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职业只有一项，就是做老师，这个是不会变的”
钱易出身于书香门第，国学大师钱穆是她的父亲，著名科学家钱伟长是她的堂兄。1957年2月，钱易进入清华园师从陶葆楷先生攻读研究生，那时，整个清华还只有12名研究生；1959年，她以优异的成绩留校任教。至今，钱易已经在清华的讲台上度过了57个春秋。
钱易身上有许多光环和成就。作为一名优秀的水污染防治专家，1994年，中国工程院初建之时，她就当选为院士，是当时清华园中唯一的女院士；在全国人大任职期间，钱易参与推动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清洁生产促进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循环经济促进法》等环保法案。
尽管身兼数职，“但熟悉她的人都知道，不管有多忙，钱老师的日程表上永远把学生排在第一位。”钱易说，教师是自己钟情一生的事业，也是她唯一的职业——今年已经80岁高龄的她，还在讲台上亲自讲授全校公选课。
老骥伏枥：八十岁了，我还能讲课
20世纪90年代，钱易在接触“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之后深感认同，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在国内传播这一理念。1998年，“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这一课程开始在清华开设，全校学生都可以通选。
这门课后来成为国家级精品课程，由于选课人数太多，一时形成了“一课难求”的局面。于是，这门课又从一年开设一次改为一年开设两次。
最初这门课仅由钱易一人讲授，然而随着她年事渐高，环境学院为了减轻钱易身体的负担，安排了几位年轻教师共同授课，以分担钱易的教学任务。一开始，钱易并不“领情”，后来，学院从教师队伍建设的角度去开导钱易，她就“想通了”——“我想我总有一天讲不动，这样我也非常放心了，我哪一天讲不动，肯定有人可以讲。”
如今，“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的教师队伍里除了80岁高龄的钱易，又加进了三位年轻教师；看到这份事业后继有人，钱易深感欣慰。
幸遇良师：做老师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钱易对教师这个职业的向往，要从她的母亲说起。因为母亲是小学教师，每天晚上，邻里隔壁的小孩子们都要到她家里来补习功课，这构成了钱易的一段清晰的童年回忆。那是20世纪40年代初，钱易还很小，虽然还听不懂母亲讲授的内容，但母亲对学生们的关心和呵护，以及学生们和家长们对母亲的尊重与感激，都深深映入了钱易的脑海。因此，她从小就有这样一个印象，“做老师是受人欢迎的、被人需要的，是一件很了不起的事情”。
大学毕业后，钱易原本确定要去兰州工作，立志建设大西北。但机缘巧合，她被我国著名给排水工程专家陶葆楷先生招入门下，进入清华园攻读研究生。
彼时，陶先生已经是学界权威，而钱易还只是个刚刚本科毕业的小姑娘，在导师面前难免有些紧张和拘束。陶先生是无锡人，得知钱易祖籍也是无锡后，他便问钱易是否知道在无锡有一句话叫“陶钱不通婚”。钱易很纳闷，还以为是两家人有什么仇怨。陶先生笑笑回答说，不通婚是因为原本就是一家人啊！
回忆起半个多世纪前的这个场景，钱易至今十分感动。入学之初，用这种“套近乎”的方式拉近师生距离，只是陶葆楷先生“为人父、为人师、为人友”特点的一个开始。
在学术上，陶先生对钱易要求十分严格。钱易的论文白纸黑字交上去，陶先生还给她的时候常常已经改得一片红。在生活中，陶先生毫无架子，总是乐于倾听钱易的困惑，甚至也愿意和钱易分享自己的困惑与思考。直到现在，钱易老师每每回忆起恩师总会感叹“没有陶先生就没有我的今天”。
从母亲的言传身教，到陶老师的严慈并举，钱易把自己的人生也献给了教师这个在她眼中最高尚的职业。
师道传承：师不忘我，我不忘师
岁月缓缓过，钱易已经从那个初入清华园的小女生成长为学界权威，而且身上还多了许多社会兼职。
有一天，钱老师意外地收到了一封来自当年在同济大学的恩师胡家骏先生的一封信。信里写着“我知道你好多现在的近况和消息，但是我不得不提醒你，我们搞给水排水的人才难得，你有那么多的事情还能不能集中精力在这个专业上？”
数十年前，在大学毕业之际，人生面临转折的时候，正是胡老师鼓励钱易挑战困难，最终考取了研究生。数十年后，钱老师又一次收到了远在千里之外恩师的叮咛。
独立工作了多年之后，再次收到这样一封信，钱易心潮难平。字里行间，都是恩师对她的牵挂和期望。“毕业了这么多年，他也没有忘记我。”钱易很认真地给胡先生写了一封回信，信中非常详细地介绍了她在人大、政协做的绝大部分工作都和专业有关，是在不同的舞台上去开拓工作；她接着又汇报了自己在业务上的一些进展，包括手中在做什么课题；等等。胡先生回信：“这样我就放心了。”
一句“这样我就放心了”，多少牵挂！良师益友，如此模范。直到现在，只要有机会去上海，钱易必不可少的一个行程就是去拜访胡先生。
师生情谊：导学关系，关键在导师
“导学关系，关键在导师。”这是钱易57载执教的经验凝萃。她认为，导师与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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