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季《深圳口述史》新书亮点：
1. 精心遴选了99位在科技和法治领域有代表性的口述者，梳理了深圳举办高交会、扶持民营科技企业、争取立法权、调整产业结构、法治政府建设等重大事件，生动展示了深圳坚持科学发展，实现新跨越，续写新辉煌的壮阔历程。
2. 在《深圳晚报》开设专栏刊载99期各界口述者的深圳故事，其中60名深圳科技创新的卓越贡献者讲述自己的科技寻梦故事，39名深圳法治建设的卓越贡献者讲述自己的法治故事。
3.根据“深圳口述史”的鲜活题材，拍摄《新枝》、《础石》2集纪录片，每集25分钟。
4.从2021年8月2日起，除了在深圳晚报上开辟专栏，第四季《深圳口述史：科技篇、法治篇》还在深圳+、网易、人民网、今日头条、腾讯新闻、微信、微博等各大平台进行传播，传播量达4.7亿+，引起了广泛关注。此外，《深圳口述史》专栏荣获2021年中国口述历史国际周“年度口述史项目”大奖，第四季《深圳口述史：科技篇、法治篇》音频版荣获“2022年度最佳电台奖”。
5.《深圳口述史》第一季曾荣获“深圳礼物称号”，同时荣获第二十九届全国城市出版社优秀图书二等奖。
节选一
我是在率团进行调研和扶持有发展前途的中小高科技企业的时候，无意间发现了华为。当时华为坐落在蛇口，才十几人，但技术挺超前的——华为研究出了容量大、性能好且性价比高的08型程控交换机，而市场上普遍用的还是04型的。
这是件令人兴奋的新产品，我问任正非：“国家需要这个产品，你有什么困难吗？”谈话间，任正非说华为缺至少3000万元发展资金，但他没有抵押担保，所以没有银行愿意贷款。我明确告诉他：“第一，政府不可能给你3000万；第二，政府不可能给你担保，让银行借3000万。不过，你的项目挺好，我可以帮忙说服银行。”
我会见了几家银行的行长，并把华为的情况告知对方。他们都摇头，说几十万还行，3000万太多了，给不了。事后，我从秘书口中得知，有的行长还悄悄问他，我和任正非私下有什么关系，怎么会给小企业这么多钱？秘书告诉对方，我和任正非什么关系都没有，才刚认识。
接连碰壁几家银行后，我找到时任中国建设银行深圳市分行行长惠小兵，建议他去华为实地考察。从华为回来后，惠小兵决定拿出3000万，但不能直接贷给华为。他提出，心仪华为的买方可以通过其银行贷款3000万去购买华为设备。对于华为而言，不仅钱的问题解决了，产品也能卖出去，这正是中国的第一笔买方信贷。
节选二
1998年5月，我跟随市委、市政府的主要领导去厦门、上海、大连等地考察，最后一站在大连，当时大连有个有名的服装节，带队领导见状，便问我：“深圳有什么节？”我想了想，答道：“只有荔枝节，办得马马虎虎。”
于是他提出办个科技节，我是搞科技的，自然赞成。回去后，这个想法也得到普遍认可。事实上，科技节早就在各地兴办了，深圳此时提出办科技节，怎么办出自己的特色？后来在筹备的过程中，大家讨论要不就改成“中国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有人提议，胆子再大点，变成“中国国际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会”，国家级的，最终一致通过。一切确定后，担子便落到了我的肩膀上。这个大会名称是大气，但我心里没谱。在此之前，深圳从来没办过大型展览，更别提国际性的大型展览。
于是我们计划联合“三部一院”——对外贸易经济合作部、科技部、信息产业部、中国科学院共同举办。当时先到科技部，时任部长朱丽兰说，找科技部当主办单位的省市很多，科技部的态度是只支持不主办。后来我向她汇报说，深圳高交会坚持高新技术与风险投资相结合、落幕
与不落幕交易会相结合、高新技术成果交易与高新技术产品展示和交易相结合等三大原则，而引入风险投资更是没有先例。听闻高交会意在打造一个服务的大平台，能够引进项目、资本和人才，朱丽兰当即表示科技部愿意成为主办单位。
有了主办单位，却没有场地。我们找了整整一周的时间，也没能找到一个特别合适的场地。没有，那就建一个。深圳市政府最终决定，临时建一个大型场馆，专门用来举办高交会。短短6个月的时间，高交会场馆拔地而起。
节选三
科技工业园的建立归功于深圳市政府的远见卓识。
20世纪80年代，世界上建立科学工业园区的国家屈指可数。此时我国只有台湾地区建立了新竹科技园区。不同于欧美那些由民间自发创办的科技园，它是由政府主办建设的。新竹科技园区的诞生，带动了中国台湾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这给深圳市委、市政府带来了一些启发。
