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星出东方，利中国。”在数千年的中国王朝历史中，观测天象的变化常被用来预测人事的吉凶。“五星聚”等特殊星象被视为天命的使者，在历代权谋斗争中往往具有重要的影响，然而其寓意并非一成不变，背后还牵连着许多秘史与隐情。 本书以“五星聚”等特殊天象为线索，以科学的方法来研究有关观测与利用星象的历史。结合天文学研究、传世文献和考古发现，对夏、商、周的时空框架以及舜禹禅让、商汤灭夏、武王伐纣等上古史事加以详细推定，对秦汉以来诸吕之乱、韦后之乱、安史之乱等重大历史风云中的隐秘史事进行深入探寻。

第一章 命燕革唐：改朝换代失败背后的秘辛

 

公元750年9月20日，太阳西斜，月亮已经从东方升起，今天是八月十五中秋。

时为唐玄宗天宝九载。余晖将尽，月朗星稀。

向东望，明月千里，满天繁星隐没不见。回头看，蓦然发现，暮光反照中，有几颗亮星闪烁其间。

在这几颗亮星里，金、木、水、火、土——太阳系五大行星——全都聚齐了。

和太阳一样，五大行星也随着地球自转每天东升西落。此时将落未落，五大行星排列在西方地平线上方，与东方初升的明月遥相呼应。

五大行星在中国古代各有专名，水星为辰星，金星为太白，火星为荧惑，木星为岁星，土星为镇星。当然，除了这些名称以外，还有很多并不常用的别称，如火星荧惑也叫赤星、罚星、执法等。

五大行星和地球一样，围绕着太阳旋转，与太阳的距离则按照水、金、火、木、土的顺序渐次拉远，各自的公转周期也长短不一。短的如距太阳最近的水星，只要88天；长的如距太阳最远的土星，需要29.5年——土星上的一年，相当于地球上的近30年——古人曾认为其周期为28年，正好像每年坐镇二十八宿中的一宿，所以叫镇星。

五大行星在各自的轨道上旋转运行，周期有长有短，同时出现在夜空而且走得越来越近，若即若离地来一场聚会，这样的机会并不常见。因为不常见，所以就会被赋予特别的意涵——这就是占星术的空间。

明月当空，唐玄宗沉浸在广寒宫里的霓裳羽衣舞，眼神在贵妃玉环的婀娜身姿里陷入迷离，然而，负责天文观测的太史监一点也轻松不起来，甚至可以说越来越紧张。

随着时间推移，除了靠近地平线的水星以外，另外四颗星走得越来越近，中秋过后，到九月初一，这四颗星的间距又缩小了一半多。

太史监知道，不论是之前距离稍远的五星并见还是现在这种距离更近的四星会聚，恐怕都不是好兆头。

 

（东汉）郗萌曰：“五星俱见，兵布野，期不出三年。”

（东汉刘叡）《荆州占》曰：“四星若合于一舍，其国当王，有德者繁昌，保有宗庙，无德者丧。五星并聚，篡弑成。”

 

“兵布野”，要么外敌入侵，要么造反起义，兵锋所指，舐血乃止。

“篡弑成”，篡位弑君，不成的如荆轲刺秦，成的如喋血玄武门。

“其国当王”，大一统的江山，王天下只有一人，彼王登基，此王就得败北。

任一条都能让人胆战心惊。

当然了，《荆州占》说的是“四星若合于一舍”，一舍就是二十八宿的一宿。严格说来，即便到10月13日九九重阳，这次的四星聚到达距离最近的时候，也只能说聚在东方苍龙七宿的尾宿和箕宿之间，相互间距离并没有近到“合于一舍”。

纸上谈兵不可取，照本宣科更要不得，是否严格地“合于一舍”，对于有心谋天下的人来说，根本不是问题。九天垂象，人皆可见。从来民间有高人，夜观天象的又岂止官方的太史监？

