田国强，经济学博士，教育部首批人文社会科学长江学者讲座教授。曾任香港科技大学、华中科技大学等大学兼职教授，南京财经大学名誉教授，《中国经济评论》等杂志的共同主编和《中国研究评论》等杂志的编委。1987年获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之后任教于美国得克萨斯A&M大学。现任上海财经大学高等研究院院长（2006年至今），湖北经济学院财经高等研究院、长江经济带发展战略研究院院长（2018年至今），曾任上海财经大学经济学院院长（2007—2019年）。

    在海内外从事现代经济学理论的教学与研究30多年，并对中国经济改革及制度转型保持密切关注和研究。

    1993年，与易纲一道主持编撰的“市场经济学普及丛书”（共14本）获中国国家图书奖等四个国家ji大奖。2015年，与陈旭东合著的《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获第16届孙冶方经济科学奖著作奖。2016年出版的《高级微观经济学》一书填补了微观经济学规范教材缺乏中国元素的空白，引起学界关注。2018年12月出版《田国强学术文集》（五卷本），被列入上海市“十三五”重点图书出版规划项目。

    本书是广东经济出版社和《经济研究》编辑部联合推出的大型丛书《改革开放进程中的经济学家学术自传》中的一册，作者为我国著名学者田国强教授。

    全书分为四个部分：一、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这是全书的主体部分，记述了作者迈入高校之门，师从名师，走出国门，励志治学，成为一名授业之师，思考并实践经济学教学改革等内容。二、主要学术贡献。这部分概述作者从事经济学理论研究多年的硕果。三、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在这部分，作者分4点总结了多年治学所得所感。四、代表性论文。收录两篇能代表作者学术观点和学术理念的论文，为读者了解作者提供更多的角度。

    本书语言朴实，文风清新。作者对经济学概念、学术观点等阐释得专业而不晦涩，展现了卓越的学术修养和认真、严谨的治学态度。

    一 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针对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结合

    经济学作为与中国经济改革最为密切、现实指导意义最强的学科，对推动中国过去40年的发展起到了重大作用。然而，在如何看待和探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问题上，我觉得中国的政治经济学无论是从解决实际问题还是包容性、规范性、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都有比较大的改进空间。中国的传统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差得很远，远没有形成科学体系，对解决现实问题、时代性问题（如改革开放过程中出现的许多问题）显得力不从心，有些研究结论甚至与改革开放的国策没有很好地融洽。更为严重的是，现实中也存在一种排斥一切、唯我独尊的极端倾向，这非常不利于政治经济学作为一个整体的发展及其对构建中国学派的推动。

    为此，我在2018年初写了《如何构建政治经济学的中国学派》一文，并发表在《中国新闻周刊》上。我在文中谈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理解和看法，应该怎么去发展，怎么让它更具有科学性、严谨性、时代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政治经济学本意是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体制机制转型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的一门学科。然而，当前政治经济学研究在很大程度上偏离了这个基本点，许多支持改革的理论、举措和实践及改革的成果没有被纳入政治经济学的范畴，甚至一些人将其对立起来，认为是西方的东西，让学者、从事政策研究者和领导谈改革、提建议、给举措时难以思想解放，甚至战战兢兢，缩手缩脚。如果这也是西方的东西，那也是西化，许多改革建议和举措，回头来看，尽管有许多不足，但为什么在中国的改革和发展中起到这么大的推动作用呢？这说不通。

    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不少人以传统书本教条和不合时宜的旧理念为据，用主观意识裁判现实，不能理解甚至误解中央的大政方针和许多改革举措（如市场化改革、国企改革、发展民营经济等），乃至产生抵触情绪，将社会主义的国体与改革开放的国策对立起来，造成了人们思想、理念上的很大困惑，难以形成上下一致共识，从而严重地影响中央的大政方针、决策部署和改革举措的落地，甚至动辄上纲上线，使得许多政府官员不敢主动作为和担当，学术探讨难以深入，这对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进程及现代化经济体系的建设将会产生较大负面影响。此外，中国的经济学科，不止政治经济学，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建设水平都不高，学术的原创性还不强。无论是在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还是在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方面，传统政治经济学的研究都还有很大差距。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研究要有时代性，要有利于改革开放，有利于经济社会发展。为此，在界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的定义和本质基础上，我在文中以新的“三个有利于”（是否有利于党的全面领导和执政、是否有利于综合国力的提升、是否有利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的需要）为标准，提出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这样一个更具包容性的概念。在这个定义下，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研究成果都可以被纳入进来，这样更有利于思想解放，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范畴之外。

    我在文中提出，凡从中国国情（特别是认可中国共产党的领导，这是一大优势，也是必须承认的客观事实）出发，并以马克思的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也就是实事求是，存在决定意识），采用规范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进行严谨内在逻辑的推理和论证（不见得是数学模型）来研究上层建筑（国家、体制、制度及其改革）与经济发展关系等方面的问题，都属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政治经济学的范畴。当然，尽管属于同一范畴，可能会有非常不同的理论和结论。这不奇怪，现代经济学也有许多针锋相对的理论，比如有赞成凯恩斯理论的，也有否定凯恩斯理论的，有赞成中国改革的，也有不赞成（或不支持）的。如此界定的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也是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吸收人类文明一切成果，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经济学。同时可形成最大公约数，国内外众多研究中国改革发展及其体制转型方面的学术成果都可以被纳入这一学科体系，从而增强政治经济学科的包容性和生命力，更有利于解放思想，凝聚改革和学理共识，有助于研究和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的实际问题，而不是将其排斥在政治经济学研究之外。

