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乔·柯朗（Kojo Koram）

伦敦大学伯贝克学院法学院讲师。在进入学术领域以前，他曾从事社会福利法、青年工作和教学工作，曾为《卫报》《华盛顿邮报》《国家》《异议》《新政治家》和《批判性法律思维》等知名媒体撰稿，是《毒品战争与全球肤色线》一书的编辑。出版作品有《帝国的结局：种族主义和英国》。

《帝国日落》讲述了大英帝国结束后，一群富有的英国知识分子、政治家、会计师和律师如何将他们的资本转移出国、冻结资产、脱手债务的故事。这造成了全球范围内极度的不平等现象。由于无情的资本家不断获利，英国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前殖民地的平民陷入了极度贫困。然而，资本主义在世界各地造成的伤害如今也反弹回英国自身，这让许多英国人感到困惑：他们自己的主权和繁荣去哪儿了？ “去殖民化”不仅仅是一个时髦的流行语，而是过去百年来全球发生的巨大变化之一，但英国——这场混乱戏剧中的主角居然忘了它的存在。本书揭露了英国在帝国崩溃之后对独立国家进行压迫的丑闻，作者认为，英国在过去几十年中做过的决定，正是如今导致英国崩溃的根源。

历史的回旋镖效应 

   如今，线性发展的论述仍被许多持有各种政治倾向的人所广 泛接受。从马克思主义学说到自由资本主义，大多数与现代政治 或经济发展有关的理论都会在一开始谈到“英国例外主义”。2 当 人们描述现代资本主义兴起的过程时，既会提及中世纪英国村庄 的圈地活动，也会指向工业革命时期那不断扩张的“黑暗的恶魔工厂”。而当人们论及民主的兴起时，会说起英国贵族用大宪章约 束国王约翰，或者谈到克伦威尔对国会权力的确立。考虑到这样的历史，当人们从英国来到加纳（或任何其他被称作“第三世界 国家”的地方），那些不平等现象就连孩子都能注意到，却很容易受到大人的忽视，因为这是新兴国家难免要经历的阵痛。若一个发展中国家由于贫富之间的巨大差异、螺旋上升的主权债务或种族社群间的分歧而四分五裂，这便不是一个经济、历史、全球法律结构或帝国遗产的问题了，这完全就是时间问题。上述危机是这些发展中国家走向成熟的必经历程。有一点我们可以确信，那就是世界各地都在有序地进步。如果英国长期以来一直排在这支队伍的前列，那么就没有必要对其背后发生的事情给予太多关注。

   然而，谈到英国在 21 世纪的优势，我们不得不思考这样一个问题：这种井然有序的历史图景是否仍然成立？如今，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正在经历一场国家危机，并正被内部分裂势力瓦解。英格兰和苏格兰势不两立，村镇和城市背道而驰，年轻人和祖辈剑拔弩张。当跨国公司贪婪地攫取公共资源时，这个国家的财富正被匆匆转往海外。资产日益增长的富人本应推动“一 潮起而百船升”的实现。但事实并非如此，一场经济海啸席卷了整个国家，致使千家万户陷入危机、不公和“有职贫穷”的泥淖。更糟糕的是，所有人都在怀疑旧式民主机构挽救大局的能力——这些机构就是议会、选举和媒体。人们以为发展会让世界变得更好，但如今看来，这样的期冀已经破产。就全球而言，我们正处于一个大分化的新时代，财富不平等的加剧不仅出现在国家之间，还出现在国家内部。当然，这些趋势并不仅限于英国，但它们对这个岛国的冲击尤为严重。

   在全球化时代，英国一直是欧洲发达国家中最不平等的国家。英国全国的收入不平等水平不仅高于法国、德国或荷兰等邻国，还高于意大利、希腊和葡萄牙等所谓“欠发达”的地中海国家。热衷于淡化不平等危机的政治家们经常辩称，尽管英国收入不平等率很高，但自 20 世 纪 80 年代，该比率出现急剧上升以来一直保持稳定。然而，解决方案基金会（The Resolution Foundation） 在 2020 年的一项研究表明，若把收入范围扩大到不仅包括薪资，还包括每年出售资产所获的利润（资本利得） 时，英国本已严重的收入不平等在近年的持续加剧下就变得显而 易见了。当一个人关注的不仅是收入（赚了多少钱），还有财富（所拥有的所有资产的价值）时，情况就更糟了。据评估，英国的财富不平等程度已是所见收入不平等程度的两倍 。瑞士信贷（Credit Suisse）的《2014 年全球财富报告》（Global Wealth Report 2014）强调，英国是唯一一个在 2000 年至 2014 年财富不平等水平上升的西方发达国家。

