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蓓 | 夏承焘日记编后杂谈
张如元先生的文章，记我父亲筹编《天风阁学词日记》《夏承焘全集》事甚详。其中讲到为筹全集的出版经费，经如元先生与金鉴才诸先生的斡旋，与温州方面多有交涉，最后的结果令人期待，那是二〇〇四年下半年的事（四月赴瓯讲演，我父亲实已露病兆）。没过数月，我父亲即卧病住院，姚斌来探望，告诉他温州方面已拟合同，一俟病愈，即可签约。不料手术失败，遽然离世。人事变数的命理，总在猝不及防中压实人生阅历。
二〇〇九年初下定决心继承遗志后，我也曾试图跟温州方面再续前缘。我的日记中有这样几则记录：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二日：“上午8:30，赴之江饭店会议中心三楼大会场开全省宣传工作会议，听赵洪祝书记报告。会场遇栾蔚萍、邵若愚。与栾讲夏集经费之事，托她想想办法。会后与曾骅（社科联副主席）谈夏集事，曰可报每年的浙江省文化研究工程项目。见温州市委宣传部部长曹国旗坐第一排，给他发短信，请他支持夏集整理之事。下午曹回短信，感谢对温州工作的支持，此事下星期再联系。但愿事情有所进展。”
二〇〇九年二月十九日：“上午去单位，打温州电话，未通。午饭食堂，饭后去杭州出版社晤尚佐文，谈夏集等事。”
二〇〇九年二月二十日：“上午上班，打温州电话未通。”
二〇〇九年四月十三日：“上午发短信联系温州市委宣传部曹国旗部长，为夏集事。回信曰与温州社科联负责人联系。”
地方政府对于文化项目，不可谓不重视。但很长时间以来，我都认为缺乏一个能够脱离刻板行政管理的常态的、健全的、连续运行的机制。因此对于政府的资助，我是有所犹疑的。尤其看到那十箱夏先生手稿，我预料这工程不可能立竿见影、一蹴而就。故而本也没抱多大的希望。找温州社科联，或不如找省社科联。后来果然在省社科联立了文化研究工程项目，经费虽然少，好歹能支付首批整理者一点薄酬。好在浙江古籍出版社领导很支持，愿意由社里承担出版经费。其间黄山书社、中华书局、上海古籍都来跟我接洽过出版事宜，终因父亲的缘故，跟浙古社有一种天然的亲近感和信任感，就不再做他想。我也理解社里的难处，因此签订主编合同时，主动放弃主编费。后来我也尽自己的力量帮助社里争取到了夏承焘日记的国家出版资助。在我的意念里，只要出版的大头解决了，别的困难都能克服。当然，后来的经历告诉我，当时的想法太过单纯。不过，如果当初想得太多，这事恐怕不一定能做成。
从立项到出版，这部日记费时十二年。何以衍期？原因很多，诸如经费短缺、事务繁杂，编委们对于这个项目基本上处于业余闹革命的状态，等等等等。作为主编，从私领域而言，这十二年正面临着人生的大难题，子尚幼而母已老，家事瓜分了我大量的时间和精力。这且不去说它，还得从公领域查找自身的责任和原因。
第一是无准备之责。我承担这项重责，是在我父亲离世后临危受命，仓促上马，匆忙立项。由于缺乏交接和前期准备，一切都是边干边摸索、边了解。一开始我以为当时接手的资料是全的，在项目进展过程中发现并非如此。夏承焘手稿所拥有的文物价值越大，收集归拢的阻力也越大。一波三折，戏剧又惊险。资料的不断发覆，带来整理工作的小返工、大返工。到二〇一五年我把统稿交到出版社时，这一稿的字数，已经大大超过立项时的预估。
第二是对困难估计不足。日记整理除了有着古籍整理所可能遇到的一切困难外，还有一个突出的困难是手稿字迹难以辨认。编委会有不少同志是第一次参与这样高难度的整理工作，初稿出来，质量参差不齐，认错的、认不全的字正复不少，因此书稿的校对周期也相对漫长。古籍社这些年承担了不少政府文化工程的出版任务，编辑工作常处于超负荷状态，这也使得这一项需要逐字逐句对照手稿照片、时常需要啃骨头的编校工作一再搁置。