    这样，国内外很多学者运用现代经济学的严谨分析框架和研究方法，来研究中国经济改革发展问题的，研究推动中国制度转型问题的，研究深化中国改革开放问题的，从这个意义上讲都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从这个意义上说，我研究中国经济问题20多年，包括合作撰写的专著《中国改革：历史、逻辑和未来》，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研究的范畴。诸如钱颖一教授、许成钢教授，他们研究转型问题，我想这也是属于政治经济学的范畴。我之所以在上海财经大学主持经济学院和高等研究院，是因为我搞改革有一个办学方针，就是：中国特色、世界一流、国家急需、服务社会。说到中国特色，因为经济学一个最基本的原理就是必须在约束条件下做事，不管你是喜欢还是不喜欢这些约束条件。研究中国问题要充分考虑的一个约束条件就是中国特色或国情，就是我们在研究任何一项改革和提出应对或解决方案的时候必须要考虑到国情、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禀赋等。

    其实，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和现代经济学都是从古典经济学发展而来的经济学，在许多方面是相容的，只是研究的侧重点不同，考虑问题的角度、方式和经济问题所处的时间阶段也不太一样。马克思主义最重要的原理就是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动态、宏观、长远地考虑问题；而现代经济学主要是在市场经济体制下，人们的思想觉悟有限的情况下，考虑现阶段人们具体的经济行为和现象。因此，两者都需要研究，不能将国体和国策对立起来。中国的国家体制是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马克思政治经济学在这方面能发挥指导作用，而中国的国策是改革开放，提升综合国力。为此，需要让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让政府发挥好的、恰当的而不是更多的作用，现代经济学能发挥优术指导作用。

    事实上，马克思主义哲学基础在现代经济学中也得到体现。辩证唯物主义强调物质按照本身固有的对立统一规律运动、发展，存在决定意识，意识反作用于存在。历史唯物主义同样强调社会历史发展具有自身固有的客观规律，认为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矛盾、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之间的矛盾是推动社会发展的基本矛盾。个体（无论是个人、单位还是国家）自利性和信息不对称是当前两个最大的客观现实，也是一种客观存在。否则，中国就不要搞改革开放了。如何实事求是地应对这两大客观现实，采用什么样的游戏规则（制度、激励机制和政策）是现代经济学最关心的核心问题和主题，提出的各种激励机制就是辩证法的典型应用。

    现代经济学是研究经济发展一般规律的，在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方面具有重要作用。以现代经济学中的机制设计理论为例，其激励相容思想就是最典型的辩证法，强调对立统一运动规律。一方面，它承认个体的自利性和信息的不对称，认为经济行为人在自利倾向下有可能利用信息的不对称，做出利己而不利他的活动，对整体福利的改进形成负面影响。另一方面，它认为制度、机制是可以设计、可以调整的，通过适当的制度（游戏规则）设计（当然前提是充分考虑各类约束条件，如国情），可以将具有自利倾向的不同个体导向一个共同的目标。邓小平同志改革取得巨大成就的一个根本原因，就是构建各种激励机制，以此搞活经济。

    如果政治经济学不能解决这个主要矛盾，不能解决中国改革、发展和体制转型问题，甚至将其对立起来，那就说明这个学科还很不成熟，还没有生命力。与此同时，无论是政治经济学，还是现代经济学，总的方向应该都是朝着科学性、严谨性、针对性、现实性、前瞻性和思想性等方面发展进步的。中国传统的政治经济学离这些标准还很远。奥地利学派的经济学说也是如此。尽管其经济思想很有洞见，但是它的许多假设既没有理论证明也没有通过实验得到验证，并且没有一个基本的哈耶克定理能够阐明它的批判，这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弗农·史密斯所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只有进一步在规范化、现代化、国际化的导向下，从体系结构、核心价值、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实践功能等维度，聚焦理论体系、话语体系及学科体系构建等方面不断创新和集成，才能真正称为一门科学。

壹 从事学术研究的历程　/ 1

一　把握国家历史重大转折，走上经济学学习研究之路　/ 2

二　如饥似渴接受课程训练，打下现代经济学研究基础　/ 13

三　追随名师专攻机制设计，步入现代经济学研究殿堂　/ 18

四　埋首现代经济理论研究，获得国际学术共同体认同　/ 23

五　心系中国经济改革大计，助推中国市场化制度转型　/ 30

六　以人为本育才揽才储才，引领中国经济学教育改革　/ 37

七　聚焦中国改革著书立说，获孙冶方经济科学奖殊荣　/ 53

八　参与经济学术思想论争，激浊扬清反对极端化思潮　/ 61

九　研析良性发展制度逻辑，坚定中国改革开放大方向　/ 73

十　把握中美关系发展大局，以坚持做好自己的事为根本　/ 90

十一　需要以更大定力、更大力度进行市场化改革和开放　/ 97

贰 主要学术贡献　/ 107

一　对微观经济理论的贡献　/ 108

二　对中国经济研究的贡献　/ 109

叁 治学经验及心得体会　/ 119

一　政治经济学学科发展应具有更大的包容性，同时在研究中努力追求科学性、严谨性、前瞻性、针对性、思想性和现实性的结合　/ 120

二　现代经济学作为市场经济制度的基本理论基础，意识形态色彩不强，基准理论和相对实用理论都需要得到充分发展　/ 126

三　系统的现代经济学训练是中国经济问题研究的必要条件，应在有充分的理论准备和一定的学术积淀之后再做政策或对策应用研究　/ 130

四　中国的经济学发展与创新，应该立足中国的实践，并将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现代经济学和中国传统经济思想熔铸于一炉，取长补短、相互印证　/ 133

附录 代表性论文　/ 135

第一篇　中国国营企业改革与经济体制平稳转轨的方式和步骤　/ 137

第二篇　现代经济学的基本分析框架与研究方法　/ 1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