   这种差异不会自行消失。自 2008 年金融危机后，所有人都认为，对英国最富有的 1% 的人口来说，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然而，这种情况非但没有出现，相反，在金融危机后的 10 年中，英国最富有家庭所持有的财富份额进一步上升，而 50% 的中等收入家庭则目睹了他们在“分一杯羹”环节中所占份额的下降  。随着财富和机会被越来越少的人占有，财政研究所不得不得出结论，目前“以国际标准衡量，英国是不平等的”。 在英国，既有欧洲最贫困的地区，又有最富裕的金融中心，这里的生活水平越来越由出生的运气决定，这是历史的重演。 以上所有统计数据只是整体的一部分。我们可以在夜晚的大巴上看到上面坐满了赶第一班公交车的工人，种种现象说明了一个真相，那就是近几十年来，不平等成为一种现实。在就业中心，福利申请者只能独自摸索复杂的数字系统；另外，那些城市的高楼大厦曾是有保障的市政公寓，为不少家庭提供了住房，而现在这些住房都为大型商业地产公司所有，它们正向劳累过度、生活没有着落的租户收取高额费用。如今，把握了 21 世纪先机的“横跨世界的英国”的概念再度出现，但在那些洋洋得意的标题之下，数百万英国人生活在物价高昂的城市、去工业化的城镇和被忽视的农村，他们仍在艰难地维持生计。我们在想象新千年的英国时，它不应是这副模样。不平衡的经济状况早已使得英国忙于应对因社会两极分化产生的一些问题，

   而在此之前，英国认为这些问题是早期国家试图在世界确立位置的一种标志。我们被灌输的是一种线性前进的历史观。与其简单地接受这种形象，不如将其当作“历史的回旋镖”，因为对历史进 程的轨迹来说，对其更好且更像的类比就是“回旋镖”。而原本的 线性前进历史观与历史的实际前进路线并不相符。 “回旋镖”这一概念是我从艾梅·塞泽尔（Aimé Césaire）那里借用来的，他是 20 世纪在帝国研究方面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之一。他曾是一位超现实主义诗人，后来成为政治家，他在家乡马提尼克岛担任高级职位时轻松地翻译了莎士比亚。艾梅描述了殖民关系如何受到“回旋镖效应”的影响──这意味着在帝国边缘进的实验最终会“飞回”其中心地带。塞泽尔的言论出现在20 世纪中叶，正值“去殖民化”时期。对欧洲而言，这无疑是一种警告——欧洲与殖民世界存在于同样的生态系统当中，他们在非洲、亚洲和加勒比地区的“实验室”中所做的政策实验将会影响欧洲自身的未来。

   像回旋镖一样运动的历史为人们提供了一种新的理念框架，通过这一框架，我们可以审视大英帝国的遗存，这个话题在过去 几年里重新激发了公众的想象力。数十年来，我们一直以为帝国早已成为过去，那个时代虽然离奇，但如今已然时过境迁。然而， 考虑到某种特别文化产物的位置，或某个特殊建筑的名称是否会令人不快——要是大英帝国的结局并非我们需要讨论的，那将会怎样？如果这延伸到我们现今的法律和经济体系中，而这些体系在国内外造成了巨大的财富差距，那该怎么办？我小时候在加纳目睹了种种导致不平等和不安全的因素，要是这些因素不是造成落后局面的深层机制，而是塑造未来世界的后帝国经济变化的表现呢？当我们审视当今全球经济、政治趋势的演变时，发现其中许多趋势实际处于世界上的落后地区，即前殖民世界中的最发达阶段。比如，医疗、交通和教育的外包、私有化和市场化，以及从劳动保护和福利援助的弱化到巨型城市化的趋势。如今，在我们这个星球上占据主导地位的超大城市中，经常乘坐飞机的上层人士与数百万艰难谋生的人生活在一起。其中最大的城市不是在欧洲或北美，而是在非洲和亚洲。开罗或卡拉奇（Karachi） 正处于全球化的前沿，而仍被世界贸易组织列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正成为世界主要经济强国。然而，尽管上述地方均在 20 世纪以这样或那样的方式成为大不列颠尼亚的一部分，但这些国家的发展历程在很大程度上仍不属于英国政治对话的范畴。在英国，由于人们仍笃信历史是一条直线的旧观念，于是犯了这样一个错误：他们忽视了世界自帝国终结以来经历的多方面变化。当你没有看回旋镖时，它是最危险的，因为你不知道它正在向你飞来。

第一章  国家 /001

第二章  公司 /035

第三章  边界 /069

第四章  债务 /107

第五章  税务 /145

第六章  城市 /183

结语  另有选择 /209

参考文献 /237

致谢 /27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