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文弼的教育活动与贡献
姚远
（西北大学西北联大与大学文化研究院/科学史高等研究院）
有关黄文弼的研究［1-8］，国内外相关专著、报纸、期刊论文，以及硕、博士学位论文等不下百篇。然而，有关其在西北联大—西北大学时期的教育和学术活动却鲜见研究与报道。
一、考古委员会委员兼历史系主任时期
黄文弼在校期间积极参与学校教育管理。曾于1942年8月31日出席国立西北大学民国第三十一年度第十四次教务会议；于1943年2月22日出席国立西北大学民国第三十二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于1944年9月12日出席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三年度第一次校务会议；于1944年9月14日出席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三年度第一次教务会议；于1944年12月8日出席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三年度第二次校务会议；1944年出任国立西北大学出版委员会委员，参与编辑出版《西北大学丛书》和《西北问题丛书》等。1947年任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六年度毕业生就业指导委员会委员，刘季洪校长任主任委员，张贻侗、许重远、徐朗秋、马师儒等21人任委员。1947年任国立西北大学民国三十六年度招生委员会委员，刘季洪校长任主任委员，张贻侗为副主任委员，高明、许重远、徐朗秋、马师儒等23人任委员，郑致和任总干事。在陈石珍代校长和赖琏校长交接之际，他是参与更替交接的主要教授之一，曾在1942年4月23日作为主要教授代表在欢送陈校长茶话会上致辞。对陈校长在校于经济方面量入为出；于校纪方面，能始终持以严正态度，功成不居，即时隐退等表示肯定［9］。后在赖琏上任不久即被聘任为历史学系主任。他还在1947年3月29日的国立西北大学欢迎新教职员、青年从军返校同学及一年级新生茶会上，作为三名教授代表之一发表讲演，勉励诸生敦品励学，以负起建设西北新文化之使命［10］。
黄文弼为西北大学历史学科特别是考古学专业的奠基人之一。1937年9月10日，国立西安临时大学正式成立，黄文弼由中央古物保管委员会驻西安办事处委员受聘为其文理学院历史学系讲师。1938年1月10日出版的《西安临大校刊》第四期《本校教职员录》“历史系”表内有：“黄文弼，讲师，住西安市府学门二十五号。”估计*迟在1938年5月学校南迁汉中之后，改任西北联大文理学院历史学系教授，并任西北联大历史学系考古委员会委员，前往陕南城固汉博望侯张骞墓调查。同时，接受中英庚款委员会的资助，开始第一、二次西北科学考察报告的写作。1941年起，担任西北大学历史学系四年级导师，同时被聘任的历史系导师还有丁山教授（四年级），易忠籙、杨兆钧教授（三年级），杨向奎教授（二年级），辜勉教授（一年级）等［11］。1942年9月在赖琏校长任内（1942.05—1944.08），被聘为国立西北大学历史学系主任。1942年10月1日出版的《国立西北大学校刊》第2期，以《本校新聘教职员》为题做了报道［12］。1947年5月在由国立西北大学历史、边政两系同学发起的考古学会上，与王子云、冯永轩教授分别做出工作指示，经决定确立工作计划两项：一是利用星期例假时间，分赴市区附近各地从事各项考察工作；二是利用暑假时间，赴甘肃洮河流域考察［13］。1947年9月赴北平研究院工作，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系务由杨兆钧教授代行［14］，但仍兼任西北大学历史学系教授，1948年7月出版的《西北通讯》，仍有“历史学系 名教授有黄文弼”［15］。