比如沧州的严复。

严家本是外来户。严复的祖父严承构曾任沧州司户参军，因为工作变动从此举家徙居来到沧州。不过，严复和他父亲严亮都不曾入仕，即便书香门第，大概也只是河北地区不得志的许多文人家族中默默无闻的一个。

四星聚的天象出现，严复看到了希望，他告诉儿子严庄不要错过难得的机遇：

 

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天事恒象，尔其志之。

 

由星象图可知，四星聚在尾、箕之间，严复说的是“四星聚尾”，不过，尾、箕之间也好，聚尾也罢，都不影响结论，因为星占分野中尾宿和箕宿对应的地区都是燕。

 

　　尾、箕，燕。

燕地，尾、箕分野也。

当日情势，燕地有谁？

正是后来伤了大唐筋脉的安禄山。

安禄山身兼平卢、范阳、河东三大节度使，封东平郡王，其势力范围在今河北、山西、辽宁西部一带，“既有其土地，又有其人民，又有其甲兵，又有其财赋”，军政大权尽在一人，又颇得唐玄宗赏识和倚重，杨贵妃甚至收其为养子——虽然论年龄，安禄山都能当贵妃他爹了。

“渔阳鼙鼓动地来”，严庄承父命投入安禄山麾下，作为其谋主，将给蠢蠢欲动的安禄山吃下一颗关于天命的定心丸。

 

昊穹有命，命燕革唐。

 

兴兵反唐，天意如此，王者易代，安得天下。

750年中秋前后，五星俱见、四星聚尾，五年后，安禄山反了。

755年12月16日，天宝十四载冬月初九，安禄山在范阳（今北京）起兵，号称“忧国之危”，“密诏讨杨国忠”。

十五万大军南下，承平日久的大唐被打得措手不及，几无还手之力。兵锋所指，势如破竹，短短一个月，安禄山就攻入东京洛阳。

筹备半个月后，756年正月初一，安禄山登基称帝，国号燕，又称大燕，改元圣武，自称雄武皇帝，建都洛阳。

四星聚尾，“尾为燕分，其下必有王者”——严复的占星预言看来是应验了。

“货与帝王家”的严庄风头一时无两，俨然成了称帝之后的安禄山的代言人。“既称帝，深居禁中，大将希得见其面，皆因严庄白事”——将领们难得面见雄武皇帝安禄山，有啥事都由严庄代传。

可惜的是，来得快，去得快。雄武皇帝屁股还没坐热呢，757年正月，严庄与安禄山之子安庆绪合谋篡位，患眼疾成了瞎子的安禄山被砍杀在卧榻之上。之后晋王安庆绪即位，严庄则成为御史大夫，并封冯翊郡王——想当年安禄山也不过就是东平郡王，平步青云，严庄好不得意。新皇帝安庆绪不仅尊严庄为兄，更是“事无大小，皆取决焉”。

759年，安庆绪又被史思明所杀，史思明自立称帝，建都范阳，国号仍为“燕”（为示区别，安氏为前燕，史氏为后燕）。

761年，史思明又被其子史朝义所杀。

763年正月，史朝义被擒，历时七年多的安史之乱被平定。回头看，大燕朝皇帝轮流做，好似击鼓传花，河东河西不过一两年的工夫。

严复的占星术，终究不过是过眼云烟。

严庄倒是很识时务，早在唐军收复长安和洛阳以后就知道大势已去，于是投降郭子仪，面见唐肃宗，不仅全身而退，还被授予从三品司农卿，负责仓储管理、宫苑屯田等后勤事务。

七年多的安史之乱，属于严庄的战争只不过两年而已。

窥破天机的严复给严庄指了一条乱世功名路，富贵险中求的严庄也算是得了善终，但代价也不小，仕途有惊无险的严庄并没能保住严氏家族基本的生命安全——严庄随大军南下之后，严家仍然留在沧州故地。就在安禄山称帝那一年，其父母严复和王氏、弟弟严希庄夫妇等全家都被景州长史李玮处死。

