克里斯托弗·蒂尔曼（Christopher Tyerman）

牛津大学十字军史教授、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Hertford College）的历史研究员和导师，同时也是牛津大学新学院（New College）的中世纪史讲师。他写了大量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著作，包括《上帝之战：十字军东征新史》（God’s War: A New History of the Crusades）和《关于十字军东征的讨论》（The Debate on the Crusades）等。他还是企鹅经典版《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编年史》（Chronicles of the First Crusade）的编者。

在中世纪，曾有成千上万的欧洲人离开自己的家园，踏上追寻信仰之路，而在各种因素的影响下，最终带来的是一场绵延数百年的宗教战争——十字军东征。这一重要的历史事件一直是学者们关注的话题，也由此诞生了诸多经典之作。 但与以往不同的是，本书作者克里斯托弗·蒂尔曼注意到了这项研究中常常被忽视的内容：事无巨细且耗资巨大的准备工作。以此为出发点，他探讨了在筹备东征时，有关政治、宣传、财务、后勤等方面的计划与组织要点。并进一步得出了一个引人深思的结论，那就是在宗教狂热的掩盖下，还有理性的动机在指导着发起十字军东征的人们。那些人知道他们希望达成什么样的目标，并且会运用实用的方法来达成其目标，实际上，是理性让宗教战争成为可能。

第一章 理性之貌

在宗教改革之后，批评者和辩护者不约而同地对十字军东征中所并存的极端信仰和极端暴力情有独钟。无论被认为是崇高的或是蛊惑人心的，是勇敢的或是残暴的，是诚实的或是伪善的，是忠贞的或是天真的，是充满坚定信念的或是腐坏堕落的，十字军战士们的这些宗教情怀始终不断吸引着人们关注的目光。对于他们的内在文化、心理能力，或是除了军事训练外的其他教育水平等方面则很少关注。现代人所描绘的中世纪骑士的形象常常都像是一个卡通剪影，身材健壮魁梧、杀人如麻、衣着华丽、身披熠熠生辉（间或血迹斑斑）的铠甲、身手不凡、为爱英勇，这样一种完全过时的人物形象会受人爱戴，不过或许也带着一丝高人一等的轻蔑。十字军战士过去会让人感觉格外陌生，因为他们相信可以通过战斗而得到救赎，相信杀戮是上帝的旨意。当然，这样的错误理解在近代渐渐开始改变。十字军东征的组织过程中反映出的是极为不同的另一面。战争要取得成功需要经验，需要冷静的头脑，需要理性思考的能力，无论是在构想上还是在实战中，中世纪时人们对于这一点的认知毫不逊色于当代。

理性的基础

理性的运作需要精神上的积极组织、调查与推论。只是通过对现象的观察，或是通过被动的信息收集，并不能推动有意义的理性思考，除非这一切条理清晰才有助于得出结论。否则的话，那所收集的信息也不过像是街头巷尾的八卦一般。理性可以通过调查来获知真相。在12世纪的学术、哲学、法律乃至政府层面，“调查”（inquisitio）和“真相”（veritas）是两大流行词汇，这并非偶然。有人说，理性调查在社会中的核心地位“是中世纪后期留给现代世界的一份厚礼……是西方文明保守最好的秘密”。理性既可以运用在抽象思考中，也可以运用在现实观察中。现代许多的理性思考都认为其本质上是智力活动，是通过搜集证据，进而用透明且公开的方法来试图说服其他理性之人相信一个事实。在一个相信世界是上帝创造且遵循神的规则的社会中，理性还具有伦理道德面，即如何最好地过体面的生活，这与尤金·韦伯（Eugene Weber）所谓的价值理性（或说是信念）以及形式严谨的封闭的理性体系（例如法律和法律流程）并存。理性既不是一成不变的，也不免于受到社会的影响。亚历山大·穆雷（Alexander Murray）提出过一个著名的理论，他将理性在中世纪文化中的崛起归因于经济商业化带来的社会渴望与流动性，以及随之而来的数学的地位变得越来越重要。在评判理性在中世纪的作用时，社会和文化背景至关重要。理性或许是绝对的，但理性的表现方式却是捉摸不定的。