第三是我想赋予整理过程别样的意义。我们的整理队伍比较庞大，之所以发动一批又一批的人来参加，一方面固然由于资料的屡次发覆，内在原因是在阅读夏先生日记的过程中，我的理念也在起变化。我注意到夏先生的词学，颇有赖于一个多方联纵、共同合作来完成大课题、大计划的“大词学”运作机制，这个机制很早就有端倪，到晚年则全面开启。我便也想将这个机制运用到夏先生自己这部巨著的整理中去。我首先集聚所在单位省社科院文史所以及浙江古籍社的力量；又联纵浙大、国美、浙工大、宁波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以及温州地方的研究力量；打破门户之见，既团结吴熊和师门下弟子及再传弟子（亦即夏门二、三代弟子），也吸收徐朔方先生门下弟子。让更多的人有机会一亲先师手泽，通过观摩手稿、逐字逐句地抄录夏先生半个多世纪的心血所得，来更深刻地领会他的道德文章，沾溉他的眼光与识见，传承他的学术精神。虽然人多往往并不意味着工期的高效，且大部分编委所做的工作量有限，但是这个过程，我相信对于每个参与此项目的人，尤其是一些青年人来说，都将影响深远。
第四是对于历史距离感的逐步认知，缓冲了我初立项时未及思考的仓促。随着深入阅读日记，我越来越深地领悟到，对于这部处于历史大变革中的漫长的个人史记来说，要将它全部公之于众，无论家属还是主编，都需要相当的勇气。前一代的历史，需要后一代去整理，因为历史需要有充足的时间距离去审视、去消化。夏先生由中华民国走向中华人民共和国，经历过不同的政权更替，以及建国后历次运动，日记中记录的一些历史事件，使用的称谓、口吻，都可能未过脱敏期；日记中的许多人物如今依然健在，即使脱略臧否，秉笔直书，也可能触人不快。从这个角度而言，现在来公开夏先生的全部日记，似乎还嫌略早。如何能够既遵从日记“存真存史”的整理原则，又能够避免因审视距离不足而造成的一些尴尬，这是让我们颇费踌躇的。但愿现在的处理，在目前的这个时间距离内，还是比较妥当的。
二〇〇九年以降，我主编的《夏承焘全集》陆续出了四种。日记是一大宗，占《全集》近一半篇幅。
重编的日记，我原本定名为《夏承焘日记》，出版社认为加“全编”二字更好，便也依从了。如果将来，遗失的几年日记能补全，是不是可以叫回《夏承焘日记》呢？我还是更喜欢这个书名。
说到夏承焘日记，必绕不过曾经出版的《天风阁学词日记》。
一九八一年，《词学》创刊，夏先生受施蛰存先生邀请，出任主编。施先生向他约稿，夏先生说近来没有新著，但有数十年日记，多与词事有关，可以付《词学》刊载。于是就由吴无闻先生具体代办，从夏先生一九三一、一九三二年两年的日记中摘抄了部分内容，名之曰《天风阁学词日记》，在《词学》第一期（一九八一年十一月出版）、第二期（一九八三年十月出版）上发表。第三期还没刊印呢，浙江古籍社出版的单行本《天风阁学词日记》（以下简称《学词日记》）就已经出版了。
《学词日记》是夏承焘日记的摘编，除了《词学》上发表的，共有三编。
一九八四年秋，由吴无闻等人抄录、由我父亲担任责编的《学词日记》初编，在夏先生八十五寿诞暨从事学术教育工作六十五周年庆之前，作为献礼赶印出版。初编摘录的日记年份始于一九二八年七月二十日，迄于一九三七年十二月末日，时间跨度十年。其间缺失了四段日记：一九二八年元日至七月十九日近八个月、一九三〇年元日至九月末日之间的九个月、一九三三年全年、一九三四年元日至九月十五日之间九个半月的日记。
初编出版后，深受海内外学界的推许。于是我父亲又继续谋划出版续集，仍由吴无闻先生负责选录，是为《学词日记》二编。摘录的日记始于一九三八年元日，迄于一九四七年尾，时间跨度也是十年。其间只有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至年终的两个多月日记有失。此书付梓不久，吴无闻先生也不幸去世了。我父亲在一九八九年写的《编后记》中说：“师母吴无闻整理先生遗著竭尽全力，日记之抄录断句，皆由其一手操办。讵料此编付梓不久，遽闻师母噩耗，震悼之余，复痛其不及见此编之问世也。”