老实说，我们并不能确知在安禄山兴兵反唐的决策过程中，严庄所说的“四星聚”究竟有多大的分量。事实上，如果不是严复墓志铭的出土，我们甚至无从得知安禄山起兵前以及称帝后都曾经利用“四星聚”的天象引导舆论，宣扬安氏大燕的天命所归。

燕地固然是安禄山起家的地方，但安禄山称帝，国号取名为燕，恐怕不能说与“四星聚尾，尾为燕分”的星占谶语无关。

从史思明杀安庆绪称帝以后仍然沿用大燕国号来看，恐怕他也需要用这套星象天命的意识形态做政治动员并为自己建立合法性，所以他称安氏的大燕为伪燕。言外之意，自己才是承受“昊穹有命，命燕革唐”的天命，应天而生的那个真命天子——星象所预兆的易代革命，大燕代唐是确定无疑的事情，但取代李唐王朝的应该是史氏之燕而并非安氏之燕。

胜利者书写历史，让李唐王朝大伤元气的这场失败的改朝换代，定格在历史记忆中的只是一场战乱，但“命燕革唐”的政治号召告诉我们，所谓安史之乱，对安禄山和史思明来说，远非拥兵造反那么简单。他们对自己的定位和认知，乃是王朝易姓的天命所在；他们所冀望的，甚至是要建立一个像汉高祖刘邦那样的宏图伟业。

四星聚尾，就像严复说的，“此帝王易姓之符，汉祖入关之应”——刘邦先入关中并最终在楚汉争霸中胜出，当时也曾有五星会聚的天象发生。

事实上，安史二氏先后称帝，在河北地区士卒百姓的心目中，或许真就把他们当成了顺天应命、名实俱备的新天子。

763年，史朝义兵败自杀，曾在安禄山麾下屡有战功的田承嗣投降，还交出史朝义的母亲和妻子，田承嗣转而获封魏博节度使。

安史之乱最终得以平定，诡异的是，为了笼络人心，也在一定意义上继承大燕朝安史政权的影响力乃至政治遗产，田承嗣为安禄山和史思明父子四人立祠祭祀，四人也被称为“安史四圣”。

圣，即圣人，是中国古代对皇帝的尊称，由此不难想见民间对大燕政权和安史二氏的态度。

773年，田承嗣接受中央意见，毁了“安史四圣”的祠堂。作为交换，他也如愿成为与宰相并称的使相，并获封雁门郡王。第二年，唐代宗还把永乐公主嫁给了他的儿子田华。

不可思议的是，安史之乱平定后过了数十年，所谓“安史四圣”的影响仍然还在，只不过略有萎缩，“四圣”变成了“二圣”。

长庆初年，张弘靖任卢龙节度使。到任后发现，当地人竟然还把安禄山和史思明合称“二圣”，于是“发墓毁棺”，把坟给挖了，没想到还搞出一场群体性事件。

长庆是唐穆宗李恒的年号，从821年到824年，共四年。

以821年为准，从安禄山起兵算起，已过去66年；从“安史四圣”祠堂被毁算起，也已经过去48年。

半个世纪过去了，当年的大燕朝仍然余韵如斯。

由此不难想见，唐朝后期所面临的藩镇割据，除了表面的军事以外，其间还掺杂着民族融合、文化认同乃至宗教信仰等诸多复杂而棘手的问题，河北地区民众对安史政权的认可与怀念就是明证。

回到750年中秋前后，五大行星在暮光中同时现身，专职观天的太史监不可能视而不见，他们上报唐玄宗的是“五星聚于尾、箕”。

 

天宝九载八月，五星聚于尾、箕，荧惑先至而又先去。尾、箕，燕分也。占曰：“有德则庆，无德则殃。”

 