理性的反面并不是无知、渴求、欲望、感情、经验，甚至不是否认，而是爱德华·格兰特（Edward Grant）所说的“启示”。中世纪盛期的许多脑力劳动都是在努力平衡这两股力量。接受造物主上帝的存在并不代表要排斥对上帝所造世界，即大自然的理性探索，反过来说，如果坚信上帝并不存在，也并不妨碍人们对宗教进行研究。不过，若是相信上帝，那就不可避免地要面对一些上帝的干预行为，这些行为看似凌驾于他所创造的自然秩序之上，也就是所谓的神迹。尽管这些上帝存在于宇宙之中的迹象也可以得到理性上的解释，正如托马斯·阿奎那试图要做的那样，但这些迹象还是渐渐被单独归成一类“超自然”事件，这个词是13世纪时创造出来的，间接地赞美了对人和自然的理性研究的发展过程。现代人常会错误地认定，如果一个前提如今被认为是错误的或难以接受的，那么从这个前提出发的任何理性思考本身也会被认为是不理性的。13世纪西欧学术界的一个重大项目就是要将古希腊哲学家亚里士多德的科学、政治和伦理哲学融入基督教思想中。这成了当时最有影响力的思想家阿奎那的神学的基础。亚里士多德对自然世界的阐释或许未必全对，但却并不是缺乏理性的。除非亚里士多德早就精通了哥白尼的天文学、牛顿和爱因斯坦的物理学、达尔文的生物学等科学，却还依然坚持他的理论，只有那样才可以认为他是不理性的。拒绝接受客观证据是不理性的；但尝试理解你认为自己所观察到的和所知道的事，并不是缺乏理性的行为。正如前面所说的，无知、缺乏信息，这些在本质上都不能称为是不理性的。

事实上，这种认识上的不足，再加上当时社会的远大抱负，反而给这个时期注入了某种刺激，进一步推动人们对神学、哲学和教会法律进行理性的研究。例如，因为想要为上帝的存在提供理性证明，坎特伯雷的安瑟伦（Anselm of Canterbury）发表了自己的本体论论述《宣讲》（Proslogion，1077/1078），这本身也是对现实或推论的中世纪怀疑论的一种评论。通过查问权威文本，对其中的矛盾处和疑难点进行探寻、解释和释疑，这种严谨的学术调查方法首先是由彼得·阿伯拉德（Peter Abelard）所开创的，尤其是在他的《是与否》（Sic et Non，约1121）中，这部著作中包含了理性过程的经典程式：“有疑问我们才会去调查，经过调查我们才能见到事实真相。”首先提出的问题是：“必须要有理性，才能让人类的信仰得以完整吗？或者并非如此？”这种通过探寻来获知真相的方法成了中世纪学术方法的基础，并且在12世纪和13世纪出现的越来越多的大学中成了学术调研方法的主流。大学的课程遵循两种理性讨论的模式，都是从古典教育中演化而来，一种是文学（artes liberales），包含三艺（文化、修辞和逻辑）；一种是数理学，包含四艺（算数、几何、音乐和天文，其中天文实际上指的是星相）。接受过这些学科教育的人们在十字军东征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他们成了顾问、组织者和积极的参与者。

仰赖理性的调查，而不是顺从地接受被揭示的上帝的真理，这并不仅仅是接受过学校教育的人（其中也不乏女性）才有的特征。理性思考的运用，由此带来的益处，以及产生的需要，在整个社会中都显而易见。整个十字军东征的时期，也就是从11世纪末开始的时期，恰好也是整个世俗社会接纳理性的思考和行事习惯的时期。从最基本的意义上说，这也许不过是对思虑周详的赞美，并将其升华为一种名为谨慎（prudentia）的美德。这种俗世的智慧可以通过教育、知识或经验获得，在各处都能发挥用处，无论是在商人的账房里，还是在建筑师或工程师的工作间里，或是身为法官或陪审员在法庭上时。教会法庭会寻找证人，调取文档，听取辩论，最后才由法官做出裁决。渐渐地，例如在英格兰，世俗法庭的传统审判形式（通过酷刑或搏斗）也在某种程度上效仿起教会法庭，开始听取证词和证人的誓言，由陪审员来为事实做见证。即便是最愚笨的领主也会主持正义，无论他多么富有，都未必能完全肆意妄为。同样，在经营庄园、佃户管理、维护权利等方面，理性也能成为方便的工具，不论是十字军东征的领导者们还是追随他们的骑士对此都同样熟悉。理性的证明并不限于法庭之上。圣物常常被批评者们认定为中世纪宗教中相当古怪和愚昧的一种传统，当时的人们竟然会信奉木片、断石、破布、遗骨，还相信这些能带他们去往上帝，获得永生。中世纪教会中一些有权有势的人也同样抱有这样的焦虑。遗物和与此相关的信仰体系是否有效，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其可信程度。基督教徒的怀疑，以及他们对证据的要求，几乎可以追溯到和基督教起源一样久远的时代，从“怀疑者托马斯”的故事就可见一斑。第一次十字军东征中最著名的一段故事就证明了鉴别可以引发多么大的争论和混乱，也证明了寻找客观解决方案的需要有多迫切。1098年6月，十字军在安条克（Antioch）疑似发现了圣枪（据说是耶稣在十字架上受刑时刺穿他侧腹的矛头），有人认为是这件圣物激励着十字军战士们在不利的条件下战胜了摩苏尔（Mosul）的阿塔贝格（突厥首领），取得了关键性的胜利。但从一开始，就有怀疑者质疑这件圣物的真实性，也质疑发现这件圣物的彼得·巴塞洛缪（Peter Bartholomew）所见到的幻象的真实性。这些不确定的因素，再加上十字军阵营中的政治竞争，几乎要彻底瓦解这次远征行动了。几个月后，人们试图为这一事件下一个定论，于是进行了对巴塞洛缪施以火刑的司法审判，而就像这类酷刑一贯的结果一样，最终依旧无法消除意见分歧。审判的内容是，巴塞洛缪手持这件所谓的圣物走过一连串燃烧的木头。如果他存活下来，就能证明圣枪是真的。在审判中，巴塞洛缪在酷刑中死去了。但支持他的人们坚持认为，他身上的伤不是火烧造成的，而是因为审判后暴民的袭击。多年以后，因为没有意见一致的裁断，这个伤痛依旧影响着争论双方在撰写编年史时的描述。

