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是作者采访海内外郑和研究的专家学者，探访郑和的遗迹，从政治、军事、航海、经贸、文化、科技、外交、宗教等领域，揭示了许多鲜为人知的关于郑和下西洋的内幕。
郑和还曾下东洋
郑和下西洋已为世人熟知，但郑和下东洋却鲜为人知了。近两年来，海内外
许多郑和研究专家开始注意郑和航海对全球的影响，而且对七下西洋的航海领域
提出了补充与扩展。因此，这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下西洋”问题，还有一个“下
东洋”的问题。
罗宗真长期从事文物考古和历史研究及考古教学等工作，曾应邀赴日本进行
考古学术交流，在海内外考古界颇有影响。罗宗真对记者称，明成祖即位后，准
备派郑和下西洋，就在郑和积极筹备下西洋时，却发生了严重的倭寇骚扰中国东
南沿海地区的事件。为了巩固边防和自己的统治，明成祖决定立即派人去日本进
行政治交涉。这一任务就落到郑和身上。郑和在朱棣夺权过程中跟随朱棣多建奇
功，深得朱棣赏识。郑和接受任务后，立即组织人马东渡扶桑。
当时东渡日本也是很艰巨的，唐朝高僧鉴真六次出海才东渡成功，足以说明
其艰难。罗宗真说，郑和从桃花渡（今浙江宁波附近）东渡至日本，代表明朝政
府向日本政府指出应严格按照会谈内容办事，不得违背。国王源道义自知理亏，
立即下令逮捕了倭寇首领，并保证今后不再出现类似情况。郑和胜利完成使命，
向明成祖禀报。明成祖很高兴，致书国王源道义，表示满意。
罗宗真指出，郑和下东洋一事，经过海内外学者研究，不论是《明史》成书
的清人著作，或者是其他明人的有关记载，还有日本史书的记载，都证明永乐二
年（1404）郑和确实出使过日本。
罗宗真列举说，顾炎武在《天下郡国利病书》中有专门论述：“文皇帝永乐二年四月，夷船一十一只，寇穿山，百户马兴（与战）死亡。寻寇苏松诸处。是年，上命太监郑和统督楼船水军十万诏谕海外诸番，日本首先纳款，擒献礼边倭贼二十余人。”《日本一鉴·穷诃话梅·卷六》“流通”条对郑和出使日本的前因后果也做了记载：“永乐甲申（二年），倭寇直隶、浙江地方，遣使中官郑和往谕日本王。明年乙酉（永乐三年），其王源道义遣使献所俘倭寇尝为边患者。”《筹海图编》“直隶倭寇变记”中也有同样的记载：“永乐二年四月，对马（壹）歧倭寇苏松，贼掠浙江穿山而来，转掠沿海，上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魁以献。”明人冯应京在其《皇明经世实用编》中写道：“永乐二年，倭寇直浙，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出师获渠魁以献，我于是有什物纹绣之赐，封为日本国下。名其国之山曰寿安镇国山。”清人俞维麟《明书·戎马志》记载：“永乐二年，倭寇浙冠浙直，乃命太监郑和谕其国王源道义，源道义乃执其渠魁以献。”
从以上记载可以看出，郑和出使东洋，通过与日本国王磋商，使其本国主动
出师剿捕倭寇，并绳之以法。日本国王接受了郑和的建议，接受了明朝“日本帝
国”的封号和金印、冠服等，并遣使致谢，与永乐朝正式建立了外交关系，双方
签订了《勘合贸易条约》，即“永乐条约”。
罗宗真认为，郑和这次下东洋，发生在下西洋之前的一年，即1404 年。这为他下西洋奠定了基础，也稳定和促进了当时中日关系，达到了预期的效果。一直到永乐十五年（1417），海洋平静，中日双方使臣友好往来不断，这给郑和下西洋创造了安定的条件，也为他后来的七下西洋提供了一次锻炼和考验，丰富了航海知识，积累了外交经验，解除了后顾之忧，并做了多方面的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