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中华，北京大学中国哲学暨文化研究所所长，哲学系博士生导师，由其领衔修订的《中国哲学史》成为北大和诸多大学的必修教科书。著有《冯友兰评传》、《谶纬与神秘文化》、《中国人学思想史》（主编）、《冯友兰学术文化随笔》（主编）、《魏晋玄学史》（合著）、《中国儒学史》（汤一介、李中华主编）。《中国儒学史》荣获第三届中国出版政府奖、第四届中华优秀出版物奖、第十二届北京市哲学社会科学优秀成果奖特等奖。

本书以通俗易懂的语言对中国文化产生的根源与背景、基本要素、价值系统、基本特征、传播及对世界的影响、对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斥、现代化与未来前景多个方面进行了深入浅出的阐释。既反映了中国文化的全貌，又凸显了中国文化的诸多亮点。

中华文化虽历经多次蜕变，却依然体系完整且富有强大的生命力。在当前语境下，中国文化仍然是解决社会现实问题的重要方法之一。本书作者以中西比较的视角探寻了中华文化的内涵和基本价值，以辩证的方法分析中华文化的精华和糟粕，多维度地阐释了中华文化具有普遍意义的要素和智慧，以负责任的态度对中华文化的前景做出了展望。全书视野开阔，观点新颖，立论公允，通俗而不失学术性，为推动中国文化的创造性转化的发展提供了丰富的思想文化资源。

——“中国好书”2020年3月榜 推荐语

中国文化是人类文明的一颗璀璨明珠，几千年来虽然经历了多次蜕变，但始终保持着自己完整的面貌，充满了内在顽强的生命力，相信在未来民族前进的道路上，中国文化仍能解决现代化所带来的新矛盾和新问题。

——李中华

全书以贯通文史哲和中西比较的全新视角梳理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脉络及其独特价值，重点突出了文化的生命力和流动性。

——光明网

《中国文化通义》把对中国文化的研究放到世界文化发展和人类文明更新转型的大背景和总趋势中来考察中国文化，揭示中国文化的主要内容和基本特征，以批判与继承的立场和方法扬弃糟粕、吸取精华，力求深入挖掘、探求中国文化中具有普遍意义和普适性价值的中国智慧，使其真正成为文明社会的“生机源泉”和“精神纽带”，以成为今天社会发展的思想文化资源。

——新华网

本书视野开阔、叙述全面、深入浅出。当前国家正在提倡“四个自信”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本书出版具有极强的现实意义。

——新浪读书

《中国文化通义》是李中华教授的代表作之一，不仅多维度地呈现了中国传统文化的要义与特质，而且将之放在古今、中西的大格局下来考察，对于中国文化的传播、普及、宣传起到了重要的推动作用。这本书全面而不失精要、平淡而不失深刻，立场鲜明、评价公允，学术与普及并重，着重揭示中国文化各个方面的内涵，娓娓道来。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研究员 任蜜林

连续性：未曾发生断裂

（一）具有比较完备的“地理隔绝机制”，是中国文化未曾发生“断裂”的自然条件

从中国文化的自然地理环境来说，中国处在一个半封闭的大陆性地理环境之中。东面临海，西北有戈壁沙漠，西南则多横断山脉，东北有广袤的原始森林。几千年来，中国文化好像一直孕育在一个广大的避风港中，很少遇到外部力量的巨大冲击。这种特别完备的“隔绝机制”正是一个统一、独立的文化系统得以连续发展的先决条件。从世界文化史的角度看，尼罗河流域的古埃及文化、幼发拉底和底格里斯两河流域的苏美尔、腓尼基地区的文化、克里特岛上的爱琴文化以及迈锡尼、古波斯、古希腊等诸多古代文化系统，都是建立在比较单一的水系或平原上，这种小环境下产生的文化社会，极易遭到外围文化程度较低的异族的入侵，从而打断或阻碍其发展的连续性。上述所举的几个世界早期文化系统均中断于外族的入侵，甚至连显赫一时、影响最大的古罗马文明，也因日耳曼人大举入侵而遭中绝。

