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与技术加速——大学教学与研究的蜕变》：
围绕授权和压迫的核心紧张局势阻碍了乐观和充满希望的网络化学习实验。这种紧张局势以一种复杂的方式在寻求拥抱数字化的前殖民地大学中卷土重来，而数字化据称会导致创新和创造性个人的成长。我必须在此再次强调，在欧洲和亚洲，高等教育经历了并将继续经历迅速的变革，但这些变革在西方和东方并不完全相同。尽管许多欧洲大学不得不放弃其经典的教化理想，转而选择更为务实的教育模式，但许多亚洲大学，尤其是那些位于中国香港、迪拜和新加坡等全球新兴城市的大学，或许令人惊讶地强调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而不是为了职业目标获取知识的陈旧教学模式。此外，在全球新兴城市中的亚洲大学越来越多地设法引进像我这样的西方学者，以努力利用“全球人才”进行教学和研究，从而使西方关于科学、正义和进步的思想进一步在全球传播。乍一看，亚洲教育背景下的这种转变可能会受到人文学科教学的欢迎。在人文学科中，以“质疑”为形式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方法一直是民主理想的基础。因此，批判性思维在亚洲的兴起可能会激起“东方”对抗西方新自由帝国主义的希望。然而，我在第二章中提出，西方人文主义者在亚洲大学中直截了当地欢迎新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是有问题的，因为它恰恰参与了一种新殖民主义，加速了透明和解放这一不可完成的人文主义理想。在第二章中，我将通过分析新加坡及其国立大学后殖民背景下的新自由经济、新媒体技术和此类新“思维”的交叉，对亚洲高等教育中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兴起提出疑问。我曾在那里教授女权主义和欧洲大陆哲学。
这种分析围绕着新自由主义教育在亚洲背景下的影响提出了一系列重要问题。这是因为这一变化似乎偏离了早期的殖民主义和后殖民主义逻辑，在这种逻辑中，西方霸权试图通过引诱亚洲学者和学生进入自己的西方制度逻辑来复制自己。加亚特里·查克拉沃蒂·斯皮瓦克在《深入教育机器》中恰当地勾勒了这一古老的后殖民逻辑。此书中“教育机器的边缘性”一章讨论了西方的重新验证如何依赖于边缘性持续和不稳定的复制。她以自己的向上流动作为“真实的印度声音”在西方学术界被压制的过程和结果为例证来说明了这种复制（1993，54-55）。虽然她作为一名来自“东方”的学术“印度人”的地位为她提供了权力和收入，但这种压制仍然是西方对非西方的话语、经济和技术暴力的一部分。因此，主张真正的边缘化是对帝国主义征服的一种自相矛盾的承诺。这位亚洲学者成为一种新殖民主义形式的代理人，正如她被西方学术人文主义思维定势及其对边缘化的依赖所收买和“认同”一样。
以我为例，作为一名西方白人学者，被“引诱”到东方教书长达8年之久，角色似乎发生了逆转。但这种表面上的逆转是否意味着全球文化霸权——就像中国和印度的经济崛起一样——正在向东方转移，远离西方，或者这种逆转是西方保留其霸权的新经济文化逻辑的征兆？从东方对西方的角度来概念化当前的霸权是否仍然有意义？在教育新自由化的问题上，为了动员和展示使用东方作为西方对立面的局限性，我将通过来自东方的“西方”哲学家马丁·海德格尔，参与新加坡国立大学创造性和批判性思维的萌芽。我使用海德格尔关于思想和技术的观点，特别是因为这关系到如何思考技术官僚全球化的替代方案。此外，在第二章中，我与海德格尔的接触将我对这种“已故白人”的教导与新加坡国立大学表面上非白人的中上阶层学生群体相提并论。这将使我认为，尽管（也正因为）所有关于新媒体解放潜力的言论，新加坡国立大学内外思想的控制论加速产生的刺激，与学术界对政治的模拟一样多。因此，在亚洲高等教育核心发挥作用的新逻辑是一个完全模棱两可的问题，应该联系西方和东方脱颖而出的全球精英来理解。然后，我按照在第一章提出的概念，将这些新的精英称为“速度精英”，因为他们依赖于技术的加速和新自由主义的越界。（另见Armitage，2001-我将在第三章和第五章简要回顾其观点。）速度精英主义，而非欧洲中心主义，是当代差异形成的主要纽带，尽管它建立在欧洲中心主义的民族和种族差异的形式化基础上。在科技加速下的新霸权格局中，高等教育成为一个民族主义和全球化的项目。我的新加坡学生将自己标榜为“有创造力的亚洲人”，从而构成了向上流动的斯皮瓦克人。
技术创新是大多数亚洲大学背后的驱动力，有鉴于此，对创造力和批判性的呼吁应该得到重视。在新加坡，这种无处不在的技术驱动与新加坡国立大学所处的西方和亚洲之间的不平等关系密切相关。因此，如果将新加坡的新教育政策视为欧洲学术界正在发生的新自由主义的鲜明反例，那将是一个错误，因为东西方之间的差异本身已成为思维模拟发生的节点之一。尽管如此，在新加坡背景下重新解读欧陆哲学的紧张局势可能有助于开启这种新自由主义。我将在此用海德格尔的著作来论证，在当今所有高等教育都为之服务的越发邪恶的全球经济中，一种霸权主义的控制论美学与对批判性辩论的持续篡夺同流合污——就像这场在欧洲和亚洲之间的辩论。正如我也将在第四章详细阐述的那样，“思考”在世界范围内的（学术）机构、网络及其加速的资本流动组成的全球体系中变得僵化。我将通过对新加坡复兴城市运动的分析来说明这种思想的僵化，该运动旨在推动教育中的批判性和创造性思维，以促进当地产业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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