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晓菲，1971年生于哈尔滨，在天津长大，哈佛大学比较文学博士。现任哈佛大学东亚语言文明系中国文学教授、哈佛东亚地域研究院主任。主要研究领域为中古文学和文化、书籍史及比较文学。著有《秋水堂论金瓶梅》（2003）、《“萨福”：一个欧美文学传统的生成》（2004）、《赭城》（2006）、《烽火与流星：萧梁王朝的文学与文化》（2007）、《神游：早期中古时代与十九世纪中国的行旅写作》（2011）、《赤壁之戟：建安与三国》（2021）等。参与撰写《剑桥中国文学史》《牛津中国现代文学手册》，合编《牛津中国古典文学手册（公元前1000 年—公元900 年）》并执笔其中部分章节。2012 年度获哈佛大学卡波特奖。

只有当我们看到陶渊明是多么深刻地植根于文学和文化传统，我们才能更好地理解和欣赏他对传统的革新。手抄本文化的世界变动不居，而这种流动本质在我们的古典文学研究领域尚未得到正确的理解或重视。我们将会发现，陶渊明的诗歌文本，即使在诗人逝世之后，仍被后人不断地生产和创造。传统意义上那个“真正的陶渊明”，只是陶渊明众多可能的形象之一。

——田晓菲

“校书如拂尘，旋拂旋生”，“尘几”是对校勘与编辑的完美比喻，也象征着我们对嘈杂无序的手抄本世界的云游。本书为田晓菲的学术成名作，旨在探讨读者如何积极主动地参与对“陶渊明”的生产和创造，从而勾勒出手抄本文化中的陶渊明形象被逐渐构筑与塑造的轨迹。通过检视文本传播的机制与历史，作者展现了中国中古时期文本的流动性，以及手抄本时代的文本如何因为后代的需要而被重新建构和变形。

因为传播媒介——纸张——的脆弱易毁，中国的早期手抄本大多已经绝迹了。唐与五代保留在敦煌的抄本，因为干燥的沙漠气候和偏远的地理位置而得以幸存，是十分特殊的例子（此外，还有少数存于日本、韩国的唐写本）。但是，我们还是可以从同时代的文字记载里，一瞥手抄本发生变化的过程，从而认识到手抄本文化的流动性本质。在这里，我们举两个例子，一个例子是作者本人发现他的作品被抄写流传之后变得几乎无法辨认，另一个例子则讲

述一个女子如何补订她负责抄写的文本。

先让我们看看第一个例子。唐代诗僧贯休为他的一组《山居诗》写下这样的序言：

愚咸通（860—874）四五年中，于钟陵作山居诗二十四章。放笔，稿被人将去。厥后或有散书于屋壁，或吟咏于人口，一首两首，时或闻之，皆多字句舛错。洎乾符辛丑岁，避寇于山寺，偶全获其本：风调野俗，格力低浊，岂可闻于大雅君子？一日抽毫改之。或留之、除之、修之、补之。却成二十四首。亦斐然也。

贯休的序言使我们看到，这些诗篇好像诗人的后代，刚一出生就被带走，直到长成之后才回到父母身边，而父母几乎认不出来这就是他们的儿女。诗人对自己的作品完全失控：当他看到和听到自己的诗句时，他发现它们充满了“舛错”；只有依靠偶然的机会，原作者才得以“全获其本”。

贯休遇到的情况在手抄本文化中是常见的现象。据《北史》记载，公元六世纪中叶，阳俊之曾经“多作六言歌辞，淫荡而拙，世俗流传，名为阳五伴侣，写而卖之，在市不绝。俊之尝过市，取而改之，言其字误。卖书者曰：‘阳五，古之贤人，作此伴侣，君何所知，轻敢议论！’俊之大喜”。这位阳俊之是北朝著名文人阳休之（509—582）的弟弟；阳休之不是别人，正是陶渊明文集最早的编辑者之一。在这则故事里，我们再次看到作者对自己的作品失去控制。只不过阳俊之因为被书贩子当成了“古之贤人”而感到万分高兴，所以，他很可能最终没有修改写本中的谬误。

引　言
杜诗与韦氏妓：手抄本文化中读者与文本的关系
“求真”的误区
生尘的几案

第一章　得失之间
见山与望山
有人夜半持山去
得与失
乱　曰

第二章　“先生不知何许人也”
正名：五柳先生与六朝隐逸话语
重构五柳先生：传记四种

第三章　失去的田园：归陶
不受欢迎的植物
“颇为老农”
饮食与文字

第四章　饮食、死亡与叙事
得　仙
何有于名？
阅读到天黑
文化想象的版图和燃烧的文字

第五章　成　器
中空的羞耻
荣　木
清算与盘点
紫葵的悲哀
无　成

第六章　实/ 石证
栗　里
场所与空间
“吐痕尚新”
石头记：一个关于文学的寓言

结　语

附录一　文本的历程
附录二　清醒的阐释：《述酒》
附录三　陶诗选评
引用书目
中文版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