《学词日记》第三编，即八卷本《夏承焘集》（一九九七年由浙江古籍出版社、浙江教育出版社出版）中的第七册，由我父亲和吴熊和师组织人抄录。摘录了一九四八年九月十四日到一九六五年八月末日之间的日记，时间跨度是十八年。其间也有三段缺失：一九四八年元日至九月十三日、一九四九年四月二十六日至十二月末日、一九六二年四月七日至一九六四年二月十二日。
这三编《学词日记》，时间跨度是三十八年。
《夏承焘日记全编》（以下简称《日记全编》）依据夏先生现存的手稿重新整理，在对《学词日记》跨度内的日记实行补足（补足删去的内容）、补全（补全初编缺失的四段日记、增加一九三三年日记）的覆盖外，还于首尾各增加了十三年的日记。《日记全编》起于一九一六年（夏先生十六周岁），讫于一九八五年（夏先生去世的前一年），时间跨度由三十八年延长到七十年整，十二卷篇幅近五百万字，差不多是三编《学词日记》总和的三倍。
在《日记全编》的附录里，我放了《夏承焘日记手稿版本存佚及出版情况一览表》。见表可以详知《日记全编》究竟新增了哪些年月的日记。
或者有读者会对《学词日记》究竟删去了哪些内容感兴趣，我们可以来稍探究竟。
《学词日记》以“学词”命名，以夏先生的话说，是“与词事有关”。当然这个“词”也是一个囊括了“诗”与“学”在内的一个广义。这便是选政的标准。
但经与夏先生日记原稿比对后发现，《学词日记》初编、二编执行这个标准并不严格，当选而未选的现象时有所见，有些年月发生的不是“漏选”，而是较大规模的失选。
以一九三二年十一月为例。《学词日记》初编仅摘录当月一日、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共五日的“学词”内容。但实际上这个月除了二日、十日、二十五日这三天没有“词事”可选外，其余每天都有可选内容，而且有些内容蛮重要。比如：
〔十一月四日〕 札《词例》。翻《彊村丛书》完。去年八月十八始札此书，费时十四个月，以辍作不恒也。接榆生函……附来叔雍书，谓《词律笺榷》后有季同八兄之语，未知子庚先生行辈交游有季同其人否。即作片询宽之。接松岑先生函，附来《题北堂吟韵》诗及一屏幅。
〔十一月五日〕 阅四印斋《明秀集》，札《词例》完。金代《东山词》存不多，惟此与遗山可称骖靳，后来《天籁》《蚁术》去之远矣。作白朴、邵亨贞二家年表，并札入《词例》。复曾迺敦信，附去《四库词曲校议》二本。 国学会函来，嘱自作新著提要，载《国学商兑》，余写五种。二年以内须努力完成此五书，然后作《词乐考》。
《白石歌曲斠证》十卷 《斠律》二卷，《考证》二卷，《旁谱辨》一卷，《旁谱浅说》一卷，《译谱》一卷，《遗事考》一卷，《校记》一卷，《版本考》一卷。
《四库词曲类提要校议》一卷 举正《提要》数十条。
《唐宋金元词人年谱》十二卷 浣花、重光、同叔、子野、方回、萧闲、草窗、玉田八谱。附《词林年表》四卷（唐、五代一卷，北宋一卷，南宋、金一卷，元一卷）。（眉批：后村、改之、辰翁三家谱可增入。）
《词例》八卷 韵例、声例、调例、体例、片例、辞例、字例、句例，每例分数十子目（换头入片例）。
《梦窗词后笺》一卷，《梦窗遗事考》一卷，补彊村《小笺》四十余事。
《词例》是夏先生札录数十年而未成的一部著作，四日日记说自“去年八月十八始札”。五日记录了两年内要写成五种书的计划及具体书目。此月及以后的日记，多有关于札《词例》、札《词林年表》（又名《词林系年》，与《词例》一样，同为夏先生两部用力最勤的著名的未成稿）、作《白石遗事生卒考》、作《白石行迹考》等等的记录。也有谈诗的，如十一日发表折衷新诗与旧诗的见解。又如十二日记与友人西溪祭词人祠堂事。总之，诸如此类的内容，《学词日记》显然是不容遗漏的。
