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与自由》一书中，爱尔兰历史学家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曾写道：“我认为，世界上*好的体制，就是英格兰《1832年改革法案》和《1867年改革法案》生效期间的英格兰宪制。”威廉•爱德华•哈特波尔•莱基这番评价涵盖了许多方面。他指出，1832年前后，英格兰中产阶级和法兰西及其他某些欧洲国家的中产阶级一样，开始获得自主权。当时，人们认为，中产阶级政府的执政手段，与政治哲学家提出的理想十分吻合。《1832年改革法案》规定，英格兰各城镇中年收入超过十英镑的户主，以及各地每年付十英镑以上的土地租赁者和自有土地者，皆享有投票权。同时，法案限制了口袋选区选民的特权，使英格兰选民人数增加了近五十万人。在法兰西国王路易•菲利普一世的统治下，所有直接缴税额超过三百法郎的法兰西人都可获得投票权。即便如此，法兰西仍只有不到二十万人拥有投票权。然而，著名的政治家弗朗索瓦•基佐认为，法兰西这一表决体制是非常好的“折中之道”。
自中世纪中期以来，欧洲多国资产阶级循序渐进，逐步推翻了封建阶级。18世纪，在多位专制君主的努力下，欧洲反封建的进程几近功成。直至19世纪上半叶第二次工业革命兴起，欧洲反封建事业才大功告成。
对欧洲统治者来说，他们宁愿被称作“资产阶级”，而不是“中产阶级”。所谓“中产阶级”，并非也永远不会是处于“高产”或“低产”之间的一个阶级。试想，一个具有统治性质的阶级即便已凌驾于某一阶级之上，也绝不愿屈居于另一阶级之下。因此，具有统治性质的阶层又怎能称得上是“中间阶级”？即便就社会层面而言，统治阶级也不算是“中间阶级”。因为统治阶级成员一旦坐上政府高位，就已拥有与贵族无异的社会特权。上层资产阶级大力推崇平均主义，是因为他们认识到，他们与往日的上层封建阶级拥有同样的政治与社会平等权。
“资产阶级”才是中产阶级的真正内涵，因为中产阶级来自各个城镇，而“资产阶级”一词原本就有城镇居民的含义。中世纪的城镇居民不仅是各国君主的依靠，也是击溃封建制度的急先锋。慢慢地，“资产阶级”一词不再仅仅指代“城镇居民”，还涵盖所有抱持某种特定思想的人。法兰西政治家安德烈•西格弗里德曾说，资产阶级是指“有积蓄的人”。有人可能会问，“积蓄”到底指什么？安德烈•西格弗里德说的积蓄，并不单指金钱，或者是其他类型的财产，还包括文化储备。中世纪接近尾声时，资产阶级在脱离天主教派后开始不断积累财富。此外，印刷术的发明与普及，使穷人也能获得文化知识。从此，资产阶级成为欧洲文化发展的主要力量。在文化发展机遇的推动下，资产阶级成绩斐然。无论是伊丽莎白女王时代的文学、路易十四时期的建筑和戏剧、18世纪辉煌的艺术，还是西班牙小说家米格尔•德•塞万提斯、英格兰作家弗朗西斯•培根、法兰西文豪勒内•笛卡尔和法兰西思想家伏尔泰的文学成就，无一不是资产阶级的功勋。19世纪工业时代，资产阶级则拥有了更多机会去寻求新奇的职业、接受高等教育以及得到经济保障。那时，机器并非世界的主宰，而是帮助更多人开创美好生活的工具。19世纪，资产阶级的*终目标是让所有人成为资本家。因此，资产阶级期望能够以文化、思想、艺术和哲学团结全体人民，构建一个无阶级社会。“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的思潮。”
依照资产阶级的理念，政府应该奉行个人主义，成为人们的表率，对人们负责。政府之所以应该奉行个人主义，是因为虽然政府干预对国家来说必不可少，但国家的精神领域和国民的个人性格必须自由发展、不受拘束。与此同时，政府之所以要成为人民的表率，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公平、公正的理念要求下，政府尽管不由人们直接管理，但是必须由人们选举产生。*后，政府之所以要对人们负责，要从根本上受人们代表的群体控制，是因为在资产阶级公正思想的要求下，任何专制权威都不得随意摆布个人。因此，19世纪中叶的所有政治措施，都有自由主义倾向。从欧洲的角度理解，“自由主义”是指政府受到由多位大臣组成的内阁控制，内阁大臣向议会立法机关负责，该议会立法机关分为两大互相制衡的议院。
