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言
作为当今世界上仅存的仍在广泛使用的象形文字系统，中国象形文字书写体系与西方拼音文字体系形成一种鲜明对比。西方拼音文字原则上是依据“词语是通过语音表达出来的”这一理论创造出来的，而中国文字是基于象形文字而形成的。中西传统上的书写体系的语言特性和文字排列方式有很大不同，读者通过象形文字系统感知意义的方式与通过其他书写体系感知意义的方式存在较大差异。
在象形文字之上加表音元素这一方式，只用于区别形近字和义近字，中文系统的表音元素并不具备西方拼音文字的字母词根本身代表的意义。从字形对应语音的角度看，中国汉字遵循字形与语素 /词素（语言中最小的音义结合体）对应的原则，西方拼音文字则是字母词素（字母或是字母的组合）与音素（语音的最小单位）对应。西方拼音文字的字形与意义毫无关联，但中国汉字形象却与意义直接相关。
中国传统文字的书写形式是竖排左行，而主要使用的书写工具为笔头软质的毛笔。西方则采用硬笔书写的横排右行形式。西方拼音文字如英语有一套非常严格精确的语法系统，但是中国文字在这方面却具有更多的灵活性。比较这两套书写体系的特点：中国象形文字书写体系是中国众多语言和汉语方言（至少有 123种）相联结的纽带；而西方拼音文字却相反，每一种语言文字如英语、西班牙语、法语等都各自独立，其语音和文字都各自不同，尽管它们在源头上共享一套希腊罗马拼音文字体系。这两套体系有各自不同的文字形构方法、媒介形态、书写行款等。这些特点对感知方式、艺术观念等产生了重要影响。书写体系经过书写（手抄）媒介、印刷媒介、电子书写媒介三个时期，在不同时期又形成了新的感知方式和认知效应。
马歇尔 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的“媒介延伸论”认为，人类创中西书写体系的认知效应研究造工具以表达我们的所思所想，但是，这些工具的使用已在不知不觉中形塑着我们的思维方式（麦克卢汉，2011）。在此基础上，媒介文化与技术关系研究学者德里克 德克霍夫（ Derrick de Kerckhove）（de Kerckhove，1997）和罗伯特 洛根（ Robert Logan）（洛根，2012a）等认为，书写体系形塑我们理解世界的大脑思维方式，这意味着作为人类最原初媒介形式的语言文字塑造了我们的大脑思维方式，同时也影响人类后来创造的多种媒介形式：它们既包括传统书写工具如硬笔、毛笔和刷子等，也包括电报出现以来的电力媒介和网络等新兴电子媒介。
有学者批评，我们正在面对一个转变中的媒介环境，即从书写文化环境到视觉形象日增和数字媒介的超链接化媒介环境，我们正在失去大脑在阅读方面的再生能力（Wolf，2007）。具有开放式结构的阅读大脑如何适应新的媒介环境，即遨游网络时大脑如何适应同时多项任务和持续的散点式的注意力，将是我们必须面对的难题。
认知是人在认识世界的过程中加工信息的心理过程。认知过程包括感知觉、记忆、思维、想象和语言等。本书的“认知”更多的是在讨论其所包含的“感知觉”。感知是外界信息作用于感官时，人脑认知系统对这些信息形成的整体看法。认知科学将其看作获取、理解、筛选、组织信息的一系列过程。
本书所指的认知，一方面主要讨论感知及思维方式，感知方式集中体现在艺术观念中；另一方面是指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对脑神经系统的研究。本书借鉴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成果，对媒介与认知进行综合分析。近年来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大脑可以被不同的书写体系所塑造。这些书写体系包括中文的象形文字系统、西方的拼音文字系统，以及日本的由片名和假名两套符号组成的文字系统。已有证据证明，书写语言引起大脑内在的根本的适应性调整。这些能力包括适应性变化和在认知过程中发展新的路径的能力（Cohen et al.，2000；Bolger et al.，2005）。近年来，许多大脑造影研究试图找出字词辨识所活化的大脑皮质区域，一般以英文、中文、日文作为对照组来研究，尽管脑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尚属初级阶段，但是，该领域目前的一些研究成果可以有力地佐证“媒介形塑大脑”的理论假说。