同时，经过3 年建设，深圳出现大量“三来一补”劳动密集型企业，虽然繁荣了经济，但也带来外来人口迅速增加、水电供应紧张、交通和通信跟不上发展需要的压力。建设科技工业园，尽早发展高新技术产业，成为当时深圳经济特区谋求发展突破的一条重要出路。于是，深圳市政府向中科院发出了寻求合作的信号：适应潮流，在深圳建一个知识技术密集的高新技术产业开发试验基地。
1985年，深圳科技工业园成立，成为我国内地第一个科技园区。
与海外科技园区大都有数亿美元开办费相比，市政府与中科院各出1000万元的创业资金，简直是杯水车薪。然而，创业者们发扬艰苦奋斗的精神，勒紧裤腰带，边建设边上项目。园区内厂房尚未建起来前，就在八卦岭工业区租用厂房，筹办了郑园、华星两公司，进行超硬材料和电脑软盘驱动器的研制开发。1986年，长园应用化学有限公司（现长园集团）在园区内成立，属于首批广东省高新技术企业，由此，数十家企业先后在园区内开办，科技园步入滚动发展的良性循环。
深圳科技工业园的成功运营很快影响了大江南北数十个城市，成为我国“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示范基地。北京、上海、武汉这些科技力量雄厚的大城市，派人来考察，园区规划被一本本要走，深圳科技工业园也随之成为高新产业发展绕不开的一个话题。
节选四
当时的九龙海关人员不足1000 人，查验工作量大且相当麻烦。通关涉及的所有行李物品都要“人人过筛，件件开包”进行彻底检查，很多关员从凌晨两三点一直干到晚上十一二点，十分辛苦且危险。此外，有些人员还属于免查人员，对这类人员就不能开展查验工作，不然很容易引起外部单位关注，而依靠人工辨别，效率低且容易出错。因此，很多人在我们调研的过程中，都询问能否引入计算机，协助开展查验工作。
基于调查的情况，我们当时给出的意见是“可以引入计算机”。当时九龙海关提出了三个需求，第一个需求是很多通关人员信息是手写的，平时依靠翻阅，很容易出错，且无法快速辨别哪个人属于免查人员，能否利用计算机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输入名字即可查阅信息？第二个需求是通关征税的问题，平时关员都靠人工与银行沟通确定关税征收金额，能否通过计算机计算关税，解放人手？第三个需求是查阅旅客行李需要“翻箱倒柜”，工作量大且效率低，能否通过计算机
技术实现“隔包查物”？
当时我们技术人员综合调查情况后认为，这几个需求应该是可以通过计算机解决的。但当时的计算机主要功能是数据计算，而不是行政管理，很多人对此并不了解，因此，基于调查情况，当时就由我起草拟定了一个调查报告，向海关总署专门汇报了此事。海关总署给予了支持，提出在九龙海关进行计算机应用试点的意见。
节选五
2000年4月3日，北京大学和北京医科大学正式合并，组建新的北京大学，北京医科大学也变成北京大学医学部。消息见报的日子才过去短短两三天，深圳市委领导非常敏锐，打电话约我见面，提出把医学也纳入我们的合作之中。
我将深圳这个请求带回北大。时任北大校长许智宏跟原北京医科大学校长、时任北京大学党委书记王德炳说：“现在深圳发展很好，你先去看一看，我们再讨论。”
2000年4月13日，王德炳抵达深圳，本来约好和深圳市委领导第二日会面，但没想到当日晚上，特大暴雨袭来，迎宾馆门口积水，车辆根本进不来。王德炳本来想推迟这次会面，谁知对方把裤腿卷到膝盖以上，两手拎着鞋，光着脚大步地走了进来。王德炳后来特别感慨，说深圳市委领导真的非常有诚意。
对于深圳人民的医疗现状，对话中提到，有资源和能力的人生病去北京、上海，次之去广州，没路子的才在深圳看病。怎么改变深圳这种困境？一开始提出办一个医学院，但权衡下觉得这会儿办院的条件还不是特别成熟，后来经过多轮磨合，达成共识：先建一个集医、教、研一体的医学中心，将原来深圳市中心医院作为医学中心的附属医院，同时纳入北京大学附属医院的管理中。
那年恰巧遇上各附属医院的院长和医学部的领导层开年会讨论未来发展，王德炳让我来跟他们介绍一下深圳的情况。起初有些院长不愿意，认为他们在北京就有好几个附属医院，这要再加一个管不过来怎么办？王德炳站出来说：“别忘了咱们大学还有社会责任，不光是看好脚下的这一亩三分地，对于深圳这种有需求的地方，我们理应展现北大的担当。”也正是这样，院长们纷纷同意了。
2000年9月，北大和深圳市政府签署了共建北京大学、香港科技大学医学中心的协议，经过努力，成功把原来的深圳市中心医院更名为“北京大学深圳医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