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瘟疫遇到世界大战，全景呈现一场大瘟疫抵达美国后的三波浪潮
从战场到民间，从沿海到腹地，流感如拓荒者般踏入新大陆。
病毒屡次卷土重来，而人类对其所知甚少，几乎毫不设防。
揭示美国军民与无名敌人的缠斗如何扭转战争与和平，以及大流行对巴黎和会的戏剧性影响。
⭐直击流感“高烧”现场，近距离观察病患、士兵、医护、官僚系统
尽管病毒能无差别地感染所有人，但恐惧、排外、信息闭塞与种族主义，使处于美国社会与领土边缘的族群更加孤立无援。
在公海上浮沉的“幽灵船”，在城市中心的贫民窟，在世界尽头的阿拉斯加与萨摩亚，流感罹难者几近死无葬身之地。
比战争暴力更为致命的，是流行病与不平等滋生的结构性暴力。
各地公共卫生体系纷纷失灵，女性成为业余志愿者的主力，她们上门探访、赈济灾民、缝制裹尸布和口罩，给予生者与余众安慰。
⭐禁足、口罩、隔离，自由、健康、生存，一场灾难社会之下的价值观之争
在病毒学尚未成熟的时代，追溯流感元凶历经数年，一度演变为信仰与理性的对立。
当疫情逼近，掌握消息的当局粉饰和平，召集数十万人的自由公债游行，使病毒伴随爱国主义狂热蔓延。
⭐《万物皆可测量》《哥伦布大交换》作者克罗斯比代表作，细究人类记忆的独特性质，破解大流行被遗忘之谜
流感研究的奠基之作，医学史、军事史、社会史的复调乐章。
号称时代记录者的菲茨杰拉德未置一词，擅长晦暗叙事的福克纳只字未提，硬汉海明威笔下也未见提及，8个月夺走50万性命的大瘟疫，被美国人集体遗忘。
狂热与漠然，集体记忆与私人叙事，“迷惘的一代”笔下缺席的情感创伤，不可通约的遗忘。
第十五章 人类记忆特质探究
研究美国人在1918年和1919年的记录，就像站在高山上，看着一支由许多船只组成的舰队驶过一股险流，而水手们却没怎么留意。他们紧握舵柄，注视罗盘，尽职尽责保持航线。从他们的良好视野来看，航线似乎是笔直的，但我们可以看到，隐秘的水流正将他们冲向下游远处。汹涌的水流淹没了许多船只，水手也溺死了，但其他船只却没有察觉。其余水手仍专注着维持自身的航线，坚定不移。
关于西班牙流感的一个重要的、几乎不可理解的事实是，它在一年或更短时间内杀死了数百万人。未曾有过其他传染病，或战争和饥荒，在这么短时间内夺走了这么多生命。然而，它从未引起畏怯，在1918年及之后、在美国及其他地区的公民中都没有。人们不知如何应对他们的疑惑和恐惧，但这不能归于信息匮乏。在1918年没有陷入混乱状态的每一个技术先进的国家，西班牙流感造成的破坏都被记录在大量公布的统计数据中。
这场流感以一己之力将1918年推回19世纪。美国陆军在1918年死于疾病的人数比1867年以来的任何一年都要多。自19世纪90年代以来，新奥尔良、芝加哥和旧金山的死亡率都没有这么高；费城1918年的死亡率超过了1876年伤寒和天花疫情以来的任何年份。1
西班牙流感大流行使得美国48家人寿保险公司中的37家不得不减免分红。在1918年10月30日那周，美国恒信人寿保险公司收到的死亡索赔数比1917年同期高出7.45倍。1918年10月1日至1919年6月30日期间，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处理了6.8万份死亡索赔，总金额比精算师预期的多出2 400万美元。2
1918年底，美国精算学会主席亨利·莫伊尔估算，这场大流行造成的死亡人数为40万。人寿保险公司提供的数据表明，流感死者的平均死亡年龄是33岁，而保户通常的死亡年龄是55至60岁。他判断每个流感患者的平均寿命损失为25年，于是美国社会损失的寿命总计为1 000万年。而此时，西班牙流感还有一波还没来到。3
因这场大流行，许多人都呼吁对流感开展全面研究、大规模扩大公共卫生部门的规模和权力，并自信地预测政府将为此慷慨拨款。美国医学会前主席维克多·C. 沃恩称，医生对流感的了解并不比14世纪佛罗伦萨人对黑死病的了解更多，既然“我们已击退德国人”，就应当把力量转向呼吸道疾病，“直到有所成就为止”。军医署长布卢呼吁成立一个集中的国家卫生部门，其权力应当远超美国公共卫生署之前或之后的权力。生物统计学大师雷蒙德·珀尔预言，这场大流行将激励全球卫生学家提出类似拯救凡尔登战役的口号：决不让敌人通过（Ils ne passeront pas.）。4
1918年11月《美国公共卫生杂志》的一篇社论称：
为抗击敌人提供了150亿资金的美国人民，将很容易看到适当资助抗击这种疾病是明智的，它在两个月内杀死的美国人是那些德国人一年内杀死人数的数倍。
美国医学会敦促联邦政府拨款150万美元用于查明流感起因。1919年1月，艾奥瓦州得梅因的《新闻报》直言不讳地指出，找到治疗流感的方法关乎成千上万美国人的生命，这样的事情没法靠个人努力，国会应该拨款500万美元支持流感研究。一个月后，俄亥俄州的立法机构向国会提出了同样的要求，要求拨款同等的金额。5
同年晚些时候，俄亥俄州议员费斯提议，向美国公共卫生署拨款150万美元，用于调查流感、肺炎及相关疾病之谜。得克萨斯州参议员谢泼德和俄亥俄州参议员哈丁（不久后便入主白宫）提议拨款50万，以找寻流感的起因和治疗方法，财政部长卡特·格拉斯表示赞同：“这几乎是联邦资金最有效也最有价值的用途了。”6
人们花费了大量精力来揭开流感之谜。1918年秋天，在美国公共卫生署的领导下，出现了公共和私人研究的高潮。似乎全国所有的生命科学机构都放下了手头的事情，转而研究流感，许多机构以惊人的速度生产疫苗，但全无用处。随着大流行的消退，联邦政府的各个机构，包括民事和军事机构，或独立或合作，都去收集和分析大流行的统计数据。纽约州州长任命了一个委员会来调查研究西班牙流感的起因、预防和治疗。美国国家医学院拨出款项，为大流行的流行病学和细菌学的重要总结做准备工作。美国公共卫生协会任命了委员会来调查西班牙流感的细菌学、统计数据、预防措施等方方面面。1918年秋天，大都会人寿保险公司在欣欣向荣之际遭遇了灭顶之灾，作为一项务实的商业策略，它将资金投入了流感研究。7
但是，与此后为抗击脊髓灰质炎、心脏病和癌症等威胁所做的工作相比，这一切都微不足道，而且这种努力缺乏协调、资金不足、力量薄弱。国会没有为流感研究提供任何特别拨款。随着人口增长和对公共卫生重要性认识的逐步提高，美国公共卫生署的拨款继续稳步上升，但大流感并没有刺激拨款大幅增长。在20世纪20年代，公共和私人在医学研究方面的总支出仅为“二战”后的五十分之一。而美国科学家与英国科学家不同，没有构想出计划来哄劝爱狗人士资助那类实际上针对流感的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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