显然，这种说法或有夸张，事实上五星间距远超尾、箕之间。但是，我们有理由相信，定格在史书里的这种说辞并不代表唐玄宗被太史监糊弄，因为他可是见过真正的五星聚，对于五星聚是否一定代表改朝换代也有亲身体会。此是后话，暂且按下不表。

天示异象，唐玄宗是如何应对的呢？

九月初六，民间隐士崔昌向朝廷提交《大唐五行应运历》，引发一场关于意识形态的辩论及动荡。

我们知道，唐朝是唐国公李渊接受隋恭帝杨侑禅位建立的，隋则由当时身为皇太后父亲的杨坚接受北周静帝宇文阐禅位建立。所以，从法统上说，唐继承的是周和隋的国祚。历史发展的脉络，事实如此。

我们也知道，隋朝虽然统一全国，但很短命，李渊称帝事实上就终结了隋。算上洛阳王世充又拥立另一个隋恭帝杨侗给隋朝续命一年，隋朝国祚也只有短短的38年。至于北朝宇文氏的周就更是昙花一现，不过24年就告亡国，而且，所谓南北朝，那时根本就没能实现统一。

崔昌《大唐五行应运历》提出，大唐不能继承自短命的北周和隋，而应该上承武王伐纣的周和楚汉争霸的汉，大唐国祚当有千年之数。至于周汉至唐之间的北周、隋以及北周之前北朝的魏，都只不过是逢闰年时多出来的那个闰月，他们曾经存在，但根本算不得正统，不过是历史进程中的填缝剂和转场过渡。

唐王朝继承周汉还是周隋，绝不只是口水仗而已，不同选择将直接影响到国家礼制中的“二王三恪”，几个不同家族的命运更是在旦夕之间就判若云泥。

何为“二王三恪”？

中国王朝史有一种传统，新王朝建立后，要给前代王室的后裔分封爵位，赐予封邑，如武王伐纣以后就分封神农、黄帝、尧、舜、禹的后裔，被革命的殷商也得到同等礼遇。各代后裔得以祭祀各自宗庙，并在封国封地之内保留既有文化乃至政治传统，“车骑服色，一依旧章”，给予很大的自治权。当然，承认前朝，不仅是彰显新朝气象，也是为了佐证本朝的正统地位。

礼遇前朝后裔，追认两个朝代，那就是“二王”，追认三个朝代，就称为“三恪”。

“二王三恪”，属于古代礼制中的宾礼。

所谓宾，也就是以前朝为宾，他们与当朝天子的关系视为主与宾，而不是君与臣。恪，本义即是恭敬。

所谓礼遇，本是君臣，但名义上以主宾相待。1912年2月，辛亥革命后中国最后一个皇帝退位，中华民国给予清朝皇室类似优待，其中就包括“尊号仍存不废”，在逊清小朝廷内溥仪还是皇帝，中华民国待之以“各外国君主之礼”。

具体操作上，“二王三恪”可以只封“二王”或“三恪”，也可以“二王三恪”同时存在，如果只有“三恪”，称之为“三王”也没有什么不可以的。

以唐朝为例，李渊建国后，将禅位的隋恭帝杨侑封为酅（xī）国公，又封北周后裔为介国公，这就是“二王”，也称“二王后”。

武则天改唐为周以后，先是以周朝和汉朝后裔为“二王”——没错，其实武则天时代就已经驱逐过隋、北周这些闰余小朝代的正统地位——又封舜、禹、汤也就是虞、夏、商三代的后裔为“三恪”，但过了八九年，又改封隋、唐两朝的后裔为“二王”。

