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可见，除了四川本土之外，在其他地区关涉杜甫的场合，杜甫得谥“文贞”对于人们来说，同样是一个很强的记忆，并值得大加称颂。而至正八年（1348）以后，顾瑛在《草堂雅集》中收入张雨《赠纽怜大监》一诗并跋，无疑进一步推动了为杜甫请得赐谥一事在吴中一带的流播。
而另一方面，围绕杜甫的请谥与追谥以及其他与之并行的文化活动，能够在“更化”之后迅速成为话题，除了外部有利的文化环境之外，更离不开主导者也速答儿本人积极地传播与扩散。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就是他委托此前因草拟《降伯颜诏》而名动士林、此时官任江西儒学提举的范汇作为自己的代言人，向当地名儒刘岳申求取《西蜀石室书院记》，试图借此以托“不朽”。
尽管文中未有明确的写作时间，但也并非全无线索可寻。首先，根据前文所引苟斌《重修怀忠堂记》、文礼恺《金华书院记》的记载，也速答儿所建之草堂、墨池两座书院在至正元年（1341）冬时规制已具，由此可知，石室书院的建立作为同一时期的文化举措，亦应以此为时间下限；其次，受也速答儿之托、实际前往请记之人，正是此前起草《降伯颜诏》的范汇，当时他只是平章的馆客。而在这篇“书院记”中，作者刘岳申称其为“江西提学”，可见此时范汇已经出仕。伯颜被黜发生在顺帝至元六年（1340）十二月，次年即宣布改元“至正”。因此，范汇能够获得官职、被称为“江西提学”，必然要在至正改元之后。
将上述两条线索结合来看，也速答儿委托范汇向江西名儒刘岳申求取《西蜀石室书院记》的时间，大约就在伯颜被黜、至正改元之年。因此，从也速答儿主动“请记”之举已经可以看到，这位蒙古大监对于朝廷文化风气转向的敏锐捕捉。然而这里仍然想要就这一举动展开进一步讨论：“请记”是一方面；委托何人前往“请记”则是另一方面。也速答儿对于范汇这位受托者的选择背后，是出于怎样的考量？若要回答这一问题，就需要首先明确范汇在当时的特殊意义。
范汇，字朝宗，庐陵（今江西吉安）人。他以客居京师的布衣身份参与起草罢黜伯颜的诏书，也正是凭借在至正年间获得官职，产生了很大的影响，而后长期活跃于江西一带。刘诜的《丽泽斋记》是现存对范汇生平最详细的记载，我们可以据此粗略勾勒出他早年的经历：
庐陵范君朝宗，少居乡，慷慨有大志，日与其朋游，读书为文，而又亲其胜己者。因其所居斋，扁曰“丽泽”，盖深有取于《大易》朋友讲习之道也。及壮，游京师，客于公卿之门，所交皆天下士，相与讲习，皆唐虞三代纲常伦义、礼乐诗书之大端。侍书学士虞公，大书“丽泽斋”，明以勖之。君博交深资，朝切暮磋，如是者有年。①
由此可见，范汇约出生于元成宗大德初年，②少年时代居于乡里，性格豪爽，志向远大。他经常与志同道合的朋友们一起读书作文，对比自己优秀的人尤其亲近。范汇三十岁左右，为了寻求更多的机遇，来到京城，客于公卿门下。此时的京城聚集着很多和他一样来自四面八方、胸怀理想的文士。他们一起研习学问，谈论的都是上古治世纲常伦理、礼乐诗书这些重要的方面。时任奎章阁侍书学士的虞集对他十分赞赏，亲题“丽泽斋”的匾额以示勉励。此后若干年里，范汇一直像这样广交益友，切磋学问，不断积淀自己。
元顺帝至元六年（1340）这场罢黜伯颜的宫廷政变直接改变了范汇的人生轨迹。他以一介布衣的身份介入元代后期最重要的政治事件之中，成为元廷罢黜反儒“权奸”的重要参与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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