划时代的日语思想史
曾获“日本学界龙门”三得利学艺奖
“国语”问题的背后，即“传统”与“现代”的关系这一不断折磨着日本近代意识的重大问题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并不是先确立了“日本语”，再在其基础上构造出（日本）“国语”的。事实恰恰相反。
作者结合日本“语言的近代”的概念，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国语”理念的历史。这样一来，不仅可以说“国语”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史基础，日本语的“近代”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但“国语”理念不能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考察，还要立足于“语言”来理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个谱系具有决定性的意义。
作者试图证明：被归结到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方面的“语言思想史”，其自身往往也是具有独立轮廓和固有构造的。
前言 语言与“想象的共同体”
（注释从略）
对于人类来说，语言是最理所当然的了。顺从自然行为的说话者在用母语说话时，并不会意识到自己在说哪种语言，而且也不会像语法研究者那样，首先思考母语的语法规则然后再去组织自己要说的话。对于这种说话者而言，当被告知是在说“××语”的时候，这种知识从本质上讲是陌生的。在这个意义上，某个人如果被告知他是在讲××语，或者是在用“国语”说话，那么让说话者意识到这件事情的那一瞬间，人类语言就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也即，语言的异化的历史由此开始。
也就是说，尚未让反省意识介入其中的时候，并不是在使用被对象化了的“××语”，而只是在“说话”而已。但是，当我们试图寻找“说话”这件事情的根据时，或者对“说话”一事萌发了或多或少的目的意识时，“语言”就会成为先于“说话”这一自然行为而存在的实体，并占据主导地位。可以这样来看，并不是“说话”创造了“语言”，而是在某处存在着的“语言”这一事物，才是“说话”这一行为被遮掩起来的基础。只有在这个时候，人们才可能毫不犹豫地为语言下如此的定义：“语言是传递的手段。”因为，在此之前，这一语言并不是从语言之外的状况中可以将意思直接剥离出来的“手段”。当然“语言是传递的手段”这一定义，并不能说完全错误，只不过就刻意遗忘语言的“历史的疏离性”（歴史的な疎外性）这一点来说，不能不说它是虚伪的。
从而，语言被设想为是与人类的说话行为相分离的实体存在，以及是可以从文本语境中任意抽象出来的、中立化的道具， 两者可以说是如硬币的正反面互为表里的。从这一点来看，语言被认为是民族精神的精髓这一语言民族主义，和“语言说到底就是交流的手段”的语言工具论，这两者也是同时代语言认识的双胞胎。它们与高度的意识形态性相结合，由此开始了“语言”的时代。
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指出，语言具有“创造想象的共同体，以此建构特定的连带感”的能力。这是因为“不管多小的国家的国民，构成这个国家的大多数人，彼此之间并不认识，也没见过，甚至相互之间连听都没听说过，即便如此，每一个人的心中，却存在共食圣餐的想象”。在这里，语言正是存在于共同的圣餐所在之处，是沐浴圣灵的面包，有时候也是这圣餐的主宰者。
据安德森所言，这个“共同的圣餐”是以默认这一集体共有“同一种语言”为前提的。但是，一个社会集体意识到他们共有同一语言，接着就想要从中找出其巨大的价值，这是无论何时何地， 在什么情况下都无须质疑的自明的事实吗？安德森的“国家”并非存在于可见的制度层面上，而是“作为想象，内心中描绘出来的想象的政治共同体”。而且，无论是语言这一事物的同一性，还是语言共同体的同一性，与“国家”的同一性一样，都是想象的产物。也就是说，同一的语言共同体的成员，虽然没有彼此相遇，也没有过交谈，但深信不疑的是，大家共同地使用着“同一种”语言。经验上无法一一确认的语言共有意识，与政治共同体同样，显然也是历史的产物。所以，当“国家”这一政治共同体与使用着“同一语言”的语言共同体，这两者的想象发生层叠联结在一起的时候，通过想象受胎孕育的叫作“国语（national language）”的婴孩便清晰地呈现出了它的原貌。
