绪论
第一节 隐喻翻译研究述评
隐喻翻译是翻译本体研究中的重要方面。隐喻翻译研究从与修辞学有密切关系到概念隐喻的出现，又与认知科学有着非同一般的关系，在国内外隐喻翻译研究中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目前隐喻翻译研究出现了多视角、繁方法的良好局面，但是对隐喻翻译的过程和影响因素研究较少。
一、国内隐喻翻译现状简述
中国的隐喻翻译研究始于20世纪80年代，在中国知网上以“隐喻”与“翻译”为关键词进行高级检索，显示较早写关于隐喻翻译的是蔡力坚和王瑞 ，而国外的隐喻翻译始于20世纪60年代。经查询，国内隐喻翻译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研究成果不多，更多的是从传统修辞学角度研究隐喻翻译。1980年莱考夫（G. Lakoff）和约翰逊（M. Johnson）合著的《我们赖以生存的隐喻》（Metaphors We Live By）问世后，西方语言学界掀起了从认知科学角度研究隐喻翻译的热潮。21世纪初，国内隐喻翻译的研究借助西方多学科理论成果，脱离了20世纪修辞学的研究，在21年（2000—2020年）间展开了多学科、多方法的研究，但也存在一些不足，如对隐喻翻译过程、译者译文成因的内部问题及影响隐喻翻译的因素等问题的研究不够深入。隐喻翻译是翻译研究中很重要的内容，忽视其问题会直接影响到整个翻译的质量。鉴于目前国内对隐喻翻译研究的简述较少，尤其对21世纪以来的隐喻翻译研究简述更少，因而有必要对国内隐喻翻译研究状况做一梳理，以便对未来研究有所帮助。
（一）隐喻翻译研究：视角众多
21世纪初，隐喻研究和翻译研究进入了新的历史阶段，隐喻翻译研究成果大增。从21年间的隐喻翻译研究来看，它借鉴了许多其他学科理论，如认知语言学、语用学、文化学、思维学、阐释学等，成果形式主要表现为学术论文，专著成果不多，其中与认知语言学相结合的研究尤为突出，但专著成果也不多。
1.认知语言学视角
受国外认知语言学的影响，21年来，国内很多学者在吸收和借鉴国外成果的基础上诠释了隐喻翻译的问题，取得了一定的成果。讨论的问题主要集中在两个方面。
第一，以认知语言学为基础，探讨隐喻翻译的认知性研究。陈道明用概念映射的“多空间”模式解释隐喻翻译过程。肖坤学认为隐喻翻译应以认知为取向，隐喻的认知特征可作为隐喻翻译研究的一个范畴，这是隐喻翻译研究一个新的视角。谭业升以“火”的隐喻翻译为例，以认知语言学的隐喻观为基础，参照描写翻译学文本分析方法，对隐喻翻译问题做了更系统深入的研究。这种系统性的认知研究揭示出：隐喻翻译应注意保持小说作者创建的概念隐喻系统的连贯性，不随意“灭火”，也不任意“点火”。王黎强调，“隐喻不仅是一种修辞手段，它还是人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思维方式。英汉两种语言中的隐喻在喻体、喻义和比喻方式上完全对应是有限的，不对应或不完全对应才是主体”；张广林和薛亚红强调，“认知语言学的概念隐喻理论强调隐喻的认知本质，隐喻既是语言现象，又是人类的认知方式和思维手段，英汉语言中广泛存在的隐喻体现着两个民族对事物认知体验的共性和差异”。邱文生认为，隐喻认知映射条件是隐喻翻译的认知资源，为隐喻翻译提供认知场景，而不是对译者翻译进行行为的规定。侯敏从认知角度阐释了规约隐喻、库存隐喻、新鲜隐喻的意象翻译，认为译者处理隐喻翻译问题时，需充分考虑认知资源与认知模式之间的异同，并*终用恰当的语言予以反映。管音频认为，隐喻翻译不能只停留在修辞层面的语言转换上，翻译时还须从认知角度深入分析隐喻产生的心理，然后再明确具体的翻译方法。很显然，隐喻翻译应以认知为基础，不谈认知只研究隐喻翻译是不实际的，既然认知是构成隐喻这种人类普遍语言方式的前提条件，为了使隐喻翻译研究更加科学化、系统化，在隐喻翻译中加入隐喻认知特征的研究就显得十分重要。李海峰和陈萍认为，只要译者在认知增量的基础上不断优化认知结构，利用溯因推理把在微观发生的时间尺度内的理解与原有模型进行比较、检验和再认识，就能确定源域和标域准优解，从而实现隐喻翻译的信度和效度。胡奇军从认知角度分析中医隐喻翻译，认为中医隐喻翻译是一个复杂的心理认知过程，涉及两种语言、文化的转换。赵颖以隐喻建构的认知机理分析为依托，描述翻译的心理认知过程。魏梦婷利用认知语言学中的隐喻和转喻概念，对比诸位译者对古典诗歌不同的翻译文本，总结出了四种诗歌中隐喻和转喻的互动翻译模式。张建科和王博认为，认知科学蓬勃兴起再次引发了隐喻研究重心转变，其语言学领域研究第二次实现向人类思维方式范畴领域研究华丽转身。周红民指出，隐喻翻译研究随之出现认知转向，在思维层面拓展了隐喻翻译研究的疆域。赵博和刘安硕认为，隐喻在本质上是一种语言和心理层面的映射，翻译层面的隐喻是原语的形象在目标语言中的认知与思维反映。
