开阔，能够把传主的生平事迹、学术成就、后世影响，不仅置于当代的背景，而且置于中国的文学长河中审视，尤能放在世界文化的大背景下考察，并给以透彻明了的说明。 长之先生会多种语言，学贯中西，他常言有三个向往的时代，“这三个向往的时代：一是古代的希腊，二是中国的周秦，三是德国的古典时代”。在叙述传主生平的时候，他往往以这三个时代为参照。谈孔子，他开宗明义说：“二千五百年前，也就是公元前六世纪左右，世界上几个古老的文明国家都呈现了灿烂的古代文化，一些杰出的学者和思想家就是这种灿烂文化的代表。在希腊有自发唯物论的奠基者泰勒斯（约在公元前六二四至前五四七年）和辩证法的奠基者赫拉克利特（约在公元前五四〇至前四八〇年），在印度有佛教的创始人释迦牟尼（约生于公元前五五〇年），在中国有孔子（公元前五五一至前四七九年）。”谈司马迁的历史观，他说：“一个历史家的可贵，首在有一种‘历史意识’。有历史意识，然后才能产生一种历史范畴。历史范畴是什么呢？历史范畴就是演化。凡是认为一切不变的，都不足以言史。自来的思想家，不外这两个观点：一是从概念出发，如柏拉图，如康德；一是从演化出发，如亚里斯多德，如黑格尔。司马迁恰恰是属于后者的。用他的名词说，就是变，就是渐，就是终始。”叙及李白的才气，他比照说：“倘若说在屈原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理想（Ideal）而奋斗的，在陶潜的诗里是表现着为自由而奋斗的，在杜甫的诗里是表现着为人性而奋斗的，在李商隐的诗里是表现着为爱、为美而奋斗的，那么，在李白的诗里，却也有同样表现着的奋斗的对象了，这就是生命和生活。”对于李白的豪气和才气，他说：“李白诗的特色，还是在他的豪气，‘黄河之水天上来’，这是再好也没有的对于他的诗的写照了！在一种不能包容的势派之下，他的诗一无形式！或者更恰当地说，正如康德（Kant）那意见，天才不是规律的奴隶，而是规律的主人，李白是充分表现出来了。” 文学传记中对于人物的评价描述，颇近似于物理学中的定位。物理学中对于物体的定位，原则是参照的坐标越多，审视的高度越高渺，定位就越准确。现代物理的定位系统已发展为多个卫星高空定位。文学传记对于历史人物的评价描述也是这样，囿于一隅一时，坐井观天，是绝对写不出好的传记来的。正如庄子所说：“夫水之积也不厚，则其负大舟也无力。覆杯水于坳堂之上，则芥为之舟，置杯焉则胶，水浅而舟大也。” 阅读长之先生的传记文学，你能够感受到他丰厚的学术根基、雄阔的学术视野，他对于中国文学和世界文化了如指掌，随手拈来，参照比较，得心应手。唯其站得高远，比照观察的对象丰富，故其叙述能高屋建瓴，挥洒自如，对于传主的生平、学术、影响的判断也就格外精准，这是一些盲人摸象、目光如豆的传记作家所难以比拟的。 其二，是他的文学传记富于浓郁的感情色彩，耐读，有兴味，具有抒情性。长之先生主张：“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他不但把自己的个人的偏见、偏好除去，就是他当时的一般人的偏见、偏好，他也要涤除净尽。他用作者的眼看，用作者的耳听，和作者的悲欢同其悲欢，因为不是如此，我们会即使有了钥匙也无所用之。”但他又说：“具体的，以我个人的例子来说，我是喜欢浓烈的情绪和极端的思想的”，“以感情作为批评态度”，“以写出感情的型作为*高文艺标准”。他说：“感情就是智慧，在批评一种文艺时，没有感情，是决不能够充实、详尽、捉住要害的。我明目张胆地主张感情的批评主义。” 如果说，长之先生主张的前者是对于一般传记作家的要求的话，那么，他所主张的后者则是张扬着自己的要求，体现了他的个人色彩。 写传记时跳入传主的世界不易，与传主同悲欢，进一步诉之于有浓烈情感的文字更不易。为什么呢？因为传主是有感情的人，文学艺术家传主的感情较之一般人更是敏感丰富，否则他们怎么能写出感人的作品呢？但感知一个伟大灵魂的情感，即使不是另一个伟大的灵魂，起码要相去不远。