在认知研究的领域，英文的研究成果远比中文成果多，其中，唐纳德 J.博尔格（Donald J. Bolger）等（Bolger et al.，2005）的分析研究（包含9篇中文、5篇日文与35篇拼音文字研究）指出，中文读者在进行词汇辨识时，其颚顶叶皮质的活化区域会因阅读不同的语言文字（如中文与英文）而有左右半脑的差异，确认了两种书写文字引起的大脑反应的差异，说明人类不同的书写体系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人类阅读脑的形成和发展，这为研究脑与书写的关系以及书写体系的认知效应提供了科学研究的基础。
其他的则从书写系统入手研究教育问题（林昱成、林沛颖，2010）。中西学者以往的研究，从中国古代书写工具的演变到阅读的脑认知机制，分别从不同视角探讨了中西书写体系，对我们了解中西书写体系的发展以及脑认知贡献良多。
阅读实践带来的生物和大脑调整可以给我们提供一种相对有效的测量方式，它可以测量我们的思考方式是如何形成的。这对于研究大脑认知和文字媒介的关系至关重要。这种探索需要一种跨学科的视角，包括媒介研究、认知神经科学、认知心理学、语言学、历史学、文学和艺术学。
本书所指的“认知效应”是指书写体系影响下的认知倾向在不同的主导媒介时期所带来的影响和效果。大量认知神经科学领域的研究表明，媒介的使用塑造人的大脑，进而形成相应的认知思维模式。认知思维方式并非一成不变，在媒介环境改变的作用之下，大脑会发生生理性的变化，认知思维方式也会随之而调整。本书所讨论的这些影响是指在新媒体环境下书写体系的新发展所形成的脑认知效果和文化效应。这些深入讨论的认知效应包括：对传统书画艺术时期的艺术形式和艺术观念的影响；对手抄、印刷乃至电子时期阅读的不同表现、对新媒体时代的创意思维的影响；对电子媒介时代的口语文化的影响；新媒体影视文化中视频字幕的不同认知效果。
斯蒂文 费希尔（Steven Fischer）所著的《书写的历史》（A History of Writing），何九盈等所著的《中国汉字文化大观》等文献讨论了中国和西方文字的起源、发展、对比等，中国象形文字体系与西方拼音文字体系各自有独特的发展轨迹和文化特征。在文学艺术研究及中西文艺比较研究的文献中，宗白华关于中西艺术的视点比较有代表性。包括蒋彝的《中国书法》、朱青生的《艺术史在中国—论中国的艺术观念》等在内的文献也为研究中国传统艺术观念提供了理论参考。对媒介技术与文化之间关系的研究，见诸麦克卢汉、哈罗德 伊尼斯（Harold Innis）、沃尔特 翁（Walter Ong）、德克霍夫、洛根、约书亚 梅罗维茨（Joshua Meyrowitz）等媒介研究学者的相关文献，中西书写体系的认知效应研究学者们普遍认为，媒介技术的发展影响了人的思维方式和文化的形成。计算机领域侯增选、徐颂华、郭丽、许鹏等学者的研究提供了关于电子书画、电子水墨、新媒体艺术等书写的新技术及其艺术研究的相关研究文献。学者陈佩真的著作《电视字幕对语言理解的影响—以“形系”和“音系”文字的差异为切入点》深入研究了中西两种书写体系下对电视字幕的认知，为研究电视字幕的认知效应提供了有价值的参考。
本书的方法论主要为由“延伸论”和“冷媒介”等概念组成的麦克卢汉“大媒介理论”，以及在同一媒介理论范畴内，媒介理论家德克霍夫的“文化肌肤论”。前者提出了媒介对人的影响的著名论断，后者对于中西书写体系与认知神经学领域的综合分析研究开创了媒介研究与书写体系关联的研究方式。
麦克卢汉将语言、文字、书写体系、印刷媒介、电子媒介等都作为媒介看待，媒介不仅由人制造，也在潜意识领域里形塑了我们对世界的认知方式，不同的媒介形塑不同的认知思维方式。如果想要深入理解当前的电子媒介环境并促进跨文化传播的发展，就需要追溯中西文化环境中媒介发展的源头，而文字及其书写体系将是最深层也是最重要的媒介认知问题，因此这是本书的理论基础。
