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像一匹受伤的狼，当深夜在旷野中嗥叫：鲁迅传》：
按说游玩是人的基本天性，鲁迅在东京之所以极少游玩，既是迫于经济压力的无奈之举，也是为了追求更高理想、理智压制天性的结果。鲁迅在弘文学院，每月只有学校发给的3元零用钱，除这3元收入之外，基本没有其他收入，只在1903年将译稿《月界旅行》“以三十元出售，改了别人的名字”。这3元钱，鲁迅除买些廉价的樱花牌之类的香烟外，大部分买书了。那时“跑书店”是鲁迅在东京的日常功课。当时神田一带有数以百计旧书铺，号称书店街，这种状况一直延续至今，现在叫作“神保町书店街”。除神田外，东京帝国大学所在的本乡一带书店也很多。从弘文学院到神田或本乡，也就是3公里的距离，步行半个多小时，十分方便，因此“跑书店”也就成了鲁迅乐此不疲的事情。常和鲁迅一起跑书店的许寿裳回忆：鲁迅“读书的趣味很浓厚，决不像多数人的专看教科书；购书的方面也很广，每从书店归来，钱袋空空，相对苦笑，说一声‘又穷落了！’”在“弘文”时期，鲁迅跑书店的收获很大，有社会科学著作：穆勒形式逻辑的名著《名学》，孟德斯鸠的《法意》，耶林的《权利竞争论》，斯宾塞的《群学肄言》；有历史文献：《摩西传》《西方东侵史》《世界十女杰》；有新报刊：《译书汇编》《清议报》《新民丛报》《新小说》；还有一些日文书籍，如拜伦的诗、尼采的传、希腊神话、罗马神话，此外还有一本线装的《离骚》。仅1903年4月鲁迅托朋友从日本一次带回的书籍就有12种共27册。买书、读书让鲁迅获得新知，也不可避免地让鲁迅囊中羞涩。既然买书已经让鲁迅“穷落了”，他自然无法再有其他支出，毕竟出外游玩不是免费的晚餐，会有交通、吃喝等必要的花费。
除经济因素外，鲁迅身上承担着兴家、强国的重任，这种强烈的使命感使他全身心地投入到学习之中，对于学习之外的休闲、娱乐、游玩等则明显排斥，对他人的跳舞、游览如此，对自己的游玩更是如此。鲁迅在日本留学7年有余，除求学的所在地东京和仙台外，鲁迅只在仙台求学期间为了探访朱舜水遗迹而到过水户，此外在一个暑假和许寿裳等一起游览过箱根。除此之外，鲁迅再不曾到过日本其他的任何地方。镰仓是日本的三大古都之一，距离东京仅有50多公里的距离，而且镰仓旁边的江之岛也相当有名。鲁迅不曾到访过镰仓，也许在鲁迅的心中，“镰仓也无非是这样”。
1903年2月，浙江同乡会刊物《浙江潮》月刊在东京创刊，后来编辑部人事调整，许寿裳从第5期开始接编《浙江潮》。许寿裳向鲁迅拉稿，“他一口答应，隔了一天便缴来一篇——《斯巴达之魂》”。除创作小说《斯巴达之魂》外，鲁迅还写有科学论文《中国地质略论》《说铂》，此外还有翻译小说。
鲁迅的这些创作和写作都有着明确的现实针对性，都是有感而作。《斯巴达之魂》的创作背景是当时风起云涌的拒俄运动，为抗击俄国的侵略，当时的留日学生甚至组织了拒俄义勇军，准备奔赴前线。因此小说欲借斯巴达人英勇抗击波斯军队的感人事迹，来激励国人去抗击沙俄的侵略，维护国家的利益。作品叙述发生在公元前5世纪希波战争中的德尔摩比勒战役，斯巴达国王率领300勇士抗击数万波斯军队的进攻，终因寡不敌众，全部战死。一名战士因为眼病未能参战，侥幸生还。按斯巴达国法“不胜则死”，因此战士回家后，其妻以自己不是战死者之妻为耻，最后以死相谏。小说歌颂了斯巴达人“一履战地，不胜则死”的大无畏英雄气概，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中写道：“文中叙将士死战的勇敢，少妇斥责生还者的严厉，使千载以下的读者如见其人！”文前鲁迅介绍自己的创作用意：“我今掇其逸事，贻我青年。呜呼！世有不甘自下于巾帼之男子乎？必有掷笔而起者矣。”
《中国地质略论》虽为科学论文，但并非只是普及科学知识之作。当时，清朝政府腐败无能，纵容帝国主义在中国开矿筑路，疯狂掠夺我国矿产资源，引起国人强烈不满。《浙江潮》从第6期起连续发文，揭露浙江省官僚高尔伊、买办刘铁云勾结帝国主义攫取矿路权的行径，浙江留学生还在上野召开浙江同乡会，声讨盗卖矿产的罪责。《中国地质略论》即创作于护矿斗争的高潮中，意在配合护矿斗争，维护国家的主权和资源。这是一篇较为系统地介绍中国矿产的文章，在介绍中国的地质分布、地质发育和地下矿藏的同时，把科学性和战斗性结合起来，文中指斥帝国主义派人深入我国内地暗中勘测矿藏分布状况，“幻形旅人，变相侦探”，对中国矿藏“垂涎成雨”，而那些民族败类“引盗入室”，因此我国矿藏日渐丧失，情势危急。作者正告那些侵略者：“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国，可容外族之研究，不容外族之探捡；可容外族之赞叹，不容外族之觊觎。”
……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