黄文弼在校期间，在历史学系和边政学系，曾开设过秦汉史、魏晋南北朝史、美术史、蒙元史、西北边疆史、史学史等课程。他的历史系学生向玉梅1969年9月教师节前夕在台北回忆：“黄文弼教授，一身中山装，不知穿了多少年，两袖发亮，肘下裂缝，我们望着他的衣服，常常联想到博物馆的陈列品。黄教授教的是边疆史，我们这些缺德鬼，常说教授的衣服没有边疆。他上课从来不说闲话，讲授材料之丰富，治学态度的严肃缜密，令人由衷敬佩，他口才虽不佳，声音又低，可是我们上他老先生的课，却是全神贯注，肃静无声，下课之后，我们会不由自主地反省到自己的浅薄和读书不切实际。”［16］除了有丰富的课堂教育实践之外，黄文弼还数次面向全校做学术演讲，校刊有记载的诸如《成吉思汗的战略战术》（1944-12-07）、《边疆问题十讲》的第一讲《新疆十四民族》（1944-12-24）、《洮河流域考察之观感》（1947）等。他也非常注意在学术研究、考察中的人才培养，1946年出版的《班超》一书就是他与西北大学历史系学生、后留校任历史系助教的罗郁合著的，罗郁也曾被学校派往青海考察。黄文弼于1946年9月的洮河流域考察和考古发掘，也携西北大学历史系甘肃籍学生刘迺平、高习之二人随行，协助一切考察事务。他第一次西北科学考察，也有5名学生随行。1957年他在新疆考察时，甚至还带有5位民族干部，让他们边干边学，对其刻意培养。
二、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兼边政系主任时期
黄文弼是我国边疆教育以及西北大学边政学科的开拓者之一。早在1933年10月初旬，他即以教育部特派员身份，“随视察新绥路汽车路线之斯文 赫定等一行赴新疆考察教育”，考察了伊犁、迪化、吐鲁番等地的俄文法政专门学校等教育机构，提出提高新疆人民知识和“普及教育，语言必须沟通”，减少“各民族仇杀”［17］，“对教育文化作实力之援助，及沟通各民族之感情”［18］，“恳切希望政府能予以设备上之援助”［19］等建议。
他从1941年起，任教育部第二（1941年）、四（1944年）、五届（1945年）边疆教育委员会委员，与顾颉刚等作为历史学界代表，利用多次边疆考察所得经验，为边疆教育的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他先后于1941年6月、12月，1942年12月、1944年1月，数次参加边疆教育委员会会议，先后参与了《拟请教育部实施边疆教育督导制案》等150余件提案的审议，全程参与了国民政府统治管理边疆教育的工作。据《西北大学校刊》报道：1941年6月，他赴重庆“出席教育部边疆教育委员会第二届第一次会议，12月又出席二届二次会议，并滞留川中”，“此次在会议中多所建议”。该会为边疆教育咨议之需要，负责研究边疆教育之推进方案、办理原则及各项实际问题，聘请学者专家组成，曾决议“在西南、西北各大学内，设置有关边疆问题的课程或科系，本校前来于边疆教育，或有新设施云”［20］。这是西北大学设置边政学系的*早信号。此后，黄文弼积极参与了西北大学边政学系的筹备，终于在1944年经教育部批准成立了全国两个*早的边政学系之一（另一个是中央大学）。其旨在“建立边政学之体系，研究治理边疆的原则，检讨边疆所发生的实际问题，推进边政之事业”［21］。该系于1945年正式开学，聘任教育部第二届边疆教育委员会秘书也是第四、五、六届委员王文萱为主任、教授。开办之初，时任历史系主任的黄文弼积极参与了边政学系组织的首场学术报告，于1944年12月24日，“应国立西北大学边政学会邀请，在边政学系作《边疆问题十讲》的第一讲《新疆十四民族》，听众甚为踊跃”［22］。1946年12月，他在参与边政学系迎新时，与杨涤新、郑安伦诸先生相继训话，勉励边政系各同学“步武马伏波（马援），效法班定远（班超）为边疆服务之精神”［21］，“以传教师之精神，传播中原文化，造福边疆人民，言语恳挚，同学莫不感奋”［23］。在他与其他教授的努力下，到1945年1月，西北大学边政学系“对于课程之规定、文物之设备，力求落实”，“必修科目已定为边政学概论、中国边疆史、中国边疆地理、边疆语文（分蒙藏回文，任选一门）、人类学、民族学、语音学、考古学、边疆社会调查等。选修科目则有二十余门。必须修满一百五十学分以上，方得毕业。系方甚至专门从第一战区长官部借来蒙古高头骏马，上骑术课，练习野外调查本领［24］。文物方面，已搜集佛像数幅、蒙藏回文书籍约二十种，文物二十余件以备学生参考”［22］。就培养目标和对学生的基本要求，黄文弼提出：“边政学系牵涉至广，在学科方面，以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考古学为主，以政治学、法律学、边疆史地、边疆语文、地质学等为副，在技术方面，本系同学要会骑马术、游泳术、摄影术、绘画术等。”