同时，鉴于媒介研究方法曾一度陷入分割、孤立和概括的见树不见林的困境，我们需要更多的理论或者科学的视角。认知神经科学正是从大脑反应来分析行为的科技综合领域，将其应用于深层的媒介认知问题将使媒介领域的研究获得新的灵感和启发，也可避免媒介研究落入不切实际的圈套中。本书结合认知神经科学领域内对大脑阅读神经机制的最新研究成果，并以艺术学和历史学等跨学科视角，综合分析书写系统在何种程度上影响了中西方的大脑思维认知方式，并进而影响我们的艺术观念，形塑我们的媒介认知方式。
本书共分为四编，共十四章，立足书写体系这种较少被关注的媒介，采用较为宏阔的总体设计思路，采取中国为主、西方为辅的中西比照分析的方式，讨论了书写在印刷技术前后的手抄、印刷、电子等不同主导媒介阶段的认知效应，分析了作为媒介的不同书写体系在各自文化语境里形成的艺术感知、认知倾向、思维模式。
具体来说，本书从以下几个方面来探讨中西书写体系的认知效应。
其一，书写系统影响下的艺术观念。中国文字书写体系与西方拼音文字体系形成一种鲜明对比。这种对比表现在如下方面：构字方法和原则、书写行款、书写载体等。中西书写系统各自拥有一套语言处理方式，两者各自发展出了独特观念，在多个艺术领域如书法、诗歌、绘画、音乐等方面都具有可对照观察的形式。本书第一部分将对比分析两个书写系统，探讨不同书写媒介环境下发展出的不同艺术样式，特别是书画艺术的表现及其背后的艺术观念，从感知层面分析媒介与艺术之间的关系。
其二，书写与大脑认知。结合认知科学与媒介研究的思路，采取跨学科的研究路径，从脑认知机制的角度探讨书写媒介演变过程对人类认知思维的塑造，通过电子阅读、视频观看等新媒体认知行为，讨论新媒体认知视角下的创意认知机制，分析如何创造性地使用新媒体来提升媒体文化中的创新能力。
其三，书写文化与口语文化之间的关系。作为书写体系在新媒体时代的认知效应之一，新媒体时代的书写文化是掺杂了口语文化的书写文化，或者可以说是掺杂了书写文化的口语文化。翁等学者认为电子媒介时代的口语是区别于原生口语的受到书写体系及其文化浸染过的次生口语。因此有必要对口语文化的技术及其与书写文化之间的关系进行充分讨论。
其四，书写体系在新媒体视频字幕文化中的认知效应。视频字幕从传统的语音转文字的字幕，发展到了今天流行于各种媒介、多种视频节目中的多种字幕形态，包括常规字幕、花式字幕和弹幕，已经更新了视频制作、观赏、分享的固有观念。不同的文字体系，也潜在地影响了观者的认知思维方式。研究聚焦于不同文字形态的不同视频字幕的认知效应。
今日中国在国际社会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通过对比两种文字媒介和认知方式的关系，深入理解中国人感知世界的方式对跨文化传播和全球媒介研究很有必要。对西方文化背景的大量研究指出了这种研究路径的重要性和相关性。然而，在中文世界里类似的深入研究很少，有的是单个领域如认知科学领域对于阅读机制的大脑研究，其主要基地在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但作为一种跨学科的媒介研究，其研究成果还并不多见。在英语世界里有一些学者在研究英语语言文学时也以中国书写体系作为一个参照系，但并未对中国书写体系作详细考察。随着全球化文化和全球化媒介过程中不断出现新的跨文化传播问题，这一领域的研究正在引起关注。
然而，从媒介研究、脑认知机制研究、艺术研究、中西书写史研究等跨学科视野研究书写工具的媒介认知效应，国内尚属空白。更为重要的是，自麦克卢汉、伊丽莎白 爱森斯坦（Elizabeth Eisenstein）、德克霍夫以来，中西方媒介发展研究已对很多相关人文社科的研究产生了重要影响，而在中文世界里，从中西书写体系的视角入手研究媒介发展以及媒介生态还并未真正进入传播学、媒介研究或艺术研究的视野，在该议题上缺乏中西方对话的平台。本书所做的研究即是这方面的尝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