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现象研究
——译介与研究的反差及其反思 (节选)
一、以译者为主体、以译本为中心的传播历程
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传播历程主要是通过作为传播主体的译者的辛勤耕作和译本的出版发行来进行的，这一历程自20世纪20年代开始至今近百年，共分为三个阶段：20世纪20—40年代，20世纪70—80年代，20世纪80年代后期至今。
（一）纪伯伦在现代中国的传播
20世纪20—40年代是纪伯伦及其作品在中国译介的初始阶段，也是纪伯伦在中国的传播时期，主要译者茅盾、张闻天、沈泽民、赵景深、刘廷芳和冰心等不仅都是活跃于当时文坛的作家与翻译家，而且每人几乎都是身兼数职，如茅盾曾兼任《小说月报》的主编，赵景深兼任开明书店编辑和《文学周报》主编，沈泽民、张闻天是文学家和革命家，刘廷芳、冰心则是教授兼文学翻译家等。他们对纪伯伦作品的译介是出于一种自发的热爱之情，其译作或是发表于当时一些著名的文学刊物如《文学周报》和宗教刊物如《真理与生命》，或是由当时著名的出版社如北新书局、上海书店印行。经过他们的努力，纪伯伦作品在中国逐渐由单篇的零散译介开始转向对整部作品的译介，《疯人》《前驱者》《人子耶稣》和《先知》等都是纪伯伦散文诗创作特点较为显著的作品，基本上能够代表诗人创作后期的主要成就。
茅盾是纪伯伦作品在中国译介和引进的先驱者。刘廷芳是将纪伯伦作品完整译介到中国的第一人，其译本《疯人》开创了中国译介纪伯伦作品的先河。他不仅是对纪伯伦的创作概况了解和介绍最多的一位学者，也是译介纪伯伦作品数量最多的一个译者。冰心的译本《先知》则成为中国译介纪伯伦作品的经典文本。
但是“当三十年代初冰心先生打开纪伯伦译介和研究的大门时，本该有一批人‘跟进’。但奇怪的是，自那时起竟出现了长达半个世纪的‘空白期’，除了《先知》曾经重印过一两次外，几乎没有任何新译出现！应该说，这是我国外国文学翻译界和研究界的一大失误…… ”的确，自《先知》译本出版后，纪伯伦作品在中国的译介出现了长达十几年的空白时期，这固然与当时译坛对西方文学名家名作的大量译介有关，也与纪伯伦自1931年4月10日病逝后从美国文坛上消失、没有继续出版引人注目的文学作品有关。当然，更重要的是与当时中国连续遭遇的战争灾难有关。
（二）纪伯伦在港台地区的传播
20世纪50年代中期中国大陆译坛多是通过俄译本转译纪伯伦早期的阿拉伯语作品。但是随着20世纪60年代初期中国与苏联关系的中断，特别是1966年开始的“文革”，中国大陆译坛出现了万马齐喑的局面；而同一时期香港和台湾地区的纪伯伦作品译介却取得了较为可观的成就，其中20世纪70—80年代台湾地区的成就更为突出。
香港地区对纪伯伦作品的关注开始于20世纪50年代后期丘向山对《先知》的译介，20世纪70年代中期杜渐集中译介了纪伯伦的小说，但这种单人独译的局面没有引起多大的注意与反响；而台湾地区却成果丰硕，成为这个时期中国译介纪伯伦作品的中心。
揭开台湾纪伯伦作品翻译序幕的是1970年王季庆《先知》译本的问世。此后，各种纪伯伦作品的中译本不断出现：从《疯人》《人子耶稣》等被翻译出版，到《流浪者》《破翼》等首次在中国译坛的出现，还有第一个中英对照本的《纪伯伦全集》，使台湾的纪伯伦作品译介在短期内出现了这样一个热潮：同一作品不断出自不同译者和不同出版社，且同一个译本不断再版，如《先知》在三年时间里就出现了四个不同的译本，甚至同一年竟有两个译本同时出现，《流浪者》在两年的时间里先后出现了三个不同的译本，《疯人》的译介也是如此。
尽管20世纪70年代初期台湾的纪伯伦作品译介出现了第一个高峰，但因为无计划的整理翻译，且不能由一家出版商全盘主理，很容易出现重复且有因袭充数之嫌。上述局面很快因1973年水牛出版社出版郭祖欣翻译的《纪伯伦评传——此人来自黎巴嫩》得到扭转：这是由美国女作家巴巴拉·杨在纪伯伦于1931年去世不久写成的一部传记，它在增进人们对纪伯伦生平与创作的了解、推动台湾学者进一步译介纪伯伦作品的热情方面起到了不小的作用。
其后的纪伯伦译介工作开始转向以前译介较少或没有译介的作品，如《先知花园》《沙与泡沫》《大地之神》《泪与笑》《纪伯伦书简》《纪伯伦情书全集》《人子耶稣》等都开辟了台湾乃至中国首译的先例。台湾的纪伯伦译介在20世纪70年代后期出现了第二次高峰。尤其值得提及的是，这个时期还改变了此前纪伯伦诗集单部译介的局面，出现了以一人之力独译多部作品的局面。闻璟是20世纪70年代上半期台湾的纪伯伦作品译介中，成就较为突出且译本也颇有特色的译者。
他独自翻译了《先知花园》《沙与泡沫》《大地之神》《泪与笑》等多部散文诗集。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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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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