［21］我们从中隐约可见黄文弼骑着马或骆驼在沙漠、戈壁、河流上艰苦工作的身影。学生们每年6月前后，利用暑假，都要前往甘、青、新等省实习，深入“蒙藏维三族集中之区域，做实际调查与研究，俾达学以致用之目的”，1947年6月16日即为该系三年级学生出发实习之日，学生早在图书馆、阅览室、自修室作了资料预研准备，“系方早就准备妥了旅费、用具——车辆、服装、药品、照相机等”，在“晨光曦微中乘长车直向甘、青、新等省而去”［21］。教师们也自编工具书和教材用于教学，1944年冬，边政学系杨涤新副教授与外文系俄文组等合作，编成国内首部《维汉字典》，于1946年11月由学校出版组出版。1944年10月，继王文萱教授，他出任边政学系教授、主任；1945年11月10日，已成为边政系三教授之一（黄文弼、杨涤新、郑安伦），并在迎新会上首先讲话（黄文弼的历史系主任已由陶元珍教授继任）［23］。1947年3月14日，已正式以边政学系主任身份在迎新会上讲话，并“陈述本系发展计划”［10］。至1947年，边政学系已有87名学生，除部分统考录取者外，几乎全部为复员青年军，按教育部规定在战后重新回到原校学习。“除原有维文、藏文两组外，去秋增设蒙文组，藉以造就蒙、维、藏（三组依次则加修日、俄、英三文，藉以辅助）各族文字之专门人才。”“计划（1）奖励边地及蒙藏优良人才之投考，藉以培植边疆人才；（2）充实边政研究室，便于师生之研究，并刊发研究报告，编译名著，编辑字典（已编印《维汉字典》一部）；（3）大量搜集有关西北边疆问题之各项图籍文物，以供参考；（4）注重边疆实地考察工作。”［15］
三、教育贡献
黄文弼是我国*早的两个高等学校考古专业的奠基人之一。这也许是一个历史的巧合。我国*早和*具代表性的两个高等学校考古专业——北京大学考古学专业和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考古学专业的诞生，竟然都与黄文弼、徐炳昶相关。以同出一源的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西北联大为契机，两支高校考古力量实现了一次历史性交集。1924年北京大学国学门考古室建立，1927年夏天徐炳昶、黄文弼（后均为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历史研究所主要成员）作为中方代表与斯文 赫定共同参加第一次西北科学考查团，标志着北京大学考古学科的诞生和重要发展；1938年5月西北联大成立考古委员会，建立文物陈列室，并以北平大学—北平研究院驻西安碑林研究员徐炳昶为指导，黄文弼等具体参与的张骞墓发掘、主导的一系列西北科学考察和考古发掘，标志着西北联大—西北大学考古学科的诞生和重要发展。由此建立了扎根西北的我国第一个大学考古学科，培育了西北*早的一批科学考古人才。
黄文弼是践行西北大学“公诚勤朴”校训的典范，论“公”——他以胸怀天下为公、以胸怀祖国为公、以捍卫国家权益为公、以防止珍贵文物外流为公，当外国人要在中国的考古遗址上竖起外国旗帜，他义正词严地予以阻止，还力阻德国汉莎航空公司单方面取得中国西北航空权；论“诚”——他对于考古事业的虔诚，到了如醉如痴的程度，他从辨识古物开始意识到野外发掘和考古调查的重要性，便决计将此生献给在当时来说相当艰险的这一事业，此后他做学问的态度也是绝对真诚的，为一个“据说”或“可能”，可以不惧艰险千里去实地反复求证；论“勤”——考察中他拉着骆驼行进在戈壁上，晚上写考察记录到深夜，甚至连年旅行而不习惯于定居，在城固常常秉烛至凌晨二三点，仅四次西北考察行程即达38000千米，一生笔耕不辍，达数百万字，真可谓行万里路，写万卷书；论“朴”——诚如刘半农描绘其在西北考察中，“此公傻”“瘦骨一撮不胜衣”“身披一身老羊皮”“不看江南之绿杨，而探绝漠之红柳，天炎饮绝沙如焚，人驮平等匍匐走”［25］，虽籍贯江南，但其韧性却一副十足朴实的西北汉子，晚年更是拄杖而行，受四人帮迫害，身心俱损，凄凉而逝。就是这样一位天下为公、真诚勤奋、朴实无华的瘦弱学者，成就了蜚声世界的伟大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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