这种权力制衡的资产阶级政府管理体制，在美国得到了*佳体现。1830年前后，一位叫亚历克西斯•德•托克维尔的法兰西年轻司法官员接受政府指派，访问美国，调研美国的监狱系统。托克维尔对研究人类社会与政治的哲学史十分感兴趣。在美国游历一番后，他*终完成了名作《论美国的民主》，并且于1835年出版该书。书中的所有观察和反思，无论是对身在1865年还是1835年的美国人来说，都具有同样的参考意义。实际上，詹姆斯•布赖斯也曾在美国度过漫长的游学时光。在1888年写成的《美利坚联邦》一书中，他也得出了和托克维尔几近相同的结论。
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写道：“没有任何文明国度，会对哲学毫不关心。”然而，美国人全部表现出一副“拥有属于自己的哲学”的模样。即便美国人有着同样的思想基础，但对各种不同的观念，每个美国人都有其独到的见解。哲学家以个人标准评判一切政治、宗教事件的传统，其实始于法兰西。由于美国社会基督教传统深厚，美国人接纳了法兰西哲学家发起的思想“自由”，但这种自由依旧带有一定的约束与限制。美国人深信，所有公民的文明程度都能不断提高。贵族阶级不相信人类本性会臻于完美，民主与人类本性相反。他们认为“美国人本性的自我完善趋向，比任何国家的人都要强烈”。这就解释了为何美国人从不制造可以长久使用的船和机器，“因为他们希望不断对产品进行改良”。托克维尔曾与一位航海家谈及这一话题。他说：
我曾与一位美国航海家交谈，问他为何美国建造的船使用寿命很短。那位航海家不假思索地答道，航海的艺术，在于每日快速行进。所以性能再好的船，下水若干年后，它的性能也会日渐衰退。这些话，不过是某个泛泛之辈随口一说罢了。我却从中听出了那话里体现的系统性思维，这正是一个优秀民族*关切的。
美国人的思想聚焦于实物上，同时他们也会借鉴欧洲的理论：
美国与欧洲虽有一洋之隔，但我不愿将美国和欧洲割裂开来。我认为，美国有部分公民，是当初被派往美洲新大陆开荒拓野的英格兰人。其余的美国人生活更加闲适，不为苦差所扰。这部分美国人可能更注重思考，更愿意全方位地拓展思维。
可以说，19世纪中期的欧洲已进入报纸兴旺发展的时代。托克维尔于1859年去世，所幸，在有生之年，他目睹了报业的兴起。在《论美国的民主》中，托克维尔写道：“美国人的社会平等观念及他们各抒己见的欲望，正是美国报业兴旺发达的原因。”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在美国蔓延开来，托克维尔发现，工业贵族阶级已开始在美国崭露头角。这个阶级虽然多生事端，但并不会对社会构成威胁。托克维尔说过一句耐人寻味的话：现代国家的文明体系岌岌可危。和古罗马帝国时代不同的是，现代文明的危机并非缘于野蛮种族之外的因素，而是来自野蛮种族内部。在《论美国的民主》结尾，他这样写道：
在我们这个时代，人类生存条件愈发平等，这是一个无法阻挡的趋势。然而，在平等原则下，人类到底会受人奴役还是赢得自由，会获取知识还是变得野蛮，会走向繁荣还是陷入不幸，仍取决于人类自身。
美国和全世界各个英属殖民地都不存在旧贵族掌权的情况。因此，新兴资产阶级的平等化政治趋势，自然在这些地区体现得尤为明显。在英格兰，资产阶级开始愈发重视自身的权利、能力和未来。本杰明•迪斯雷利步步高升，就很能说明这一现象。本杰明•迪斯雷利是资产阶级保守派的中流砥柱，是贵族制度的追随者，掌权后还不断为贵族阶级添砖加瓦。资产阶级保守派向来不赞同采取煽动性举措。因此，身为资产阶级保守派的本杰明•迪斯雷利即便确实有挑起事端的能力，也不会只把自己的才干耗费在煽风点火的小事之上。他要凭借自身的无双才智和勤勉精神，登上英格兰政坛的高位。本杰明•迪斯雷利创作了许多小说，包括1826年的《维维安•格雷》、1844年的《科宁斯比》、1847年的《坦克雷德》及1880年的《恩迪米恩》。这些小说，都是本杰明•迪斯雷利的内心自白。
《维维安•格雷》的男主人翁维维安•格雷外貌出众、心思细腻，是女性心目中的万人迷。接受了虚伪的修道院教育后，维维安•格雷每晚开始沉醉温柔乡。然而，在道德的温室中，维维安•格雷就像一株既柔弱又茁壮的幼苗，成长得异常迅速。尽管维维安•格雷晚上总是花天酒地，但在白天，他仍是个孜孜不倦的学生。此外，他读过的历史典籍不计其数，随后也慢慢迈入世上*让人愉快，但对一个少年来说过于艰险的领域—政治学。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