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存真集：纪念陆林先生》：
用了这么多文字叙述两部书出版的全过程，绝无意为陆林评功摆好，而是意在说明，陆林在我们三个人亲密合作的过程中，他凭着他的才智、学术功底和缜密思考，才使这两部书的质量得以保证，他的核心作用是绝不能低估的。
其二，关于《中国小说学通论》。接受这项任务，我深知它和“学术指南丛书”一样都是一项庞大工程的组成部分。很快，我知道这个项目派给我做又和陆林向安徽教育出版社大力推荐我去承担有关。这个项目刚刚落实，我就发现，诗学、散文学、戏剧学的主撰人都是这方面的大专家，我深深觉得忝列其间实在不够格儿，所以还是强烈要求陆林加盟。但陆林却婉拒了，也许是他手里有太多的活儿要做，也许是让我“锻炼”一下。不过他还是推荐了南师大的李忠明博士加盟。最后，参与撰写这个大部头的小说学通论就有了罗德荣、孟昭连和李忠明。当进入具体操作时，我还是请陆林提供意见，今天人们看到这部书的大框架，即“五编一导言”就有陆林的很具体的建议在。在我们设定的小说观念学、小说类型学、小说美学、小说批评学和小说技法学中，他特别强调，后三编一定要互补相生，因为其中有很多交叉的问题，既要分工又要互补。今天记忆犹新的是，在他的电话中说了这样一句话：“导言。您一定要自己执笔，全书立论是否成功和导言有密切关系！”就这么一句话，给了我太大的压力。因为一开始我的顾虑和担心就是对自己的怀疑，我能否驾驭这样的“学”与“通论”呢？我虽然在粉碎“四人帮”后参与过南开中文系的《中国小说史简编》的工作，但是对“小说学”，却视之为一块陌生的地带。所以受命编著“小说学”，乃是一次对小说文类认知的转型。更何况，此套中国文学四大文体之学的“通论”还是一个国家级“八五”重点图书规划之一种！当时，我最重要的方法就是密集地与陆林交换意见，并听取他的各种建议。直到我惶惶然下笔写作“导言”时，才一步一步明晰地认知到，小说学似应看作对小说研究的研究。这就要求我们必须在更高的理论层次上对小说这一叙事文类的理论与实践进行整体性、全局性的观照与把握。在我记忆中，我写这篇“导言”可能费时近两个月，其中仅确立导言的章节我都会和陆林“通气”，听取他的意见。最后，我拿出了六万字的草稿给陆林过目，我仍似小学生向老师交卷子一样心存忐忑。直到他寄回我的草稿，其中就有一二十处经他修改和润饰的地方。后来他在给我的电话里我印象最深的是，他说：“您的导言再和各编内容前后呼应！”现在看《中国小说学通论》一书，从建构到出版“幕后指挥者”竟然是没有撰述者、策划人署名的陆林先生。所以我在这部82万字的大书“后记”上才明确地点明：“在《存真集：纪念陆林先生》的稿约、酝酿和建构框架等方面，除参加《存真集：纪念陆林先生》写作的李忠明、罗德荣、孟昭连诸友外，陆林兄出力最多，所以《存真集：纪念陆林先生》是不折不扣的集体努力的结果。”后来，安徽教育出版社的这套书多次获教育部及其他单位授予的奖项。而这部小说学通论一书理所当然有陆林一份功劳、一份荣誉，他对这部书同样投入了他的心血和智慧。在今天，我回忆往事时，仍然难掩激动、感到温暖和自豪。因为我深切地感悟：当师生关系进入一种不分彼此，相互承担，共同追求美好而崇高的事业时，那才是师生情化为一体的境界。
一般地说，文学的研究有四种“方式”“方法”，即文学的文献学研究，文学的历史学研究，文学的美学研究，文学的哲学研究。这四个层面的研究，每位研究者都有所选择、有所侧重，也有个体兴趣的追求。我的文学文献学研究功底太差，带研时第一门课即“类书与丛书”，那是从我的导师许政扬先生那儿学来的；第二门课讲的是我喜欢的“中西方文学方法论研究”，这和当时的方法论热有关。可是陆林在读硕时即在文献意识、文学修养和文学品位等方面，具有当年学子中难得的优势。前面我提到的陆林关于“元曲四大家”中郑为何人的几千字的文章，就因为资料翔实，辨析充分，很快就得到戏曲研究界的肯定。
我在不可抗拒的自然规律支配下，已无力细读陆林多年来的学术成果了。但是他的《元代戏剧学研究》和《金圣叹史实研究》，是我最看重、也是他的真正成功之作。而他辑校整理的《金圣叹全集》（六卷本），则全面地展示了陆林的知识系统、实证精神和积极追求新知的学术品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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