神龙政变后，中宗复唐，武则天的“二王三恪”被废除，恢复唐初旧制，仍然以北周和隋的后裔为“二王”。

唐玄宗即位以后，天宝七载五月，也就是“五星聚尾”之前两年，在原来“二王”基础上又追封北魏后裔元伯明为韩国公，于是“二王”变成“三恪”。

现在，崔昌《大唐五行应运历》提出法统继承的问题，“请国家承周汉，以周隋为闰”，“请废周隋，不合为二王后”，原来的“二王三恪”是时候变一变了。

唐玄宗让大家讨论。公卿集议后，说确该如此，于是“上以为然，遂行之”，找来商、周、汉三代的王室后裔封为“三恪”。两个月后，还在京城里给周武王和汉高祖立了庙，“唐承汉后”而不是“唐承隋后”就这么定了。

唐承姬周和刘汉，在王朝更替的历史中，隋以及之前的北周、北魏也就失去了正统地位。当然，原来的北魏韩国公、北周介国公和隋的酅国公也就全被废了，其中最悲催的当属北魏韩国公，公爵的名头刚刚到手不过才两年而已。

大唐继承自周汉而不是周隋，这么折腾当然不只是为了操弄几个国公的命运。对唐玄宗来说，谁是王公谁是平民，根本无关紧要。

所为何来呢？崔昌提交的是《大唐五行应运历》，最要紧的其实是这个五行。

五行学说在古代政治中的应用，认为每个朝代都代表一种五行之运，如虞舜是土德，周朝是火德，秦帝国是水德，诸如此类。

西汉以前，用的是邹衍的五行相胜说，即新王朝与旧王朝是五行相克的关系，如秦始皇统一六国终结周天子，就是水克火的胜利。

王莽篡汉以后，五行相胜被刘歆父子发明的五行相生说所取代，即新王朝是旧王朝生出来的，如王莽建立新朝取代汉朝，就是汉朝的火生出新朝的土，王莽自认为虞舜后裔，代表土德。

理论为现实政治服务，相胜说与相生说的历代细节一言难尽不及赘述，总之，到唐朝的时候，公认的意识形态是五行相生说，汉为火德也早成定论。

崔昌《大唐五行应运历》被唐玄宗采信，现在，唐直接继承于汉，汉朝为火德，所以，唐就是土德——特别要强调的是，唐的土是由汉朝之火相生而得。

之所以要强调玄宗时土唐生自火汉，是因为从李渊称帝开始，其实唐朝一直都认为自己是土德。

是的，大唐本来就是土德。

开元十三年（725年），唐玄宗泰山封禅的时候就说过“天启李氏，运兴土德”。之前武则天改唐为周，也是以唐为土德，土生金，所以武周是金德，“盖武氏革命，自以为金德王，其‘佛菩萨’者，慈氏金轮之号也”。

汉以后三国两晋南北朝，尤其是南北朝时期，各个政权互相攻诘，北朝骂南朝是岛夷，南朝损北朝是索虏，同时南北朝又都自认为华夏正统，《魏书》里干脆连前朝司马氏的东晋也蔑称为僣晋，否认其正统地位。

百年乱世，究竟谁是正统，当真是剪不断理还乱。

到唐朝建立，天下复归统一。李唐王室并没有否认从北周到隋再到唐的事实，作为最终胜利者，把他们承认的前朝依次排列，汉、（曹）魏、（司马）晋、北魏、北周、隋、唐，其中汉为火德，五行相生算下来，隋还是火德，火生土，之后的唐自然就是土德。与北周对峙的北齐，是不被承认的伪政权，至于南朝的宋、齐、梁、陈，当然就更没资格列入王朝历史的谱系。

变更五行德运，可别以为只是辩论一下发个文件的事。除了几个公爵的浮沉，朝廷正经八百的还有很多举措。比如第二年变更仪仗颜色：“天宝十载五月，改诸卫旗幡队仗，先用绯色，并用赤黄色，以符土德。”[2]再如将其作为国家意识形态在科举选拔中强力灌输：“后二岁，礼部试天下，造秀作《土德惟新赋》。”改制次年，诗圣杜甫有赋为证：

 