众所周知，“国语”这个制度作为支撑起近代国民国家的必要条件，开始于法国大革命时期。在那时，法语才开始作为“国语”成了统合“国民（nation）”精神的象征。但是在当时的法国，通过维莱科特雷法令与法兰西学术院等创造出的法语，它是具有同一性的，这一意识已经变成了自明的公理。革命家们也将法语的传统当作既成之物接受下来。
首先确立“语言”本身所具有的同一性，以及“语言共同体”的同一性，然后将其注入国家意识或国家制度，从而产生“国语”。但并非所有的场合都是这样的。从这一“国语”的产生背景来看，法国与日本的情况截然不同。
对于近代日本来说，并不是“日本语”先确立自己的地盘， 在此基础上再筑造“国语”这一建筑物的。恰恰相反，首先是“国语”这一光鲜亮丽的塔尖搭建起来之后，才急匆匆地制作出“日本语”的同一性这一基础，这一过程毋庸置疑。
“国语”是经受了各种各样的意识形态的洗礼之后诞生的概念， 如今这一事实被广泛地接受。相对而言“日本语”或许会被认为是语言学上承认的、中立的客观存在物。但是，认为“日本语”是不潜藏任何意识形态性的概念，这本身也是特定的意识构造的产物。对于这样的“日本语”概念所蕴含的问题，龟井孝（1912—1995） 给出了恰当的论述：
但是如果在这里严肃地反问“日本语到底是什么”，这绝对不是可以自明的概念。只要不进行任何抽象操作，语言就不可能作为一个统一的实体对象呈现在我们的眼前。
无论《万叶集》的语言与20 世纪日本的语言从实质上有多么不同，如果将它们都作为“同样的日本语的面貌”来引导我们去接受的话，这种情况至少不是在纯粹意义上的语言学的直接影响下产生的结果，而是某种固定观念的独断所致。这种独断是从某种思想中派生出来的，它假定了超越历史的、形而上学式的绝对存在（比如作为神话的绝对存在）。
在这里，虽然只论述了在时间的连续性下保证的语言的历时同一性，但从共时性的角度来说也是如此。如今，居住在“日本”这个政治的、社会的空间里的所有人若不相信大家使用的是“同样的日本语”，作为概念的“国语”也将无法成立。毋庸置疑，现实的语言中一定会存在着各种各样地域性的、阶层的、文体的变异。但是，无论这种变异性多么分散，能够将其视作真正的“变异”来理解，正是因为其背后有着共通的同一尺度。也就是说，对于“国语”的成立，最为根本的是，无论现实中存在着什么样的语言变异，是否坚信有超越这些变异的不可撼动的语言同一性存在。现实的语言变异是次要的，而基于想象的“国语”的同一性本身是更为本质的，这种语言意识是绝对必要的。
当然，为了实现“国语”体制，不得不依靠“标准语政策”来尽可能地消灭语言的变异性。然而，从语言本身的性质来看，语言是无法完全实现均质性的。对于“国语”来说，一边面向的是现实中的语言政策，另一边如前所述必须伴随着想象的登场。
在近代日本，“国语”概念的成立过程同步于“日本语”同一性自身的确认。然而，需要揭示近代日本的国语意识的存在方式的时候，这一并行的过程经常会被忽视。因为在建造“国语”这座耀眼夺目的建筑物时，上述过程就像地基那样，虽然重要，但并不会引人注目。而且，所谓“日本语”的同一性是一种很难用手去触摸的柏拉图式纯粹精神上的语言意识。正因如此，如果没有非常敏锐的、毫无遗漏的视觉的话，很容易将其忽略。然而，将“日本语” 的同一性作为毋庸置疑的自明的前提来看待，又很难使“国语”的概念所具有的不可思议的威力显现出来。在日本，“国语”概念确立以前，对于那些完全无法相信存在着“同一种日本语”的人来说，通过研究去明晰他们的思维过程，这一工作十分必要。因此我在序章阐述的就是这个问题。
日本的“语言的近代”，是从最初的“日本语”这个语言统一体是否真实地存在这样一个疑问出发的。而“国语”可谓是为了全力击碎这样的疑虑而创造出来的概念。“国语”并非是作为既成之物而存在的。“国语”这个理念在明治（1868—1912）初期完全不存在，它的理念与制度是在日本建设近代国家的过程中被创造出来的。
在论述“国语”概念的起源时，人们经常会提到本居宣长（1730—1801）以来的“国学”传统。但是，我并不想在此采用这样的视点。在某种程度上，与其把“国语”当作日本的“近代”， 不如将其视作“语言的近代”中固有的表现。理由是，在“国学” 中，“日本精神”与“日本语”的结合确实是以鲜明的意识形态的面貌呈现出来的。但是，国学者们认为理想的语言是《古事记》等古典文献中的那些没有沾染“汉意”的“和语”。尽管如此，这些并不是“国语”，甚至连“日本语”也称不上。
