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七七事变，日本帝国主义发动全面侵华战争。随着战火蔓延，平津地区的教育文化事业遭受前所未有的摧残。北京大学、清华大学相继被日军占领，南开大学更是被日军炮火摧毁，几成废墟。
国难当头，为保存中华文化教育命脉，三校被迫南迁，合组国立长沙临时大学，并于1937年11月1日正式开课。不久，南京沦陷，战火逼近武汉、长沙。日机空袭日益频繁，长沙临大已不能维持正常的教学。几经研究，临时大学决定西迁昆明，继续办学。
1938年2月中旬，三校师生从长沙出发，经海陆两路分批前往昆明。
1938年4月，师生陆续抵达昆明，长沙临时大学更名为国立西南联合大学。
三校从平津辗转南下湖南长沙，旋又西迁昆明，虽历经磨难、流离千里，而弦歌不绝。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这不仅是一次文化的迁移，更是一次教育的长征。
而值此国难之际，三校爱国救国传统益发彰显，最终会聚昆明，开启了西南联大教育救国的恢宏篇章。
“五四”传统与爱国三问
1935年，华北已成危局。这一年南开大学的开学典礼上，校长张伯苓对学生提出了三个振聋发聩的问题：“你是中国人吗？”“你爱中国吗？”“你愿意中国好吗？”这便是著名的“爱国三问”。
国难之际，南开有此爱国之问，虽是呼应时局，追根溯源，也与学校的办学目的和办学传统有着紧密的关系。与之类似，爱国传统在北大、清华早期的办学历程中，同样是非常凸显的。 北京大学
北京大学是我国第一所国立综合性大学，前身为创办于1898年的京师大学堂。从1911年辛亥革命开始，学校逐渐进行了民主主义改革，并最终彻底摆脱了封建主义的羁绊，成为近代中国科学与民主的坚强堡垒。1917年，蔡元培担任校长后，对北京大学进行了多方的改革与整顿，并延聘当时具有先进思想的陈独秀、李大钊、胡适、鲁迅等学者到校任教，使北大走在了新思想、新科学的最前沿，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中心。
1919年5月初，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失败的消息传到北京，群情激愤。5月4日，北京大学、北京高等师范学校以及工业、农业、医学、政法等十几所专科以上学校的3000余名学生，冲破反动军警的阻挠，齐聚天安门前，举行抗议集会，高呼“还我青岛”“取消二十一条”“外争主权，内除国贼”等口号。会后，举行盛大游行，火烧外交次长、卖国贼曹汝霖的住宅。反动当局当场逮捕32名爱国学生，其倒行逆施更加激起社会各界义愤。一时间，全国响应，工人罢工，学生罢课，商人罢市，纷纷支持学生的爱国行动，掀起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浪潮。
五四运动以后，进步青年的眼界扩大了，政治觉悟也进一步得到提高。1919年8月，《新青年》发表了李大钊写的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基本观点。随着马克思主义思想的传播，一年后，李大钊等9人又发起成立“北京大学社会主义研究会”，集中研究并传播社会主义思想。北大成为我国最早学习、研究和传播马克思主义的重要阵地，成为我国共产主义运动的摇篮。
1930年蒋梦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后，明确提出了“教授治学，学生求学，职员治事，校长治校”的方针，再次对北大进行了大刀阔斧的改革。在抗战爆发前的几年里，学校的教学和科研水平迅速提升，已逐渐确立了其在华北地区学术研究中心的地位。
清华大学
清华大学的前身为清华学堂，是用1911年美国退还的部分“庚子赔款”建立的。1912年更名为清华学校，1928年改名为国立清华大学。1931年梅贻琦担任校长后，积极延聘名师，推行“通才教育”和“通识教育”，实施“教授治校”，教学与学术空前发展，成为蜚声中外的高等学府。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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