反观中国文化所受之境遇，和上述古代文明截然不同。不仅有地理的隔绝机制，而且环境广大，水系繁多。在这种大环境下展开的文化系统，不仅能迅速完成内部的统一，而且不易受外族入侵而中断。可以说，中国文化自产生时起，就从来没有中断过。只是近代以来，由于海运工具日益进步，特别是帝国主义列强在经济、政治、文化上的侵略，中国面临了巨大挑战。即使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仍受地域广阔、自然地理环境优越之福。梁漱溟先生在其《中国文化要义》中列此项为中国文化一大特征，不无道理。他说：“自欧战以来，几多国家一个接一个先后被消灭，真是惊心；而中国却依然屹立于其西部土地上。论军备国防，论经济、政治、文化种种力量，我们何曾赶得上那些国家？然他们或则几天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星期而亡一个国家，或则几个月而亡一个国家；独中国支持五年了，还未见涯涘。显然对照出，不为别的，只是中国国太大而他们国嫌小而已。国小，没有退路，没有后继，便完了。国大，尽你敌人战必胜攻必取，却无奈我一再退守以后，土地依然甚广，人口依然甚多，资源依然甚富。在我还可撑持，而在敌人却已感战线扯得太长，时间拖得太久，不禁望洋兴叹了。”钱穆先生曾把文化区域的狭广比作家庭。“埃及、巴比伦、印度是一个小家庭，他们只备一个摇篮，只能养育一个孩子。中国是一个大家庭，他能具备好几个摇篮，同时抚养好几个孩子。这些孩子成长起来，其性情习惯自与小家庭中的独养子不同。这是中国文化与埃及、巴比伦、印度相异源于地理背景之最大的一点。”当然，如果把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原因完全归结为自然地理环境，而看不到其他因素，特别是经济的、政治的、文化自身的以及人的因素对文化连续性的影响，显然是一种错误的形而上学的地理决定论。相反，如果看不到地理生态环境对文化发展的影响，也会同样导致片面性和主观性。因此，我们应该承认，中国文化在其初具规模并显示出强大生命力的时候（这里仅指鸦片战争前的中国古代），外族的入侵并没有对它的存在形成严重的威胁。这一事实不能说与中国具有比较完备的“地理隔离机制”毫无关系。也就是说，自然地理环境是中国文化保持连续发展的重要条件，但还不是唯一的或决定性的条件。因为它只是为中国文化的连续性提供了一个可能如此的舞台，但究竟能不能“如此”，主要看在这个舞台上演出的话剧。

（二）政治的连续性是中国文化不曾发生“断裂”的内在根据

政治的连续性是指政治传统的继承性。中国文化中的政治传统可一直追溯到夏、商、周三代甚至更早。夏、商、周三代，是中国青铜时代小邦林立时期。三代的王不过是不同规模的邦的联盟的首领。这三代在中国上古史上相启相承、相袭相革，至秦汉始完成中国古代政治的一体化。就当时东部地区为例，鲁国是保存古代文化最得力的国家。其实早在殷代以前，这一地区是风偃东夷集团聚居之所。风偃旧族可追溯到太皞、蚩尤时代，虽经夏、商、周三代的风云洗礼，他们的社会结构、经济、政治制度却几乎没有变化。同样，西部、中部及南部地区亦如此。正是出于这种原因，当周天子取代殷商政权时，不得不采用灵活政策，对仍保存传统民族结构的各诸侯国，因地制宜地分别“启以商政”或“启以夏政”。这即是《尚书·康诰》“显考文王，克明德慎罚，不敢侮鳏寡”及孔子“兴灭国、继绝世、举逸民”的真实含义。不仅传统的氏族社会的政治结构，而且刑罚律令也都因袭殷法，即所谓“师兹殷罚有伦”，“蔽殷彝用其义刑义杀”（《尚书·康诰》）等皆是。这就是说，周在克商以后，不仅没有打断商的政治传统，而且在许多方面是在继承它。

