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变春秋史的十四场战争》:
齐桓公从长勺之战中汲取了教洲,使得他在后来的争霸斗争中,能够权衡利弊,及时变招,一旦遇上问题或挫折,即从中认真汲取教训,尽快刹车,条条道路通罗马,此路不顺换他路,而不至于一条黑道走到底,闹到不可收拾的地步。这不是容易做到的事情,历史上有多少大人物,明明知道原先的计划和方法有问题,但或因碍于面子,或因赌口意气,或因心存侥幸,总是在那里死顶硬撑,结果事情是越来越糟糕,直弄到山穷水尽,无法挽回。然而,齐桓公与他们不同,他明白做减法的奥妙,也懂得该撒手时就撒手的道理,所以他成功了。
他刚即位时,也一样是雄心勃勃,血气方刚,老是想做一番惊天动地的伟业,早日确立起齐国的霸权,汲汲于“欲诛大国之无道者”。管仲谏阻他,告诉他时机并不成熟,“不可,甲兵未足”。可他全然当作耳边风,一意孤行按着自己的性情去做,满心以为中原霸主的宝座唾手可得。
然而,他的热情之火,很快便让长勺之战那一大盆冷水给浇灭了。他引以自豪的强大齐军,居然让有曹刿当高参的鲁庄公麾下的将士们杀得丢盔弃甲,狼狈逃窜,真是败得无话可说,败得窝囊透顶。不过这次出乎意料的惨败,也有一个好处,就是使得齐桓公发热的头脑得以冷静,急功近利的浮躁心态得以平复。既然单纯靠战争手段连鲁国这样军力很一般的国家都摆不平,那么,想靠它去对付比鲁国强大十倍的楚国、比鲁军能打仗的戎狄,还不纯粹是自讨没趣吗!看来是不能单纯依赖战争来实现自己的称霸目标,而应该更多地运用政治、外交手段,伐谋、伐交、伐兵三管齐下,才是正道。齐桓公是这么想的,也是这么做的,他马上调整了自己的争霸战略方针,改急取冒进为稳重待机,变单凭武力为文武并举,“以迂为直,以患为利”。而正是这种稳重的做法,才保证了他日后少走弯路,一步步走向自己事业的巅峰。
齐桓公从长勺之战中汲取了教洲,使得他在后来的争霸斗争中,能够正确判断形势,根据实际情况与对手做必要的妥协,进两步退一步,见好便收,在可能的范围内满足自己的战略诉求。战略是否成功,不在于它战略利益的内涵有多大,战略目标的设定有多高,而关键看它实现的可能性有多少。如果脱离实际条件,脱离具体可能,那么,再好的战略方案也等于是望梅止渴、画饼充饥。所以,善于妥协,本身就是战略运筹中的一门高明的艺术,是寻求战略利益的一个重要手段。这方面的驾轻就熟、得心应手,无疑是一位政治家高度成熟的突出标志。
齐桓公就是这样一位成熟的政治人物,公元前656年举行的召陵之盟,充分体现了他通过妥协的方式,实现虽说有限但却实在的战略利益的稳重政治风格。当时,楚国兵锋咄咄北上,成为中原诸侯的巨大威胁,所谓“南夷与北狄交,中国不绝如线”。在这种情况下,当缩头乌龟是不成的,它保护不了中原地区的那些中小诸侯,任凭“南夷”四处横行,齐国又岂能称为“霸主”;然而,如果心血来潮,孤注一掷,真的同强大蛮横的楚国真刀真枪干上一仗,弄得两败俱伤,恐怕也不是正确的选择。最好的办法,是出面组织起一支多国部队,兵临楚国边境,给楚国施加巨大的政治、军事、外交压力,迫使对手做出一定的让步。如此,既压制了楚国嚣张的气焰,安定了中原动荡的局面,又不必使自己陷入战争的深渊,付出过于沉重的代价。这叫作“全胜不斗,大兵不创”“不战而屈人之兵”“兵不顿而利可全”,是战略运用上的“善之善者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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