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政治理论
——修昔底德与希罗多德
（节选，注释从略）
在西方古典史著传统中，希罗多德（约公元前484—前425年）与修昔底德（约公元前460—前400年）构成其中当之无愧的“双子星座”。两人年龄相差二十岁左右，属两代人，但彼此交集甚多，他们都生逢盛世雅典，目睹黄金时代的雅典在伯里克利领导下，帝国权势蒸蒸日上，他们都亲历伯里克利去世后雅典民主政坛日趋昏聩，帝国事业江河日下，直至最终一败涂地。
罗马政治家兼哲学家西塞罗将希罗多德尊为“历史之父”，意在凸显希罗多德所开创的新的文学精神，即实证主义的科学精神、理性主义的思维方式。由于所涉事件年代久远，希罗多德不得不在不同的传闻或口述版本之间相互对勘，某些希罗多德本人无法确认的事实，便索性将其并置，交给读者去鉴别真伪，在吸引听众注意力、激发其智识的同时，营造故事的现场感。
对于希罗多德的上述努力，修昔底德却颇有微词，他这样写道：“关于战争当中发生的事件，我不是偶然听到什么就认为值得记下来，也不以我个人的看法为准；……我的记述没有故事传奇，对听众而言，很可能难以引人入胜。”修昔底德坚信，无论从战争规模还是后果来说，波斯战争都无法与伯罗奔尼撒战争匹敌，“过去最大的事件就是波斯战争了，不过，仅两场海战和两场陆战便决出胜负。但是，这场（伯罗奔尼撒）战争旷日持久，它带来的灾难，在希腊，在同样长的时段，还未曾有过”。
受修昔底德上述论断直接或间接影响，在后世史家眼里，修昔底德的著史方法据说更为客观，主题更加重要，修昔底德，而不是希罗多德，被他们奉为事实上的“历史之父”。与此同时，吊诡的是，以传记作家普鲁塔克为代表的评论家更是将希罗多德视为“谎言之父”。然而，若揆诸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文本本身，这显然是后世研究者出于一厢情愿的误会所致。事实却是，无论是修昔底德还是希罗多德，他们在考订事实原委的同时，都有着极强的创作欲。平心而论，创作，是包括史诗、戏剧、哲学、历史在内的一切著述形式的应有之义。任何文本，只要形诸文字，都涉及材料的选取、编排的次第、高妙的修辞等著述家所谓的“主观因素”。因此，在著述方面，修昔底德并不比希罗多德更“客观”。即便伯罗奔尼撒战争的规模和持续时间远超希波战争，但这并不意味着有了修昔底德，希罗多德便不再重要，更何况，所谓的规模和持续时间，只不过是表象，希波战争与伯罗奔尼撒战争有着性质上的根本差异，希罗多德的地位并未因修昔底德的出现而降低分毫。
在希罗多德心目中，曾经的波斯帝国正是目下雅典帝国的对应物，而在修昔底德心目中，目下的雅典帝国将是一切未来帝国的对应物。修昔底德宣示说，《伯罗奔尼撒战争史》必将与日月同辉，与天地同久，同样，希罗多德坚信，《历史》将穿越时光隧道，存亡继绝。希罗多德透过历史审视当下，修昔底德透过当下展望未来。希罗多德透过波斯的入侵，揭示希腊世界的分崩离析、各图侥幸，斯巴达借波斯之手打压雅典的精心算计，雅典政治家巧于弥缝的足智多谋，斯巴达与雅典之间的“暗斗”跃然纸上。而修昔底德则将雅典与斯巴达之间的“明争”发挥得淋漓尽致，洞悉潜藏于希腊世界这一公开争斗背后的心理和精神玄机。
在希腊世界从自发性的联盟秩序向强制性的帝国秩序过渡的关键时刻，希罗多德与修昔底德，都是有着强烈泛希腊情怀和视野的政治史家。从希罗多德到修昔底德，历史、当下、未来交相辉映，浑然一体。他们透过手中的如椽之笔，记录帝国兴衰，洞悉导致帝国陆沉的深层机理。无论是希罗多德，还是修昔底德，他们都是有着强烈现实关怀和济世使命的政治理论家。
帝国的政治理论不是“货与帝王家”的资政报告，他们并不以“苟有用我者”自居或者自期，他们将深沉委婉的教诲嵌入直白的历史叙事当中，将深邃犀利的洞见潜藏于精致的故事结构之中。在希罗多德和修昔底德那里，解释世界与改造世界，可以说互为表里，他们在描述世界的同时，也在解释世界，而解释世界的过程本身，也是理论家努力改造世界的过程。帝国的政治理论是深沉委婉的悲剧史诗，是垂宪后昆的精神镜鉴，是灵魂净化的实验田，是政治教育的思想现场。而政治教育，正是政治理论家们借以重塑人心、改造世界的津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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