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以汉语（主要涉及先秦古汉语以及汉语官话材料）、藏语[主要涉及吐蕃藏语和古藏语、书面藏语以及藏语拉萨话（藏语官话）材料]语种较为系统和翔实的同源词（词函项谱系性）考辨、同源语法范畴（语法范畴函项谱系性）考辨以及映射同源句法位（句法函项谱系性）考辨三大考辨及其综合集成考辨论证资料为基础，辅之以语言与语种、人类与族群等的理论背景，以“形式词源学”“逻辑分析语言学”等理论为指导，以“形式历史比较法”为基本方法论，从全新的理论视野与系统性的考辨视野刻画、论证了汉语、藏语的谱系性。这是一部在材料描述、理论论证以及材料与理论综合集成方面富有创新的探索性专著，是建构历史比较语言学普适性理论的一部试验性作品，是对印欧语历史比较语言学（传统历史比较语言学）的革新与推进。本书可供高等院校语言学、历史比较语言学、民族学、中华民族史、语种与族群变迁史等方向的大学生、研究生以及相关研究者参考使用。

绪章 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
　　第一节 语言与语种、人类与族群、语种与族群
　　“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密不可分；人类的出现与族群的产生密不可分；语种的形成与族群的形成亦密不可分。这些密不可分的对象及其关系就构成了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研究的广阔而坚实的背景基础。
　　一、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
　　（一）“语言”与“语种”的概念
　　语言的形成与语种的形成是两个不同的概念。语言是人类的生物机能，凡是人都具有语言，就是指这种生物机能。语种则是人类某一群体（族群）之内的交流与认知工具。即是说，语言与人类是一对相对概念，语种与族群是一对相对概念。语言是指全人类的生物机能，语种是指某一族群所操的语言、所具有的生物机能。语言与语种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
　　（二）语言由人类“交际”“认知”动力驱动而产生、演化；“语种”与“群体”的边界
　　1. 语言产生的“交际”“认知”动力
　　语言随着人类的产生而产生，从距今约300万年的旧石器时代算起，人类的产生、演化经历了漫长的过程，语言也不是突然就出现的。根据考古学界对人类发音器官进化的研究、推测，语言在距今约5万年时产生。这是语言产生的断代，是人类具有语言这一生物机能的断代。
　　如果这一推论能成立，语言的产生要比“人”的产生晚得多，根据现代分子生物学的研究，人类起源于远古非洲原始部落的一对男女，语言不会随着这一对滋生出“人类”的“人”产生。
　　语言的产生，是出于人类群体之内“交际”的动力需要，不管是日常居住生活，还是生产劳动［旧石器时代打制石器，新石器时代磨制石器，青铜器时代、铁器时代创造（铸造、锻造）工具］，可以说，语言是在“人类”群体的交际推动中滋生、演化的。这是作为生物机能的语言产生的外在动因。语言的产生除了“交际”这一外部动力以外，还有“认知”这一内在动因，语言也是人类认知的产物。
　　2. “语种”与“群体”的边界
　　“语种”是在不同“群体”之内在“交际”“认知”动力推动下滋生、演化的。“群体”的边界就是“语种”的边界，“群体”的四维时空边界就是“语种”的四维时空边界。语种边界之内是交流、认同（认知的同一性形成语种世界观），语种边界之外是隔膜/非认同，语种边界就是这一语种与那一语种之间的分界线。
　　要指出一点，德国洪堡特的“语言世界观”实际上是指“语种世界观”，即某一族群所操语种对世界的认知、态度等语种意识形态，这是较之于哲学、政治更为深层的意识形态，据此，意识形态可以区分为两类，如图0-1所示。
　　图0-1 意识形态分类图
　　非语种意识形态包括哲学、政治、经济、军事以及文化意识形态，语种意识形态是根本性的意识形态，非语种意识形态是在语种意识形态基础上产生的。因此，语种世界观与非语种世界观滋生出“群体的边界”，进而滋生出“国家边界”，国家边界可以区分为两类，如图0-2所示。
　　图0-2 国家边界分类图
