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期以来，我国对外翻译传播中，对相关修辞问题认识不足，以“原作之言”为本的潜意识和实践习惯方式仍然普遍存在，对翻译动机、译语受众、译文语言象征力量以及对外话语翻译传播过程中面对的静态和动态语境因素重视不够，对说服力产生机制的研究不足，对不同语言修辞惯习和修辞传统差异的了解和对比欠缺，尤其是对翻译过程中如何围绕翻译动机确保译文对特定受众具备有效性等关注不够。因此，我们的译文话语常常不能对国际受众产生预期影响力，有时甚至成为引发更多误解的翻译“诡辞”，成为我国在国际社会中提升话语权和软实力的不利因素。本书将针对这些问题，努力寻求解决方案，引发译者对翻译话语修辞层面的思考，加强翻译实践中的修辞自觉。翻译修辞观强调，在翻译实践中不但要关注不同文化之间的差异，更要关注它们之间的联系，促进不同文化在保留各自特色的同时，更好地互识共存；通过探讨不同语言、文化的社会群体乃至国家在翻译互动过程中影响力和说服力的产生机制，以及如何在翻译中灵活运用语言策略，协调这种互动行为，努力寻找共识，以追求更大的共识，使翻译在促进不同文化群体的理解与合作中发挥更大作用；在忠实原文要旨的基础上，充分考虑翻译活动发生的各种动态因素和关系，通过与信息发出者、受众及其他参与者的有效互动，平衡各方关系，发掘说服手段，根据具体情况灵活采取因应策略，力求最大限度地使译文具备有效影响受众的潜能，使翻译更好地服务国家对外话语传播。
翻译修辞学追求的目标是促进人类理解、团结、合作与进步。长期以来，翻译讨论主要是“以言为本”，注重源语文本和译语文本之间语言概念意义和形式意义的“转换”“对应”和“对等”；而翻译修辞强调“以人为本”。这里的“人”不是对翻译活动参与者的泛泛而谈，其着眼点更多的是翻译行为主体通过语言象征相互作用，即译者通过与原作者（翻译发起人／委托人）及译文受众的互动，有效运用语言，促使预期效果产生的过程。
翻译修辞关注所有通过语言进行的跨语言、跨文化社会互动行为，其活动的动态性和参与因素的复杂性，决定了不可采用简单的规定性条规对其进行定性和描述。即便翻译对象是文学和经典，在内容和形式上“忠实原文”的规定性要求也不太可能在实践和效能上成为不容怀疑的不二法门。全新语境中完全不同的受众、错综复杂的各种关系和因素，都会对翻译选择产生影响。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翻译对象的改变，翻译不再只限于虚构的文学世界，而是走向了现实社会。狭义“忠实”的正当性基础更是需要我们通过学理分析对其进行建设性质疑和批判性思考。或者不如说，根据翻译发生的具体场景及其通过译文语言象征与之相互影响和作用的受众对象，对翻译标准的阐释将变得多元和深入。
在翻译修辞的视域下，翻译不再是单纯的文字转换活动，而是需要考虑各种关系和制约因素，尤其是译文话语在受众端产生的象征力量。即便是以实用为主要目的的应用翻译（公共翻译），也绝不是只具备工具性特点，更遑论与意识形态紧密相关的“走出去”文化和文学翻译。对翻译修辞语境的认识，必然会促发我们思考：同样是译文受众，“译入”的受众和“译出”的受众存在着一个不可忽视的差异。那就是，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的“译入”基本上是在单一的，对外国文化充满需求、开放包容和诚意接纳的心理和框架之内，以“引进”的方式进行运作的；而“译出”虽然在许多情况下同样是国家行为，其受众却复杂得多，存在许多不可知性，尤其是西方发达国家的受众，对他国文化并没有普遍性的强烈需求。对此，谢天振有很好的相关论述：近一百多年来西方文化已经发展成当今世界的强势文化，多数西方读者满足于自身的文化，对他者文化缺乏兴趣和热情。①如何通过译者的努力，使我们的文化对西方受众产生吸引力？通过什么样的努力？这些都是我们在对外翻译传播中需要充分考虑的。又如，在多元价值的视域内，翻译修辞讨论关注的焦点将摒弃单一强调译文应贴合“原文”或贴合“受众”的非此即彼的解决方案，取而代之的是围绕翻译意图，针对特定受众和各种修辞局限与制约因素，对其给予充分认识和综合考量，更切合现实需求，协调各方利益，追求更高目标的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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