第二，以概念整合和框架理论为基础，分析隐喻翻译的模式、运作方式、涉及要素等。王斌通过对隐喻结构原语（域）与目的语（域）的整合分析，再现翻译中意义转换的心理运作过程，论证隐喻结构对翻译解释的局限性在于泛化个别整合模式；同时指出，若将交织作为独立认知运作，则能发挥其动态整合功能，为对翻译的全面解释提供契机。陈道明认为，隐喻的概念整合和多空间模式可取代始发域向目的域映射的双域模式，充分地显示了现代隐喻理论在揭示隐喻这种思维现象的客观规律方面的重大突破。耿艳梅和阮红梅的隐喻翻译合成理论介绍了语言内部及语言间的认知运作方式，科学地细化了隐喻框架下翻译中意义移植的认知心理运作过程。周颖认为，框架理论下的隐喻翻译注重喻体的重要地位，以喻体为本，并遵循两种情形：相同框架下的隐喻翻译和不同框架下的隐喻翻译。苏立昌和李建波认为，概念整合理论可以较好地解释隐喻翻译的可译性与不可译性，也从某种意义上回答了文化差异是以何种方式影响隐喻翻译的问题。刘翼斌对《哈姆雷特》中的概念隐喻汉译进行了研究，旨在将剧本由意象图式投射到剧中刻画的人物和情景中的形象思维编织成的画面，转化成由概念、判断、推理组成的理论形态。李莫南和张斌概述了隐喻英译的现状及概念整合理论的发展和基本概念，试图以概念整合理论为指导来研究隐喻翻译，指出概念整合理论与翻译过程涉及八个要素。阮宏芳认为，可以用概念整合理论中的简畴网、镜相网、单域网和双域网来解读汉语诗歌的隐喻翻译。谢世坚和严少车认为，概念整合是一种普遍的认知操作过程，能够充分阐释隐喻的意义动态建构，而隐喻翻译是一种动态的概念整合。朱昱煜和顾正阳认为，构建对汉语古诗词隐喻的英译过程的概念整合网络模型，并通过按源域与标域的异同分类的实例分析，探究译者的实时认知整合操作过程。邵璐和黄丽敏认为，从认知文体学视角出发，借助概念隐喻理论和概念整合理论建立翻译认知模型。
2.语用学视角
运用语用学的关联理论研究隐喻翻译，具有明显的跨学科特点。隐喻翻译过程中明示-推理过程和语境起到了重要的作用。张新红和何自然、滕延江和张晓梅认为，关联理论视角下的隐喻翻译观是一种由原语作者—译者—译文读者构成的三元关系，包含两个明示-推理过程的交际行为，涉及两个交际者和两个接受者，其中译者兼顾交际者和接受者的双重身份。张颖、朱俊浩和赵家明、黄丽媛和孙芳琴等也从关联理论角度深入探讨了英汉隐喻互译的过程，作为译者应在关联理论翻译观的指导下，对隐喻做出明示-推理的合理解释，创造性地应用各种策略来处理原文中的隐喻，从而使英汉民族能通过较少的努力获得*佳的语境效果，加深两者文化的理解和交融。陈恳认为，关联原则揭示了人类认知的一般原则。隐喻不仅是一种语义的更是一种语用的、认知的现象，因此对隐喻的理解必须遵循关联的原则。关联原则能给隐喻一个一致的解释。武柏珍和沈荃柳从语用学角度分析文学作品中有关隐喻翻译的问题。为了准确传达原文的隐喻词语，译者不能机械地照字面翻译，而应根据语言环境和说话者对事物的态度以及作家所要表达的感情并结合汉语表达习惯来确定翻译对策。毛燕认为，异域隐喻翻译的理解在于利用其相关性，进一步减少阅读认知的努力，从而使阅读更流畅。范春祥认为，在对中医隐喻进行翻译时，译者要针对读者的心理期盼与认知环境做出正确判断，在关联原则的指导下，将原文的信息准确无误地传递给读者，使译文与读者的期盼相吻合，达到*佳关联。隐喻翻译要实现语言形式转换，更要正确映射和整合语言形式背后隐藏的不同思维方式和文化因素。胡学坤在关联理论指导下，深入分析和探讨了小说《围城》的隐喻翻译。胡壮麟认为，隐喻翻译的关联性分析，旨在说明翻译过程的复杂程度超过了语内交际，因此，译者需要进行关联选择，选择其话语方式，以求达成理想的推理结果。
3.文化学视角
从文化学角度看，文化往往是隐喻翻译的重要因素之一。可以说，隐喻的是否可译与文化息息相关，密不可分。文化同时也是隐喻翻译的根本。李健从文化的共性和个性出发，进行了英汉隐喻的跨文化对比，并通过实例讨论了英语隐喻的汉译。谭业升和葛锦荣指出，英汉两种语言文化中存在情感隐喻网络，不同抽象层面上的隐喻在两种语言文化中的相似性或相异性，成为隐喻翻译策略的依据。贺晓琴和邵星宇着重阐述了英汉文化在隐喻翻译理解中的重要性，使译者在隐喻翻译过程中加强对不同社会文化的重视，*终实现对英汉隐喻贴切的理解和表达。隐喻翻译实质上是文化的翻译。朱敏认为，隐喻概念既根植于语言、思维，又根植于文化。隐喻是文化的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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