东周时期，北方的戎狄和南方的蛮夷（楚）逐渐强盛，曾一度威胁诸夏的安全。齐桓、晋文先后提出“尊王攘夷”的口号，代替周王继续推行原有的政治传统。秦汉时期，中国政治较之以前发生了较大变化，由郡县制代替了分封制，但这并不是由政治“断裂”造成的。也就是说，它并不是由中国之外新起的征服者代替原有的征服者。它不像与秦汉同时期的希腊诸邦完全是被它以外的罗马所征服。秦汉时期的中国，总体上依然承袭春秋战国时代的中国，只是在中国内部从政治组织形式上有一种新的调整，使其更加适合中国当时的发展。郡县制代替分封制，是中国内部自发的调整机制，它是同一民族不同的政治统治方式，并没有从实质上改变中国固有的宗法社会性质。因此，秦汉帝国的产生是建立在内部征服而非外力征服上的。因为那时的中国，早已有两千年以上的历史。早在殷周时代，中国的国家体制即已逐渐完成；而同时期的西方罗马帝国，显然有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两部分的对立，这种外部征服与对立的结果，不仅使政治形态发生了变化，而且整个国家和文化传统都发生了“断裂”。

东汉以后，中国进入魏晋南北朝长达四百年的分裂时期。但与上面的历史发展极为相似，由三国至西晋统一，再由晋室南迁而至南北对峙，可以说仍是一种民族国家内部的政治变动，而非整个民族文化传统的转移。北朝的十六国，虽多为少数部族建立的政权，但从性质上说，他们所推行的各种制度都完全采自中国古代典籍或“依晋代九班选制”。在保持儒家传统方面甚至比南朝更显纯粹和得力。因此当时北朝的政治生活、社会生活、文化信仰可以说仍然承袭着汉代以来的传统，其中的变动亦可看作是一种内部的调节机制，而非新的征服者所建立起来的新制度。从殷周至清末，中国的政治乃是一贯的民族传统，可以说未曾发生“外层断裂”，它是通过不断进行“内部调整”的方式而达到一种“超稳定”的完整架构。

（三）学术思想的连续性是中国文化不曾发生“断裂”的自身基础

中国古代学术思想的连续性发展早在夏、商、周三代即已开始。孔子说：“殷因于夏礼，所损益可知也。周因于殷礼，所损益可知也。”（《论语·为政》）孟子也曾说：“诸侯之礼，吾未之学也。虽然，吾尝闻之矣。三年之丧，齐疏之服， 粥之食，自天子达于庶人，三代共之。”（《孟子·滕文公上》）这就是说，从夏至殷，从殷至周，作为典章文物制度的礼，虽然质文废起，时有不同，但其一贯精神却因民族国家的相继而得到承传。因此，荀子也曾谈到“礼”之承传的重要性。他说：“百王之无变，足以为道贯。一废一起，应之以贯，理贯不乱。不知贯，不知应变。贯之大体未尝亡也。”（《荀子·天论》）荀子所谓“贯”，即指礼的一贯性，用现代话说，就是“礼”的继承性。由上述孔、孟、荀的言论，可知儒家非常重视“礼”的传统，所以从孔子开始，便注意整理殷周以来的典籍。据说，《诗》《书》《礼》《乐》《易》《春秋》等古代文献，都经过孔子的删订而流传下来，并成为中国几千年封建社会经世致用的经典。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南北分裂，篡乱相乖、兵戎迭起，但上述学术传统不但没有中断，反而在文化大体系上有许多新的创辟。首先是佛学：魏晋南北朝时期，佛教大盛。当时著名的佛教大师如道安、慧远、竺道生等，“内外群书，略皆遍睹”。道安“阴阳算数之学，亦皆能通”；慧远尤善儒学，宗炳、雷次宗、周续之等曾师事慧远，听其讲《丧服》经及《诗》经之学；竺道生首创“人人皆有佛性”之说，实与儒家“人皆可以为尧舜”之说相契合。上述三位中国出身的佛学大师，实为佛学与中国文化的融合做了较大努力，使中国传统学术思想增加了新的内容。其次为经学：《十三经注疏》是中国经学的一大结集，而其中采用魏晋南北朝时期的注疏者竟占一半之多。当时南北学术息息相通，南方经学重丧礼；北方经学重周官。北齐大儒熊安生，专以三礼教授，弟子多达千余人。相形之下，北方经学反比南方经学兴盛。再次为史学：其发展可以说上驾两汉，下凌隋唐，史学著作达八百七十四部之多（参见《隋书·经籍志》）。就以北方来说，十六国的史书有二十六种、二百七十余卷（参见《隋书·经籍志》《史通·古今三史·十六国史》）。在北方十六国兵戈相交的混乱时代，尚有如此之多的史学著作出现，可知中国传统学术的连续性是相当顽强的。