　　地理边界一旦确定，就会形成明晰的界限，可以称之为“硬边界”（硬边疆）。但是语种（举语种以赅文化等）的边界一方面有明晰的一面，这是俄国数学家康托尔的经典集合论所讲的；另一方面，如果按照美国数学家扎德的模糊集合论中边界不分明的提法，两种语种的分界线之间会有一个交汇地带，会有一段模糊区域，这段模糊区域就是两个“族群”、两个“语种”的接触、交混、融合区域。非地理边界可以被称为“软边界”（软边疆），软实力就是软边疆，中华民族的软实力就是“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软边疆（相对于英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软边疆）。“半月形地带”是中国语文多元一体格局的传统软边疆，在“一带一路”倡议的推动下，“半月形地带”这一传统软边疆将会有一个开放性的演进（通过国家通语的传承、传播而演进）。
　　（三）语种随族群而产生，族群随语种而出现，语种与族群在产生上互为因果
　　语种的产生要比语言的产生晚得多。从源头上讲，语种是语言的裂变与分化，语言随群体的“分化”而产生新语种。当然语种也会因群体接触、交混、融合而产生新语种，其前提就是至少有两种语种的存在而且二者之间有接触、交混、融合。没有这一条件，因接触而产生新语种就是一件不可能发生的事情。
　　语言裂变与分化在先，语种接触、交混、融合在后，可以说，先有语言后有语种，如此说，语言这种生物机能就成为人类所有语种的“祖语”，现存7 000（语种的区分是一个难题，因为语种的标准难以确定，全世界的语种永远不会有确切的数字，这里的语种数据是依据美国人的提法得出）多种语种，就是祖语“语言”的后裔、分支，就是语言的“语种”。
　　语言是人类的交际与认知工具，语种是随着人类群体的分化、演化而产生的，“群体”分化、演化为“族群”，“语言”就会随群体分化、演化为“语种”。语种与族群共存亡。语种会因族群而滋生、存在，也会因族群消亡而消亡。匈奴称雄于西汉，随着匈奴族群的消亡（公元6世纪中叶突厥崛起于中亚，此时匈奴作为一个族群已消亡），匈奴语作为语种也荡然无存，仅仅留下《史记》《汉书》《后汉书》《晋书》中用汉字记录（把汉字作为记音工具，类似于今天用国际音标记音）的278个词语，其中绝大多数是“专有名词或称号” 。族群会因语种的滋生、存在而滋生、存在，也会因语种的消亡而消亡。要指出一点，有时候语种消亡，族群并不会因之而消亡，但是该族群的语种属性就不存在了。这表明，语种是族群的必要条件，但不是充分必要条件。
　　（四）语言与语种的断代
　　1. 语言的断代及其断代理据—语言与绘画同源
　　语言的断代问题上文已经提及，这里略作补充。关于语言的形成时间，依据考古学界的看法，大致形成于距今约5万年的旧石器时代晚期。语言形成的断代依据，不是来自语言资料自身，因为谁都没有见到过距今约5万年的语言资料（有声资料或文字资料），其断代依据主要是来自发音器官的进化与形成。人类的发音器官的构成标准是什么？今天人类拥有的发音器官已经是成形的发音器官，但是在成形的发音器官之前，尚存在一个前成形器官阶段。该问题难度极大，留待以后另文讨论，此不赘。
　　绘画与文字同源，其实，绘画与语言也有着一定的内在联系。如果从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来看，语言的形成断代可以定在旧石器时代距今5万—2.7万年。笔者提出的这一断代看法，是基于艺术与语言同出一源的道理。
　　根据史前考古学家裴文中对旧石器时代的艺术作品的分类、分派研究，我们可以看到艺术与语言的同构关系。首先，艺术与语言都是认知与表现；其次，艺术与语言统一于符号，语言是以声音为符号来表示意义，艺术是以线条为符号来表示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讲，二者都属于“二维符号”。
　　从图0-3可以看出，语言就是对声音赋值以意义构成的，绘画就是对线条赋值以意义构成的，没有意义的语言、绘画是不存在的。
　　图0-3 语言与绘画表达式映射图
　　如果站在形式的角度看，语言、绘画具有形式同构性。线条本质上是一维的，在旧石器时代人手中，一维线条变成二维屈折（曲折）以表意，产生了表意的二维性（形象、寓意）；语音本质上也是线性的，在人类口中，断断续续产生了分节的音象（音象、寓意）。这是“绘画符号”（艺术符号）与“语言符号”同构同源的内在理据。可以说，给绘画符号赋值以语音就是语言符号，纳西族东巴文就具有这种属性；同样地，给语言符号赋值以线条即是绘画，“插画”就具有这种属性，古代文人往往兼善诗画就是这个道理。美国人类学家萨丕尔说“词是一件艺术品”，因为词与艺术都是直觉的产物；意大利美学家克罗齐说美学就是语言学，因为审美与语言都以直觉为基础，都是直觉的产物。萨丕尔与克罗齐都观察到了艺术与语言的深层是同出一源，即艺术基因与语言基因具有形式上的同构性。
