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夏世界史文丛·地区国别史研究（第3辑）》：
从1918年德意志帝国崩溃，随之魏玛共和国建立，到1945年第三帝国崩溃，在这27年里，德国历史的发展轨迹呈现出一个宽度较大的“之”字形图景，这个国家“在善和恶两方面都走了极端”。这一发展轨迹，较为明显地反映出德意志人追求完美甚至极端的特性，即任何道路都要走得极致。然而，物极必反，常常矫枉过正。这时，德意志人又会向着相反的方向狂奔。从深层次看，表象后面还有理念的冲撞：德国是赶上世界潮流，让发展不同步的政治经济体制尽快补上“短板”，还是坚守德意志特色，排除各种披着华丽或不华丽外衣的非德意志因素，让德意志社会沿着自己的轨道发展。
魏玛共和国的政治体制是先进的，甚至带有点过于超前的色彩。然而，超前的民主体制建立在怀旧的德意志社会之上，似乎从一开始就埋下了地基不稳的隐患。因此，在德国沿着世界化道路向前发展时，另一种主张始终在发出自己的声音。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前后，这种主张以“1914年思想”的形式表现出来。“1914年思想”认为，当时风行世界的“1789年思想”是“破坏性解放的革命”思想，自由、平等、博爱是“真正的十足的商人理想”，为的是“迅速赢得所有个人的赞同”，强调西方意义上的自由是“任意”和“无节制的”。而“1914年思想”具有德意志特色，主张“建设的革命”，认为“德国式自由”强调“秩序”，是真正的自由，生命能在“真正的自由中”绽放。他们强调德国的平等是有机的平等，类似于军队中的战友关系和同志关系，大家平等效劳，在不同岗位上发挥不同的作用，“既学会听话，又学会命令”。随着20世纪20年代中后期美国文化的大量渗入，德国又兴起了新“保守革命”思潮，要求抵制西方议会民主和西方文明，抵制现代性，维护和捍卫德意志传统和文化。
1929年秋，肇源于美国的经济大危机袭来后，严重依赖于美国的德国经济很快深陷其中，“黄金时代”的镀金铜瞬时消散，德国与美国一起“并立”成为受打击最严重的两个资本主义国家。在经济危机的推动下，共和国时期逐渐得到缓解的深层次矛盾又被推向表面。由于缺乏睿智能干的政坛干将，国会一总统二元体制非但没有成为集中权力攻陷危机堡垒的载体，反而为希特勒上台提供了通道。
希特勒担任德国总理后，立即以恢复德意志传统为幌子，对民主体制大动干戈。他标榜自己要重建“日耳曼民主”模式，解散其他政党，同时改变纳粹党的属性，称其为代表全民族利益的精英党。他通过《授权法》降低议会的地位和作用，声称要让议会回复到Rat一词的古义的地位，即仅仅是元首的顾问团。最后，国会蜕变成“接收希特勒声明的响板”和“昂贵的合唱团”。通过《授权法》获得立法权的内阁，从1938年2月起就不再开会，部长们只能从广播中知悉“德国政府”所作出的决定。希特勒政府逐渐演变成“小朝廷”，国家元首通过党、政府、军队三个办公厅的主任，实施着个人的独裁统治。其他领域中的情况大致相同。经济上提出“自给自足”的口号，力图脱离世界市场，为此不惜违背经济规律，开采和提炼贫铁矿石。文化上以“德意志”和“非德意志”为划分标准，极尽扶持打压之能事，不惜将相对论的创始人爱因斯坦逐出国门。社会生活中鼓励女性脱离公共事务“回归家庭”，充当德意志斗士的贤妻良母，在“教堂、厨房、孩童”的有限范围内，成为德意志民族的生育机器。
然而，客观规律难以违背。本文所探索的纳粹德国农业政策和妇女政策，尽管其起因并非完全不合理，尤其在农业方面，如果站在德国农民的立场上看问题，纳粹党人的有些口号甚至是相当贴心的，政策初衷也颇具吸引力。但是，尽管从总体上看，纳粹主义理论是“回归”与“超越”并存，“超越”服从于“回归”，而在农业与妇女问题上，纳粹当局的政策却是以“回归”为主色调，其“超越”的一面最多体现在宣传的用词上。因而最后的结果是，尽管当局在这些问题上用力甚多甚猛，而成效却乏善可陈。
另外需要指出的是，纳粹政权尽管以“回归德意志传统”为口号，但是其所作所为并不代表德意志特色。下列三件事情可以作为例证。第一，神圣罗马帝国的政治架构中有重视制衡的特点，其中包含选侯与皇帝、邦君与皇帝、政权与神权之间的互相制衡，但纳粹政权却以实施“绝对统治”为追求目标。第二，在纳粹当局讨论应对现代主义文化的政策时，戈培尔曾经表示，“纳粹党人是一群具有现代意识的先进分子，这不仅在政治和社会领域是如此，而且在精神和艺术领域也是如此”，然而在希特勒明确表示要实施打压政策后，他立即转向，毫不脸红地谴责现代派艺术是“附庸风雅”，是“病态”和“腐朽”的，应该遭到清除。第三，纳粹当局在战争准备阶段，曾经强调实施“自给自足”，要摆脱世界市场，规避风险。但是在侵占大片欧洲领土后，它就以欧洲统一体系为目标，力图改造各国的产业结构，实现产业分工，在欧洲范围内展开产品循环。它也需要欧洲一体化乃至世界一体化，然而是德国绝对统治下的一体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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