总之，由于中国政治的变化、政权的更迭，始终是在本民族内部进行的，而中国民族文化的统一性，又往往使内部的政治斗争无法选择它以外的文化作武器，因此总是在中国固有文化的自身因素中寻找，如儒、道、玄、佛等。但这几种不同的文化因素又具有同源的特点（佛虽源于印度，但也很快与中国传统文化融合），这就使得虽然政权更迭，但由于接受了统一文化的熏染，谁上得台来，也都无所他求，始终保持文化自身的连续性。第二，在少数民族当权的国度里，也同样存在上述问题。尤其中国的边远民族，在文化上都不如汉族发达，其文明程度一般都低于中原地区，所以在他们取得政权之前，就往往接受了汉文化的熏陶；取得政权之后，就更加自觉地与此相认同。这也是保持传统文化连续性的一个重大原因。第三，就中国文化的自身发展说，最重要的原因，乃在于中国文字的统一及文字演变的稳定性。第四，中国宗教不发达，特别是由于多神崇拜，没有形成一个足够统摄全民族的宗教势力，因此也就没有形成不同的宗教势力集团。在官方往往儒、释、道并重于一朝（也有个别时期，个别朝代例外）；在民间往往孔、老、佛并祀于一庙。这样，在中国就没有因宗教信仰的问题而发生宗教战争和文化排斥的现象（内部的排斥与斗争取代了外部的排斥与斗争，因此中国政权的更迭往往是内部原因造成的）。这也是中国文化连续性的原因所在。（p191—198）

第一章 中国文化的起源

一、中国古代文明的源头：多种文化源头的汇合 / 003

二、国家的形成及其发展阶段：作为国家的“中国” / 013

三、中国文化的地理环境：得天独厚 / 018

四、中华民族的构成与融合：多民族融合的民族共同体 / 023

五、中国的语言与文字：民族智慧的载体 / 028

第二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要素

一、宗教：人间性的多神宗教 / 043

二、哲学：重人生智慧 / 053

三、文学：现实与浪漫 / 062

四、政治：内圣外王与阳儒阴法 / 072

五、宗族家庭与宗法社会 / 082

第三章 中国文化的价值系统

一、人生价值观：重道德、重群体 / 095

二、自然价值观：天人合一 / 102

三、道德价值观：仁义礼智信 / 111

四、知识价值观：反省内求、重直觉 / 149

五、经济价值观：德本财末、重农抑商 / 158

六、审美价值观：美善统一、情景相即 / 169

第四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特征

一、统一性：多元统一、文化认同 / 184

二、连续性：未曾发生断裂 / 191

三、非宗教性：道德理性化 / 199

四、泛道德性：德治、礼治、人治 / 205

五、内倾性：人性自足 / 214

六、中庸和平：道德约束 / 223

七、乡土情谊：凝聚力 / 233

第五章 中国文化对世界的影响

一、中国文化在东亚的传播及影响 / 246

二、中国文化在东南亚的传播及影响 / 256

三、中国文化在欧洲的传播及影响 / 263

四、中国文化在俄国的传播及影响 / 279

第六章 中国文化对外来文化的受容与排拒

一、夷夏之辨的民族心理意识 / 291

二、儒佛之争的文化立场 / 302

三、明清禁教与西学的早期输入 / 313

四、晚清的传统与西化之争 / 325

五、东西文化论战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 / 341

第七章 中国文化的现代反思

一、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文化热”的起因与特点 / 361

二、对“中体西用”与“西体中用”的再思考 / 375

三、对“中国本位文化”与“全盘西化”的历史考察 / 385

四、中国文化与当代新儒家 / 396

五、中国文化与马克思主义 / 401

六、中国文化与传统价值观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 / 405

第八章 中国文化的基本精神及现代意义

一、“文明以止”的人文精神 / 411

二、“天人合一”的思维方式 / 419

三、“和而不同”的共生哲学 / 429

四、“趋时适变”的生存智慧 / 438

五、“生生日新”的维新理念 / 449

六、“存而不忘亡”的忧患意识 / 459

后记 / 4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