不仅如此，细审十一月《学词日记》所选录的一日、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十九日“学词”内容，其中一日、十九日日记虽然摘录了，但尚有遗漏。这两日完整的日记如下：
〔十一月一日〕晴 燕京大学国学研究所学报寄来《白石歌曲旁谱辨》稿费百元一万一千余字，前交顾颉刚送往者也。以文字易钱，此为第一次。 以陈慈首《白石年谱》交胡鲁声在《之江学报》发刊。 夜代钟山出席教务会议。未札《词例》。
〔十一月十九日〕雨暖 命女生张荃取《后村大全集》注《后村长短句》。后村外，若石林、放翁、须溪、遗山，皆可命学生仿此例为之。学生中彭重熙、林衢，可从事于是。 潭秋过午饭，托其转致答陆丹林词。作《白石世系考》成。
其中，黑体字是《日记全编》根据手稿补足的，其余则是《学词日记》摘录的。看黑体字内容，“以陈慈首《白石年谱》交胡鲁声在《之江学报》发刊”“未札《词例》”；“潭秋过午饭，托其转致答陆丹林词”“作《白石世系考》成”，皆属《学词日记》漏摘。
更要指出的是，五天之中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这三天所摘的内容根本不是出自本年本月本日的日记手稿，而是误摘自下一年亦即一九三三年十一月十三日、十六日、十七日的日记手稿。按《学词日记》一九三三年日记全年缺失，据此推测，则吴无闻先生摘录初编时当未寻见此年的日记手稿，那么，这三天日记的误植是怎么发生的呢？令人百思不得其解。
无论出于什么原因，这个结果都提醒我们，即使以“学词”标准来衡量，《学词日记》所采录的资料也是不完备的，并且存在着误摘的情况。
除了“学词”内容漏选之外，为《学词日记》所弃选的内容主要可以概括为三个方面：时政新闻、交游和个人生活。对此三编弃选的程度又有所不同。
关注时政，一方面出于传统儒家知识分子的入世情怀，另一方面，也是夏先生受《越缦堂日记》影响的一个表征。李慈铭《越缦堂日记》摘录有大量邸抄。邸抄相当于古代驻京办事处邸吏们抄录的朝廷发布的朝政消息，内容包括皇帝谕旨、臣僚奏议、官员任免、地方治理等等。夏先生时代已没有邸抄，他便多从报纸中留意国内、国际大事，摘入日记。
比如一九二九年三月二十一日日记：“夜阅报。湘事未平，白崇禧在北平失踪。三全大会已开会，于右任缺席，王陆一亦辞陕省代表。不知时局究已酝酿至如何程度也。”同年三月二十七日：“阅报。湘战已发动，桂、粤皆已出兵。赣皖边境方激战，恐非一二月所能解决中国革命。呜呼！”军阀混乱时期，日记中记录的这类消息很多。
又如一九四四年八月十九日：“闻金华日军有南下企图，丽水甚恐惧。报载日机炸建瓯，或测日军目的在建瓯机场，将由浦城入闽。……阅报，衡阳外围仍激战，巴黎确已陷落。”一九四五年三月二十八日：“阅廿四五日报，东京被炸几尽，死伤六七万人，盟机万余架炸柏林，豫南、鄂北激战开始。”抗战时期，时政亦关及日本侵略国、德国等法西斯同盟国，以及美国、苏联等反法西斯同盟国。
举凡时政新闻，《学词日记》初编、二编基本不阑入（也有例外，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只选录了一句：“闻马占山已软化，可恨可恨。”）。时政新闻在建国以后表现为历次政治运动，对此《学词日记》第三编（《夏承焘集》第七册）并未排斥而基本都收录其中。