毋庸置疑，“国语”是表现“日本精神”与“日本语”的结合的终极概念。日本在战前的殖民地所推行的并不是“日本语教育”，而是“国语教育”，它是所有“同化政策”的根本原则。这样一来，日本殖民地统治的“思想依据”就包含了“国语思想”。因而在考察“国语思想”是如何形成的时候，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根源也会昭然若揭。另一方面，以“国语”概念为抓手，同时也可以做出如下论证：日本的殖民地统治并不是随着近代日本的存立而衍生的副产品，而是深深扎根于日本近代本身的、更为本质性的事物。
不仅如此，“国语”在日本放弃殖民地之后依旧存在着。“战败”并非“国语”理念的终结。即使现实中的殖民地不复存在，作为“思想依据”的“国语”思想却没有泯灭。在《国语与国家》一文中首次清晰地描绘出“国语”像的上田万年，以及继承了上田思想的国语学者保科孝一所设想的“国语”体制，与战前相比更接近于“战后”现在的日本的语言状况。这意味着，从“国语”的思想史来看，“战前”与“战后”之间并不存在绝对性的断绝。
笔者在考察明治初期以模糊不清的面貌出现的“国语”之状况的基础上，最为重视的是从上田万年到保科孝一的这一连贯性的谱系。当然，除两者之外还有很多担负着建设“国语”思想重任的人物，但“国语”理念不能仅仅从政治、思想层面来考察，还要立足于“语言”来理解，这个谱系最具有决定性的意义。如果“国语”首先是“语言意识形态”的话，那么符合“语言”本身的分析方法就显得格外必要。笔者的野心在于，试图证明往往被归结到思想史、政治史、文学史等方面的“语言思想史”，其自身是具有独立轮廓和固有构造的，这也是本书的主旨所在。
笔者试图与日本的“语言的近代”相结合，从语言思想史的视角来探讨“国语”理念的历史。这样一来，“国语”不仅仅是日本殖民主义的思想史基础，日本语的“近代”本身的特质也可以被清晰地刻画出来。
以下是本书的构成：
在序章部分论述“国语”以前的日本语并没有被视为自立的统一体这一问题。
第一部是“明治初期的‘国语问题’”，主要讨论了明治初期开始到大约明治三十年代末期的“国语”概念的变迁。文字表记和文体的问题是后来“国语”的内涵被质疑时最大的热点，第一章和第二章旨在了解其历史背景。第三章则以明治初到明治三十年代左右作为研究对象，试图追踪“国语”概念是在怎样的思想背景之下被制造出来的。
第二部为“上田万年的语言思想”，主要分析了在近代日本“国语”理念的形成方面，扮演决定性角色的上田万年的思想。在第四章讨论上田对传统国学的批判以及对近代语言学的接受之后， 第五章则重点分析了其著名的演讲《国语与国家》，对这篇演讲进行了全方位考察，通过细致的分析，阐明了上田语言思想的基础。第六章讨论的是在以近代语言学为基础而创造的国语学与以标准语的制定为代表的国语政策之间，上田建立了什么样的关系。
第三部与第四部主要探讨了上田的忠实弟子保科孝一的活动。
第三部是“国语学与语言学”。在这一部分中，讨论近代日本的“国语学”的存在方式与保科孝一所构想的“国语改革”的方向性之间的关系。第七章是国语学者保科孝一的概述性介绍，第八章则主要围绕《国语学史》所展现的语言学与传统的国语学之间的对立关系进行讨论。特别是在第九章阐明了语言学与传统的国语学两者的尖锐对立并非只是学问上的，也与现实的“国语问题”中保守派与改革派的立场有关。第三部讨论的国语学者除了保科孝一之外，还有山田孝雄和时枝诚记。
第四部是“保科孝一与语言政策”。这一部分从某种意义上说是本书最为重要的部分。保科孝一在忠实地遵从上田万年创立的“国语”理念的同时，耗时50年之久在日本的“国语政策”方面发挥了主导作用。在这里，不仅阐述了保科属于日本国内的“国语教育”领域，还置保科于时代的脉络中，论述了他的思想在为殖民统治制定“国语政策”时起到的作用。首先第十章讨论的是“标准语”概念。第十一章有关殖民地朝鲜、第十三章有关伪满洲国、第十四章有关“大东亚共荣圈”，这三章主要分析保科有针对性地提出的政策性建议，进一步揭示了保科的“国语”理念的内在实质。在第十二章，则论述了近代日本的“同化概念”与语言政策的关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