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长于白山黑水之间的满族，以游牧、打猎为生，习武骑射也被作为满族家法而流传，所以满族人给人的印象常常是彪悍、英武、善于骑射。满族人认为万物有灵，在围猎、放牧和采集之前都有祭奠神仙的传统，在满族看来是山神保佑了他们的骑射以及围猎的安全，使他们获得了很多猎物。一个满族男人从出生开始就被寄予射鹄之志。凡生男儿，便要悬挂弓矢以报喜，六七岁时，便以木质弓箭练习射鹄，“女人之执鞭驰马，不异于男。十余岁儿童，亦能配弓箭驰逐。少有暇日，则至率妻妾畋猎为事，盖其习俗然也”①。燕行使来中国常见满人有骑马者，皆不用人牵马，大抵是骑术纯熟，风俗使然，且汉人不许乘马，故而燕行使常见胡人骑马者则不足为奇了。骑马不仅仅是满族出行方式，更是必备技能，甚至是谋生之术。如权拨《朝天录》记载蓟州“段家岭铺有二女，年才十五六，被彩衣，骑大马，按辔徐行，行数步，跃马而来。于马上起舞，或以手攀马鬃，横载而驰，倒首于鞍上，两足向上，千变万殊，倏忽如神，观者如堵，争以钱购”②。这些善于骑射的满族女子成为燕行使观察并了解满族风俗的一个重要渠道。
骑射是满族人代代相传的民族习俗，无论男女老幼，都以精湛的骑射技艺为荣，并多数人以打猎为生，以猎物果腹。为方便骑射游猎，他们住毡庐，穿短农长袍，皮毛皮革。满族人有喜好养猪及放猪的习俗，满族先民肃慎国就已经精通养猪，满族日常饮食不但喜欢喝奶酪，吃羊肉、鹿肉。为了方便携带，满族人还喜欢将肉做成肉干，这一方面是源于满族人世代依山林而居的地理环境因素，另一方面也与乾隆皇帝推崇“国语骑射”的方针政策有关。国语骑射为“旗人之要务”，崇尚武力和武功。清朝定满语为国语，视骑射为立国之本。清军在崛起和人关一统中国之时，其军队主力八旗为骑马重步兵，以骑马机动，到达战场后下马步战，先以弓箭射击，再进行肉搏冲锋的打法，以武力为胜负之决定因素，所以八旗兵必须练就长时间的骑马耐力和高超的射箭技术。为了巩固和壮大满洲统治政权，使满族旗人官兵成为清王朝的军事支柱，清帝规定“国语骑射”是八旗的根本。雍正、乾隆两代皇帝曾多次下达谕旨强调“骑射国语，乃满洲之根本，旗人之要务”。提倡“国语骑射”的目的，是要求八旗人员保持本民族的特长、习俗，防范浸染汉民习俗而全盘汉化。因此骑射在满族百姓的生活中是日常行为，但对于皇亲贵族来说，是一种血脉相传的爱好。满族人崇尚骑射，朝鲜使臣金昌业曾目睹豫王出行打猎，随从队伍人数众多，马鞍皆金制，衣帽华丽，弓箭设备等一应俱全，可见满族贵族豫王对此次围猎的重视程度，也从侧面反映了骑射活动在满族生活中的重要性。在皇帝的倡导和呼吁下，骑射之俗，蔚然成风。《农隐人沈记》记载公主：“今方十一岁，亦能跨马而来”①，甚至选差之际，以骑射论其才品，因此“诸军聚会试射如前间，日日如此”②，崇武善射之风，可见一斑。
满族虽擅长骑马，然而以马驮载者绝少。稍有钱财者皆不乘马，可见日常道路出行则专仗车制，正如雍正二年（1724）出使中国的朝鲜使臣金舜协所言：“地宜使车，故毋论远近，凡有出入者必乘车焉，凡有运输者必用车焉。”③京城尤是如此，“北京市中，最多驾车必以马，否皆骡，骡力大故也。将车者持丈余鞭，坐车上，鞭不尽力者，众马齐力，车行如飞”④，真可谓“车辙满路，纵横如织”，道光二年（1822）出使中国的徐有素记载：“城内咫尺之地出必乘车，故京城街路上罕见步者，妇人则虽至贱流绝无步行者，又不见骑牛骑驴者，皆其所耻也。”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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