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伟大的战地摄影师，殿堂级摄影机构“世界的眼睛”玛格南图片社创始人，540幅战地照片，感受令人窒息的距离。 他，“永远跑在军队前面”，带着相机穿梭于亚、非、欧、美洲各战区，20世纪的5场主要战争都留下过他的身影。 他，天真，不修边幅，独来独往，狡猾，无畏又自负。 他，正直，浪漫，敏锐，可靠，有理想，有爱心。 他，用爱情面对战争与苦难，用烈酒对抗不安与虚无，在炮火中寻求救赎。 他，用手中的相机，延伸心灵与思想。 他，以宽宏的胸怀、全然的热情、高超的技术、无以匹敌的勇气和冒险精神，对抗枪弹。 他，用凝固的瞬间记录现场，揭示丑陋，延伸想象…… 他，成就了一部20世纪摄影史上的经典传奇。
第一章 1942年夏·启程
现在不用早起了。我的工作室在第9大街一栋3层小楼的顶楼，天窗占据了整个屋顶，角落里放着一张大床，电话机扔在地上，这就是我的全部家具。我连闹钟也没有，每天当然可以睡到自然醒，太阳才是最好的叫醒工具。我根本就不关心时间，天知道几点钟！我现在的全部家当是一枚5分的硬币。电话不响的话我是绝对不会动的，我在等有人来电话请我吃饭或给我个工作，哪怕是借点钱。最终电话没有响，我的肚子却响个不停。看来继续装睡是不现实了。
我一翻身，看见房东太太从门缝下面塞进来的3个信封。过去几周里，只有电话公司和电力公司的账单，终于，神秘的第三封信把我勾下了床。
一目了然，一封是爱迪生（电力）公司给我的账单，一封是司法部的，通知我，罗伯特·卡帕，原匈牙利公民，现在身份不明，被视为敌国侨民。所以我必须交出照相机、望远镜、枪支等危险品，未经特批不许离开纽约超过10英里。。第三封信是《科利尔》（Collier）杂志的编辑写来的，说杂志在过去两个月里仔细地审核了我的作品剪贴簿，突然确信我是个了不起的战地摄影师，相信我能完成一项他们交给我的特殊任务，他们在一艘48小时后开往英国的船上给我订了一个位置。信里还附了一张1500美元的支票做预付金。
这件事很有趣。假如我的打字机还在，又或者有足够的勇气，我会给他们回信，告诉他们我是个“敌对分子”，我连新泽西都不能去，更不要说英国了，我唯一能带相机去的地方就是市政厅的敌侨财产委员会。
我是没有打字机，但口袋里还有一枚硬币。我想还是抛硬币。要是字的话，我就去英国冒险；如果相反，我就向《科利尔》解释我的处境并退还支票。
抛落在地上的硬币是——背面！
我转念一想，一枚硬币就能决定我的命运吗？我拿了支票，换成现金，不管怎么样，我要去英国冒险！
我把硬币给了纽约的地铁，支票给了银行，在银行旁边的詹森餐厅用2．5美元换了一顿丰盛的早餐。这事到了这一步，我是不可能拿着1497．5美元去找《科利尔》杂志社的，那是自找麻烦。
我再一次读了杂志社的信，确定我的英国冒险之旅要在48小时后起航。又重读了司法部的信，从什么地方开始呢？我需要一张免服兵役证、一张美国国务院和司法部提供的出入境许可证、英国签证，以及签证要用到的护照。我可不想一开始就碰钉子，所以得先找个能听我解释并体谅我的人。我曾身陷战争的旋涡。美国人刚开始尝到战争这种麻烦的滋味，而英国人已经打了两年多，对这种事他们应该已经很了解。我想还是先去找英国人。
从詹森餐厅到机场只要走5分钟。一小时内有一架飞华盛顿的飞机，我买了张票，《科利尔》给的钱又少了。
两个半小时以后，一辆出租车把我送到了华盛顿的英国大使馆门口。我求见使馆的新闻专员。见我的是个穿着随意的绅士，他有着通红的脸颊和厌倦的表情。我通报了自己的名字，但不知如何开始，没有办法，我给他看那两封信。先是《科利尔》的，然后是司法部的。他读完第一封信没有任何表情，但是他读完第二封信的时候，嘴角掠过一丝微笑。借着这丝微笑，我又掏出了爱迪生公司寄来的我还没有拆的信，递给他。我早就知道那是他们给我的停电通知。看完后，他示意我坐下。
他终于说话了，没想到还挺有人情味的。战前他是个地质学教授，战争爆发的时候他正在墨西哥沉醉于研究火山顶层的土壤成分。他对政治从来都不感兴趣。但是由于战争，他被招募到这里做了新闻官。从那时起，他的工作就是为了确保英国人的利益，对各式各样的申请和请求说“NO”。他很肯定地对我说我的情况非常特殊，把他以前处理过的所有案子都比下去了，我是头号的！我心里充满了对他和对我自己的同情，于是，我提议共进午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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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由罗伯特·卡帕摄影手记及其摄影作品两部分组成。书中不仅收录了卡帕享誉世界的摄影名作，还特别精选了他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在中国抗日战场及欧洲战场的经典照片。除了在摄影方面的杰出成就，卡帕还用文字讲述了他说经历的战争故事。他曾随盟军转战大西洋、北非、欧洲，这些经历堪比历史记录精彩的探险小说。许多照片背后的故事，也都能从他直接、幽默、简洁明快的摄影手记中得以了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