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宗顺，浙江师范大学杭州幼儿师范学院教授、院长，博士生导师，教育部高校特殊教育教师培养教学指导委员会委员，中国教育国际交流协会融合教育分会秘书长，浙江省教育学会特殊教育分会副秘书长。主要研究方向：学前教育理论、特殊教育理论、学前融合教育、学前及特殊教师教育。在《高等教育研究》《教师教育研究》《中国特殊教育》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50余篇。出版《特殊教育史》等专著及教材主编5部。主持2017年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特殊教育通史》子项目“现代特殊教育史”（17ZDA321）等省部级研究课题4项。

选题缘起

特殊教育的产生和发展是社会文明进步的结果。无论过去、现在还是未来，残障者在人类社会的存在是客观的，但其获得与健康同胞平等的教育权利，却经历了漫长的历程。迷信、巫医影响下的抛弃甚至杀死残疾人的做法，是古代社会对待残障者的基本方式，亚里士多德（Aristotle，前384—前322）在其名篇《政治学》中即直言不讳：“新生的婴儿应该悉予哺养，抑或有些可以暴弃？这当然可以订立法规！凡属畸形与残废的婴儿禁止哺养。”文艺复兴以降，伴随人文主义的兴起与传播，现代科学尤其是医学的发展，为人们认识、包容乃至教育残障者提供了思想和技术基础，于是到18世纪，盲、聋教育相继在巴黎正式登场，人类社会终于为残疾人打开了同健康人一样拥有平等教育与发展机会的大门。联合国大会 1959年通过的《儿童权利宣言》明定：“身心或所处社会地位不正常的儿童，应根据其特殊情况的需要给予特别的治疗、教育和照料。”至此，特殊儿童教育权利取得了法律地位。

中国特殊教育也经历了漫长的酝酿与探索。古代中国虽然也曾出现过盲人教育实践，传统思想观念中也具有一些有利于残疾人生存乃至发展的思想资源，但这并未能催生出普遍的特殊教育实践。直到近代，国门为西方列强的坚船利炮洞开，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西方特殊教育的思想和实践才传入我国，并由来华传教士开始探索中国近代的特殊教育。1874年，苏格兰圣经公会传教士威廉·穆瑞（William Hill Murray，1843—1911）在北京创办瞽叟通文馆，为中国的特殊儿童正式开启了特殊教育之门。到辛亥革命前，外国传教士在北京、山东、广东、福建、湖北、湖南等地建起了20多所盲校和聋哑学校，国人在直隶、浙江也开始了建立特殊教育机构的尝试。进入民国时期，特殊教育规模扩大，民间人士和政府逐步取代传教士，成为特殊教育建设的主力军，一改过去特殊教育完全由传教士掌控的格局。据 1948年编制的《第二次中国教育年鉴》统计，全国时有各类盲哑学校42所，这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特殊教育事业发展的基础。也正是在这个基础上，今天的中国已建立起较完备的特殊教育体系，到2018年全国特殊教育学校达到2152所。

特殊教育的探索与文明之旅仍在路上。在世界范围内，伴随着社会对公平正义的普遍追求，从 20世纪 60年代开始，特殊教育出现了从"隔离"走向"融合"的趋势。融合式特殊教育要求教育体系能够满足特殊儿童和健康儿童在平等场域接受教育的需要，但如何满足所有特殊儿童的融合教育需求，这对各国各地区特殊教育的体制、内容、方法、支持系统等提出了严峻挑战，中国也概莫能外。2006年开展的第二次全国残疾人抽样调查的统计结果显示：我国残疾人数量占总人口的6.34%，总数达8000 多万。如何满足如此庞大的障碍群体的特殊教育需求，让他们逐步具备共建共享当今中国经济发展和社会文明进步的成果，是我国特殊教育面临的严峻挑战。

应对特殊教育面临的挑战亟须认真总结历史经验。当我们思考如何更好发展我国的特殊教育事业时，必然有两种路径：其一是放眼世界，吸收特殊教育先进国家和地区的理论和经验，借他山之石筑我进步之径；其二是眼睛向内，反观我们的特殊教育发展历史，以史为鉴，澄明发展之理和内驱之力。就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而言，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发展历史不可替代。一是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前承晚清特殊教育的起步探索余绪，后启中华人民共和国特殊教育发展之幕，是不可逾越的阶段。二是民国时期虽历经辛亥革命、袁世凯复辟、北洋军阀统治、南京国民政府统治、抗日战争等持续的社会变故与动荡，但特殊教育在制度建设、机构拓展、思想积淀等方面仍取得了难能可贵的成就。三是长期以来因为种种原因，对近代以来特殊教育发展特别是民国时期的特殊教育发展，没能开展深入的研究，近年来虽有改变，但因资料收集困难等多种原因，还缺乏对民国特殊教育的专深研究，这无助于我们理性评价与吸收民国特殊教育发展的历史经验与教训。

有鉴于此，总结民国时期特殊教育的发展历史，不仅是以史为鉴、助推当代中国特殊教育朝向更高水平发展的需要，而且是展现中国社会文明发展历程乃至世界文明进步历程的应有之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