所以古人说：“音实难知，知实难逢，逢其知音，千载其一乎。”庆幸的是，有着丰厚学术根基的长之先生恰恰同时也是诗人，也是散文家，是一个在感情上敏感而丰富的人。他多思善感，读《红楼梦》可以热泪盈眶；重校自己的《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关于李陵案的一章，竟然“泪水一直模糊着我的眼”。他自己就是美学中“移情”的典范。所以，就“批评家在作批评时，他必须跳入作者的世界”，“就宛如自己也有那些思想和情绪”而言，他与一般的传记文学作者并没有区别；但以长之先生的性格，以他的感情的批评主义的理论和实践而言，他的传记文学所表现的感情色彩就较之一般的传记文学要强烈张扬得多。由于他具有语言天赋，他的笔锋又足以传递出那感情的浓烈，阅读他的传记文学就很容易感同身受，被其强烈的抒情性所吸引、感染。 其三，他的传记文学能够把学术性和通俗性有效地结合，雅俗共赏，老少咸宜。长之先生的许多传记文学起初是作为通俗读物出版的。《孔子的故事》自不待言，《韩愈》在民国时期被列入“中国历代名贤故事集”，《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曾在《国文月刊》上连载，《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由三联书店以“中国历史小丛书”形式出版。但它们又有很高的学术性，不失为严谨的学术性著作。七万余字的《孔子的故事》，脚注多达二百三十九条，几乎每页都有相关的脚注，引书达几十种之多，可称言必有据。《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作为大学本科研究《史记》的必读书目，其中第一章的附录《司马迁生年为建元六年辩》在一九五五年还被一个叫刘际铨的人剽窃在《历史研究》上发表。为此，长之先生致信郭沫若，《历史研究》杂志发表声明致歉，而“司马迁生于建元六年”遂成为司马迁生年研究中的重要一说。他的《陶渊明传论》发表后，遂在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古典文学界掀起了讨论陶渊明的热潮。 关于通俗读物的写作，长之先生有热情，也有明确的追求，那就是宋人所说的，“凡立言，欲涵蓄意思，不使知德者厌，无德者惑”。他一生的论著其实也都本着这一原则。但他很谦虚地表示：“至于做到做不到，自己却不敢说了。” 眼下读者所见到的长之先生关于文学家的传记式批评，共有六种，它们是《孔子的故事》《司马迁之人格与风格》《陶渊明传论》《韩愈》《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以及《鲁迅批判》。但长之先生所写成和计划想写的其实远不止这些。已经成文发表的古典文学长篇论文还有《屈原作品之真伪及其时代的一个蠡测》《孟轲之生平及时代》《西晋诗人潘岳的生平及其创作》《李清照论》《〈琵琶记〉的悲剧性和语言艺术》《关汉卿的剧作技巧》《洪昇及其〈长生殿〉》《章学诚精神进展上的几个阶段》《刘熙载的生平及其思想》《红楼梦批判》等；至于专著，尚有《杜甫论》《李商隐论纲》等未完成。后二者是早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长之先生撰写《道教徒的诗人李白及其痛苦》时就立志要写的。可惜天不遂人愿，虽然长之先生已然有了充分的构思，完稿指日可待，可由于某些原因，戛然而止。关于杜甫的传记，只留下提纲；关于李商隐的传记，只来得及写了论纲——均成了《广陵散》，给后人留下无比的遗憾和悬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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