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译研究基本问题：回顾与反思》：
语言不只是文化的载体，语言本身就是文化的核心组成部分，所以语言差异也是文化差异的重要表现。鲁迅曾说过，“中国的文或话，法子实在太不精密了”，“要医这病，我以为只好陆续吃一点苦，装进异样的句法去，古的，外省外府的，外国的，后来便可以据为已有”。①这是从句法层面而言的，在现代汉语的初创期，翻译被鲁迅视为改造汉语的手段。历史证明，每种语言都有自己的发展规律，这种“异样的句法”很难通过翻译被彻底地“装进”来；现代汉语受外语影响是不可避免的，但彻头彻尾的改变似乎并不现实。在文学翻译实践中，有人提倡再现原文的句法特征，有人提倡顺应目的语的句法特征，前者为异化，后者为归化。针对语言上的文化差异，归化论长期占上风，如傅雷的“神似”说、钱锺书的“化境”说等，林语堂的“一语有一语之语性，语法句法如何，皆须跟从一定之习惯”②。归化论强调译文读起来应该像目的语中的原创作品一样流畅与自然。若非特殊原因，如句法本身就是作者独特风格的表现，语言层面的异化容易造成翻译腔的存在，历来饱受诟病，但也不乏争议。
连淑能曾总结过英汉对比的十大差异：综合语与分析语、刚性与柔性、形合与意合、繁复与简短、物称与人称、被动与主动、静态与动态、抽象与具体、间接与直接、替换与重复。③当然，这些都是针对英汉语的主导特征而言的，或者说是英汉语相对而言的。任何一对主导特征之间的转换（如形合与意合之间的转换、静态与动态之间的转换、物称与人称之间的转换等）都可以看到归化和异化的影子。任何不顾英汉语差异的翻译，都有可能造成“异化”现象，即有悖于目的语的话语表达习惯。翻译中的语言（负）迁移和翻译腔很多时候也是异化的结果，如译文中各种代词的滥用（尤其是英译汉）、对原文语序的粗暴移植等。一般而言，由语言之间的差异引起的异化译法是没有生命力的，很容易被淘汰掉。所以，有论者建议，“在文化内容上，采取以异化翻译为主、归化或淡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在语言形式上，采取以归化翻译为主、异化翻译为辅的翻译策略”①。这种论断不失为一种真知灼见。然而，语言的进化是一个漫长的过程，需要有异质因素的刺激与输入，异化翻译很多时候有利于丰富目的语，所以语言上适度异化也是值得提倡的。不过学界在讨论归化和异化时，注意力往往不在纯语言层面（主要指语法与语用层面），而是把视野扩展到诗学、思维等更为宏观的层面。
1.2 诗学上的文化差异
诗学是一个很复杂的概念，在现代语境下基本上等同于文学理论。本文用诗学特指文学作品创作的主流规范，类似于中国古代文章写作的技法与规范。这种现象古已涉及，但鲜有把其与归化和异化联系起来的。前秦道安提出的“五失本”基本上属于诗学层面的内容，原文如下：“译胡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语尽倒，而使从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经尚质，秦人好文，传可众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经委悉，至于叹咏，叮咛反复，或三或四，不嫌其烦，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义说，正似乱辞，寻说向语，文无以异，或干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将更傍及，反腾前辞，已乃后说，而悉除此，五失本也。”②道安的“五失本”一方面描述了当时佛经翻译的归化做法，另一方面也表达了对原文诗学规范的尊重，体现了归化和异化之间的张力、现实与理想之间的矛盾。诗学层面的归化或异化表现在很多方面，包括文体风格、叙事方式、篇章结构、段落组合、句子逻辑等。在翻译实践中，诗学上的归化现象不胜枚举，如严复在翻译赫胥黎的《天演论》时把原文的第一人称叙事改为第三人称，霍克思在翻译《红楼梦》时添加了很多类似英语中段落主题句的内容，张振玉翻译林语堂的《京华烟云》时添加的章回标题，葛浩文翻译中国当代小说时所作的内容删减与结构调整等。这些诗学上的归化处理旨在迎合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使译文更加易于接受，在跨文化交流初期出现得更为频繁。其他如在句子层面，英语常用句首焦点，汉语常用句尾焦点，若把英语的句首焦点改为汉语的句尾焦点，其实也是一种归化处理，反之亦然。这种用法扩展到段落层面便是英语常用段落主题句，先总后分或者说先评后述，汉语则往往是先分后总，汉译英时有经验的译者也会调整分总或述评的顺序。这也不妨视为诗学层面的归化。翻译目的对诗学差异的处理方式也有很大的影响，旨在引介某种创作手法的翻译会更注重对其中诗学差异的保留，即采取异化手法，如中国译者对西方意识流小说的译介等。其他如译者的翻译观与翻译目的、目的语读者的审美期待、翻译在目的语国家所处的地位、源语文化和目的语文化的相对地位、目的语文化的开放性与包容性以及跨文化交流的阶段性等都是影响诗学归化或异化的重要因素。中西诗学有一个相互借鉴、相互融合的过程，也有逐渐趋同（包括相互认同）的倾向。鉴于这种趋同倾向，未来诗学层面的差异反而会变得越来越重要，也会引起翻译家的高度重视，反其“道”而译之，设法在翻译中予以保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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