冬十有一月，天子既纳处士之议，承汉继周，革弊用古，勒崇扬休。

杜甫所说的处士，就是指提交《大唐五行应运历》的崔昌。所谓处士，即没有入仕的平民。

由此可见，唐玄宗大费周章地废立“三恪”，否定隋和北周的历史地位，让李唐直接继承刘汉，但改了半天，其实并没有改变原来的五行属性。

不过，虽然唐还是唐，土还是土，但经过这轮改制以后，土的内涵变了，王朝更迭的源流变了，唐的所谓天命也就有了改变。

所谓“土德惟新”，也就是“天命惟新”。秉承天象所示的新天命，正是改制的目的——之所以要这么变，背后缘由就是五星聚天文异象。

不可否认的是，史籍中并没有明确说这次改制与五星聚天象有关系，仅从时间先后推论改制是为了禳解异象示警，貌似理由并不充分。但是，请注意，崔昌之说其实并不新鲜，早在他之前就已经有了，甚至可以说他根本就是抄袭。

这个人就是儿时神童又英年早逝的王勃，初唐四杰之一，曾撰有《大唐千岁历》。

诸如“唐德灵长千年”，“唐应继周汉，不可承周隋短祚”，“魏晋至于周隋，咸非正统”等观点，全都写在王勃的《大唐千岁历》。

王勃生卒年并无确考，一般认为去世于676年，到唐玄宗天宝九载（750年）的五星聚和改制事件已经过去了七十多个年头。

说唐玄宗莫名地心血来潮要搞改制，你信吗？

说宰相李林甫没由头地扒拉几十年前的陈年旧说上陈朝廷，你信吗？

说一个所谓民间隐士的意见能直入大内还闹出这么大动静，你信吗？

也许更合理的解释是，所谓处士崔昌上书《大唐五行应运历》，原本就是唐玄宗授意所为——“土德惟新”让大唐“天命惟新”，以此承应和化解五星会聚的天象。

事实上，在玄宗时代，崔昌并不是第一个拿李唐德运做文章的人。

早在开元年间，就有人上书说唐朝不是土德而应该是金德，而且玄宗也让大臣们正经讨论过这个问题。

甚至还有把唐朝德运嫁接到南朝政权的。萧颖士是南朝梁鄱阳王萧恢的七世孙，开元二十三年（735年）进士，天宝初年补秘书正字，他就认为唐朝土德应该继承南朝梁的火德，南朝梁后面的陈则被他一笔勾销。

当然，打通南北朝的法统，这个跨度实在太大而且私情昭彰，只不过是个人见解而已，不可能被朝廷承认。但这些例子可以说明，崔昌上书改制成功，之所以能投其所好，时机非常重要。若是没有五星聚的出现，恐怕充其量也就是图谋仕进的又一次空谈罢了。

唐玄宗励精图治三十年，开元之治的盛世气象将大唐王朝推入鼎盛，举国上下一片升平。

古史百问（代序）

上部　汉唐宋

第一章　命燕革唐：改朝换代失败背后的秘辛

第二章 女主危机：从则天到顺天

第三章 炎汉三德：政治操弄中隐匿的天文背景

第四章　信任死局：三方博弈走向崩溃的旁白

第五章 走下神坛：政治预言的消解与重构

第六章 乱世枭雄：天命转移中的信口雌黄

第七章 祸福无常：五星政治学的没落尾声

第八章 秘野星踪：解读中国古代史的密钥

下部　夏商周

第九章 凤鸣岐山：商周之变中天命神话的源起

第十章 牧野之战：天命不可违与天时可逆

第十一章 姬周代商：纪事复原与年代考辨

第十二章 殷命有夏：天命镳宫与金刃生水的原形

第十三章 鸣条逐鹿：商汤伐夏桀的时空回溯

第十四章 天命玄宫：夏禹受禅与夏王朝的建立

第十五章 九州中国：夏王朝时空之辨

结语：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附录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