夏承焘日记所记载的交游资源异常丰富。《学词日记》所录的交游，除了与“学词”相关的人事外，其他的，似颇以声望显隐作取舍：收入了一些大家、名家信息，而舍弃了大量的交游信息。这些被舍弃的内容，亦不乏大家、名家相关信息。如一九三二年二月二十三日日记：“早过冷生，以鲁雪湘女士画菊相示。冷生旧有《题雪湘画菊》诗，云：‘雪湘颇似黄皆令，闺咏曾闻学士夸。谁识心期霜节里，白头铅泪写年华。’即录题其上。雪湘画笔早年为黄仲弢、孙仲容所赏，故冷生以梅村《鸳湖闺咏》拟之。”鲁纹字雪湘，晚清民国温州女画家，曾与夏先生为邻。欣赏她画艺的黄仲弢、孙仲容，即黄绍箕和孙诒让，晚清温州籍的两位国学大师，夏先生早年曾饱读他两家“蔘绥阁”和“玉海楼”的藏书。梅冷生年长夏先生四岁，曾任温州图书馆馆长，两人交往极密，曾一起创办慎社、瓯社，夏先生日记多所记载。按说像这样的内容不该被弃录。
《学词日记》对于同一交游对象，予取予弃，亦大抵以“学词”为标准。比如潘希真（字希真，即台湾著名作家琦君），一九四〇年的日记，《学词日记》二编本收录其二十条，弃录二十八条。舍弃的交游信息里，亦多包含许多重要的人物史料价值和相关的文献价值。《日记全编》仅交游这一块，便是一个巨大的宝藏。
个人生活包括夏先生亲属、亲戚间的往来，婚姻生活，吃穿用度，起居健康，也包括文娱爱好等。《学词日记》初编、二编对于这一块内容舍弃得比较彻底。比如一九三二年二月十二日弃录的内容：“偕内子等往内子大姨母家贺年。诣伯枢伯父，告玉书家西席不成。过林云龙。归省，大姊亦在，谈至上灯。今年母亲六十，大姊、大嫂四十。夏正正月十一予生日，约家人设筵预祝母亲寿。阿敏侄儿今年三岁，能鞠躬送予出门说‘明日早来’矣。”《学词日记》中夏先生的家庭生活仅为一鳞半爪，要了解夏、游（夏先生第一任夫人游俶昭）两家的家庭情况及夏先生的婚姻生活，还得向《日记全编》中去寻找。
夏先生最喜爱的娱乐活动是看电影，日记里多有记载，有段时间几乎有影必看，甚至一日赶两场。观影后时有点赞：“佳”“甚佳”“大佳”。有时也作短评：“午后与内子赴城站电影院看有声电影《西线无战事》。全剧散漫，比原书尤无条理。”有时也记录一下心情：“三时看电影《淘金记》，捧腹不已。”“午后往城站看电影曰《红泪影》，后数幕几欲堕泪。”其中也有不少西洋电影，夏先生认为“看西洋电影可觇彼邦风习文化”。有一天，看完美国电影《万世师表》（讲一个终身奉献给教育事业的好老师的故事），“归途心中温温然”。寥寥数字，尽见喜怒哀乐、中情摇动。这些富有人情味、接地气、与普通人一般的生活内容，一概被《学词日记》所弃录。
总的说来，《学词日记》初编、二编弃录的内容多，而第三编（《夏承焘集》第七册）弃录的内容已大幅度减少。前两编弃录的内容至少三分之一，第三编中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四日至一九六五年八月三十一日之间的十年日记（不包括遗失日记）总字数五十一万四千两百余字，弃录的字数只在两万七千四百余字）。这当然与第三编历史距离更远、思想更为解放有关。第三编（《夏承焘集》第七册）是最忠实于日记手稿原貌的，严格说来，这一编已经不能叫“学词日记”了。与前二编不同，它恢复了日记手稿的天气记录情况，时政新闻、交游等方面内容大部分选录了，个人生活方面还有一些舍弃。选录的标准比如事件是否敏感、交游对象是否重要等，都具有一定的抄录者主观判断的随意性。还有一点，选编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实行“困难回避”：因认不出某个字，或某些关节难以处理，而弃录相关句子或段落。这在三编《学词日记》中都程度不同地存在。这些回避的困难，累积到《全编》，便无从回避，必须克服。
专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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