尽管最后没有成功，但在尝试解决圣枪的争议时，人们采取的依旧是理性、缜密的方式，想要尽可能公平地平息疑虑，让人们可以透明、一致且客观地理解上帝的裁决。这反映了教会的总体政策，即排除那些伪造的、买来的或偷来的圣物的邪恶圈套。第一次十字军东征的编年史作家中最投入、学术地位也最高的诺让的吉伯特（Guibert of Nogent，约1060—约1125）猛烈抨击了苏瓦松（Soissons）的圣梅达教堂（the church of St Médard）自称拥有的耶稣的乳牙。圣物兹事体大。通过吸引朝圣者的奉钱，经过认证的圣物可以为拥有它的教堂或修道院带来可观的财富。而在1204年第四次十字军东征攻克君士坦丁堡之后，这个问题变得更为棘手了，因为此后有大量圣物被投入市场中，其中包含一些在西方早就受到崇拜已久的圣物的复制品。这样的事并不鲜见。1098年的安条克圣枪的竞争者就展示在君士坦丁堡，而这些十字军战士们在一年前才看到过。1204年后，拜占庭的圣物拥入市场，让问题急剧恶化。那些收到掠夺而来的圣物的人们必须自己保证这些圣物是真的，而不是花钱买来的。勃艮第的克吕尼修道院（abbey of Cluny）的修士罗斯坦（Rostang）详细记录了1206年，圣克莱芒的头颅捐献给他们修道院的具体情况。为了让人相信其真实性，罗斯坦从捐赠者，也就是当地领主塞西的达尔马斯（Dalmas of Sercy）那里得到了一段详尽的口头描述，讲述了圣徒的头颅是如何被找到的，又是如何在希腊守卫的鼻子底下被偷出来的。这段故事读起来颇为生动，但这段记录的目的只是要证明这件圣物的真实性，以及作为新物主的合法性。圣物赝品的问题越来越严重和普遍，终于在1215年罗马举行的第四次拉特兰公会议上，颁布了一项法令来整饬圣物行业。新出现的圣物必须得到教皇的认证。其目的是防止信徒被骗，“说谎的故事或造假的文件在各地屡见不鲜，只是因为人们渴望从中获利”，而罗马教廷的认证体系也无法从这种渴望中幸免。幸好克吕尼的罗斯坦不辞辛劳地写下了圣克莱芒头颅的这段传奇。罗斯坦和拉特兰公会议上的神父们都明白书面记录有多重要。

目 录

序

年表

地图列表

引言

第一章 理性之貌

  理性的基础

  善于思考的战士

第二章 战争有理

这是上帝的旨意

乌尔班的遗产

法律

复仇

骑士精神

物质奖赏

精神奖赏

政治

正名失败

第三章 广而告之

  集会

  教皇特使与布道者

  书写

第四章 劝导

  理论

  时机

  地点

  听众

  语言

  道具、表演和戏剧性

  两位布道者

第五章 招募与奖赏

  战争的背景

奖赏的背景

第六章 参加十字军的人

  领主和领主权

  非贵族

女人

共同联盟

“穷人”

第七章 十字军远征的成本

  预算

  十字军战士的酬劳

  账目

  成本

第八章 为十字军远征出资

  以特权出资

  变卖资产

  赎金和中央投资

  税收

得失

第九章 协调

第十章 健康与安全

第十一章 补给

  食物

马

船运

攻城机器

第十二章 战略

知道去哪里

有宏大的战略吗？

结论

注释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