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学习《中国奴隶社会大一统：兼论龙山时代五帝的历史地位》过程中，感到有以下几个鲜明的特点：
一，对理论的重视。“前言”是该书的纲，在“前言”第一部分，他们经过讨论得出的“五千多年的中国文明社会历经了四次大的统一”的结论，即“一次是黄帝对氏族部落的大统一，第二次是尧、舜、禹对奴隶社会的大统一，第三次是秦始皇对封建社会的大统一，第四次是中国共产党及其英明领袖毛泽东对社会主义社会的大统一”，以马克思主义社会发展学说为指引，勾画并指出了五千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阶段及其领袖人物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的关键作用，颇有新意，而且不是把“统一”看作一时一事的孤立事件，而是看作一个过程，是实事求是的、符合客观实际的。在“前言”第二部分中，“关于蚩尤的历史地位问题”“关于对少昊的评价问题”“关于对颛顼和帝喾的论述”“关于虞朝是否存在的问题”“关于对大禹的地位评价问题”等，有些具体细节虽然还需继续深入讨论，但都能运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唯物主义、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和方法加以分析，对其基本论断，我都持积极肯定的态度。过去有些史家站在所谓华夏正统的立场对来自非华夏族系的蚩尤、少昊加以贬斥，不符合历史事实，是不正确的。虞在尧后，根据考古发现和研究，位于山西襄汾的陶寺遗址已被推定为“五帝”之一尧的都城遗址，在那里已发现面积达280万平方米的城墙、大型宫殿建筑基址和只在这类建筑上使用的板瓦，只有王才能享用的随葬有丰富器皿和玉钺、玉戚的大型墓葬，大型仓储设施，铜铃、铜环、铜齿轮形器等红铜器群，彩绘陶器、陶鼓、石磬等礼乐器，观象台址，测量地中的圭表和早的朱书汉字，用我提出的文明和国家形成的十项标准来衡量，应该就是中原地区继河南灵宝铸鼎原西坡“古国”之后早出现的“王国”的典型实例。从唯物史观来看，对照文献记载，舜和尧基本同时，而且是受尧的禅让而登上帝位的，既然尧时已进入文明和国家阶段，那么舜建立的虞朝也必定是客观存在的事实，只不过现在考古学上尚未发现而已！至于第二部分的第六、第七两个问题，即“从皇甫谧、邵雍到当代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和“如何评价中华民国创始阶段的黄帝纪年说”，我虽是“夏商周断代工程”专家组的成员，有时也会翻一翻皇甫谧的《帝王世纪》和邵雍的《皇极经世》，但我作为一个考古人员，主要关心的是夏、商、周遗存通过地层叠压关系透露出的相对年代及其包含的含碳样品碳十四测定结果，并不从文献记载的王年出发研究古代的年代问题，对清末民初刘师培、章士钊诸位前贤所做的工作，更甚少了解，既缺乏这方面的知识，更没有什么研究，对他们在年代学上付出的努力和贡献，我由衷地钦佩，但并不敢从学术上作出什么具体的评论。“前言”第三部分谈的是“本会目前研究的主要课题”。我注意到，书中说的主要研究课题，一个是谢玉堂会长的这部书，另一个就是赵立银先生的《中国氏族部落大一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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