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家语言能力探索再添新视角
——序《国家语言能力系统论》 戴曼纯
国家语言能力概念源于国外学界，在我国引起热议。学者关于这一概念的解读有很大的差异，出现同一术语多种定义的现象。国家语言能力给人一种无所不包的印象。正因如此，关于国家语言能力及其建设的探索出现了多种视角。下面将从这一概念的缘起与演变做一个简略的梳理，阐述各位方家的切入视角。
国家语言能力和语言能力概念一样，缘起于语言学研究高度发达的美国，是学术研究应用于社会实践的尝试，更是 20 世纪 50 年代以后美国加强国际教育交流和外语教育、提高全民教育素质、保障国家安全的思想延续。20 世纪末，美国学者 Brecht & Walton (1993) 从国家安全等利益角度提出为美国发展非通用语种的战略规划，文中提出国家语言能力（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需满足国家需求。他们认为国家语言能力的供给方包括联邦层面、私立教育机构、国内族群语言保护与提升项目、教学科研机构等五个方面。从市场经济角度看，供求关系是国家语言能力建设的核心，即根据预判，未来需要什么语言就发展什么语言、培养什么语言人才。数年后，Brecht & Rivers (1999) 在讨论美国面临语言问题发生根本性变化的语言政策时也提及国家语言能力。他们区分了当下需求（demand）和潜在需求（need）、潜在能力（capacity）和当下供给（supply）。他们提
出的战略市场力框架（the Strategic Market Forces Framework）视语言和跨文化交际能力为商品，且受自由市场力量的影响。
上述两种文献采取的视角将国家语言能力指向国家外语能力。这种商品观的国家语言能力是一种狭义的国家语言能力，是美国自由市场经济语境下的产物。同一术语置于不同语境，就会有不同解读，或者被赋予新的含义。
显然，国家语言能力不应当仅限于国民语言能力或国家（国民）外语能力，而是有更宽泛的含义。况且，术语原文 national 在《剑桥英语词典》里的解释是 relating to or typical of a whole country and its people。因此，national 可以解读为“国民（作为整体）的”、“国家的”或者“国民”。例 如，national economy 是“国 民 经 济”，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除 表示“国家语言能力”外亦可解读为“国民语言能力”。capacity 通常指“容量”“性能”“才能”，national language capacity 似乎包含这一切。最早的概念构词如此，含义丰富，进入中国语境后出现不同解读实属正常。
首先，国家语言能力有狭义和广义之分，就像语言能力有理想化语言能力和个人语言能力之分一样。以李宇明（2011）为代表的国内学者在过去几年中一直在努力探索国家语言能力的内涵与外延，提出了诸多有益的观点和理论框架。李宇明（2011）的观点在戴曼纯（2011，2019）、黄德宽（2014）、魏晖（2015，2016）、赵世举（2015）、陆俭明（2016）、文秋芳（2016，2017）等论述中均有不同程度的回应。在专门讨论国家语言能力内涵和外延的文献中（如魏晖，2015；赵世举，2015；文秋芳，2016），可以看出研究者的泛资源观或战略利益观。无论资源做多少细分，资源观视语言和人才为可开发利用的资源。无论将国家语言能力拆分为多少种“力”，战略利益观都强调国家语言能力服务于国家战略，追求国家利益最大化。这些讨论既尝试提出国家语言能力的构成又定义其作用，反映了语言学的结构主义思想和功能主义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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