　　裴文中所论旧石器时代的艺术属于旧石器时代的末期，约在距今2.7万年以前。裴文中说：“艺术的起原，并不在历史时代，是在旧石器时代的后期之初，若按现在三百六十五日为一年的年来计算，约在二万五千年以前。” 依据艺术与语言同出一源的道理，可以依据旧石器时代的艺术来给语言的起源断代。
　　依据裴文中对旧石器时代艺术的断代（距今2.7万年以前），结合上文考古学界关于语言产生于距今约5万年的说法，据此，语言产生的断代可以定在距今5万—2.7万年，即语言是旧石器时代后期的产物。
　　此外，声乐在起源上与语言也同出一源，不过声乐的起源与超音段几何空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语言的起源与音段空间的关系更为密切一些。这个问题拟另文讨论，此不赘。
　　2. 语种的断代
　　语种的断代可以根据相应族群的代际标准来判断 。语种与某一具体族群在形成初始总是

目录
前言
绪章 汉藏历史比较语言学 1
第一节 语言与语种、人类与族群、语种与族群 1
第二节 汉藏历史比较的对象、目标与意义 22
第三节 语种谱系性的边界—从类型中区分出谱系性 46
第一部分 形式词源学
第一章 词源的构造及其递归机制 53
第一节 词源的构造机制及其音义位的属性 53
第二节 词源的认知机制及其音义位的属性 70
第三节 词源的复杂函项及其属性 76
第四节 词源的动态运行词汇表征—同源词及其与近义词、多义词的关系，同源词的公理化推导 77
第五节 形式词源学及其可推导性 85
第二章 音节构造与词源构造的谱系关系及其类型 88
第一节 音节构造与词源构造的谱系关系 88
第二节 同源词函项的音节类型 92
第三节 单音节的产生及其音变 96
第四节 词源构造的音节构造分布 104
第五节 单系词源与复系词源 106
第六节 汉语超音段音位变化的非谱系性 116
第七节 词源-音段结合体的押声、押韵现象 117
第三章 词源滋生的时间类型与同源词的发生学类型、同源词谱系结构的代际断代及其历史层次 119
第一节 词源滋生的若干问题 119
第二节 同源词谱系结构的类型及其代际划分与历史层次 126
第二部分 汉藏语词源学
第四章 汉藏语同源词（词根音义谱系）的类型学共性与谱系结构、分支语种古汉语与吐蕃藏语同源词直接谱系性的系统论证 135
第一节 汉藏语同源词（词根音义谱系）的谱系类型学共性及其谱系结构 135
第二节 把汉语词、藏语词求证为“汉藏语同源词”的一般原则及其方法论 142
第三节 “汉语谐声字”与汉藏语同源词的关系问题 150
第四节 原始汉藏语与原始汉藏族群的人种系属关系的一致性 161
第五节 分支语种古汉语、吐蕃藏语词根音义的直接谱系性与间接谱系性，词根音义直接谱系性的系统论证 162
第三部分 汉藏语历史分析语法
第五章 汉藏语的“同源形态”（词形态音义谱系）、“同源语法范畴”（语法范畴音义谱系）考证 201
第一节 “汉藏语历史分析语法”的界定及其基本理念 201
第二节 汉藏语的同源形态（词形态音义谱系） 219
第三节 汉藏语形态的同源考证 234
第四节 汉藏语词根屈折形态音义谱系考辨（上） 245
第五节 汉藏语词根屈折形态音义谱系考辨（下） 285
第六节 形态词源与基因词源、形态同源词与基因同源词 304
第七节 汉藏语的同源语法范畴（语法范畴音义谱系）及其考证 305
第八节 汉藏语的“基元语法范畴”求证及其演化 331
第六章 基于汉藏语同源词（词根音义谱系）的汉藏语同源句法位—“映射同源句法范畴”求证、汉藏语“基元句法位”的逆演化求证 349
第一节 句法位的类型学性质及其赋值 349
第二节 基于汉藏语同源词（词根音义谱系）的汉藏语“映射同源句法位” 363
第三节 汉藏语句法位的映射同源求证 384
第四节 汉藏语“基元句法位”的逆推求 396
第五节 汉藏语句法位与形态位的关系、汉藏语句法同源的深层机制、形式词源学与历史分析语法的逻辑统一性—词源与句法相统一的汉藏历史比较 404
终章 分支语种汉语、藏语谱系性的封闭性、系统性与历史比较法的演进 410
第一节 研究的材料根基与元语言根基 410
第二节 语种谱系性的封闭性、系统性与“系统论证” 412
第三节 语种谱系性的直接材料与间接材料 415
第四节 汉语、藏语谱系性探索途径的演进—从经验到形式 418
第五节 词源学的演进—从经验词源学到形式词源学 419
第六节 历史比较法的演进—从形态历史比较法到形式历史比较法 421
参考文献 425
后记 42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