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的时代使得公民身份发生了革命性的变革，结果也提出了一些新的教育问题。旧的公民身份建立在关于少数的、具有公民美德的精英之设想基础上。而新的公民身份则建立在关于享有民主权利、对民族国家拥有忠诚的大众之设想基础上（例如参见Riesenberg 1992： xv，272-273）。皮特·瑞森伯格（Peter Riesenberg）将这种新型公民身份称为“第二次公民身份”，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19-20世纪公民身份的发展划分为三个时期，分别为西方自由主义时期、极权主义时期和后殖民主义时期。在本章中，我们将考察在第一和第三个时期里教育所做出的反应，将极权主义时期单独放在第四章中加以讨论。我们还会在第五章中对多元文化主义的复杂情况作单独介绍，因为它影响了并将继续影响公民教育的发展。
由于民族统一，如美国、德国和意大利，以及由于非洲和亚洲的大部分地区的去殖民化，带来了现代民族国家规模的扩大，这就提出了“民族建构”的问题，一种公民身份恰当地发挥作用所必需的公民凝聚意识。从人口学角度来讲，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公民主体——也就是选民——的规模，提出了建立于信任基础之上的和谐问题。我们已经失去了相互认识和理解，而这些只可能存在于城邦之中并被亚里士多德认为是有效公民身份的绝对必要条件。今天的社会科学家提到了“社会资本”，指的是一种个体在共同体中建立起来的信任，从而使公民对同伴和政府的行为充满信心和信任，同时政府也同样回报以信心和信任。
从广义上来讲，民族建构和社会资本的储备都是教育问题。一个更为具体，与大众公民身份的发展有关的教育问题，就是投票人的无知。也就是说，在许多国家，公民的基本文化程度都很低，更不用说政治素养了。在一些西方民主主义国家里，随着选举权范围的逐渐扩展，这个问题成为一种越来越突出的关切；在一些前亚非殖民地国家中，由于是在宗主国所提供的学校教育机会有限——经常是极度匮乏——的背景下同时实现独立和普选权的，所以这也成为一种紧迫的关切。
教育和选举权之间的关系并不是一个简单的问题。我们可以举出三对相反的观点。大致可以以左派和右派的政治立场来对基本的对立予以区分，关涉的是赋予未受教育者以完整公民权的意见。左派认为，公民权不应以其他任何因素为条件，即使是处于社会最底层、最无知者也有能力评判什么样的政策最符合自己的利益，而且基本的理智或常识与公民美德意识实际上是按良心方式履行投票权所需的全部。而在右派看来，将选择政府这样重要的职责托付给未受过教育的人，是荒谬可笑的，尤其是正如有时人们经常所说的，无知和罪恶常常是与下层社会密不可分的特点。在19世纪中期的英格兰，最坚持不懈、最坚定地反对扩大公民权的人是罗伯特·劳威（Robert Lowe）。他曾绘声绘色地力主：“唯利是图，无知，放荡，屈服于威胁恐吓，或者易感情冲动、缺乏思考和充满暴力的人民”都出现在社会最底层，而且倘若1832年的《第一次改革法案》颁布后选举权范围进一步扩大的话，那么这类人就会主导下议院（引自Briggs 1959：499）。
第二对关于文盲公民权的争论，关注的是文盲容易产生被政治操控的倾向。这一结果既可能是令人叹息的坏事，也可能是值得庆贺的好事，这完全取决于个人的观点。而每一方面均可以由19世纪的法国得到说明。基佐（Guizot） 1833年负责制定了一项旨在扩大小学数量的法案，17年前他就曾表达过担心：“民众所受教育越少，就越容易受到误导和改变”（引自Vaughan andArcher 1971：129；关于基佐，也请参见下文）。在1848年的革命岁月里，立宪会议的选举提供了一个在政治上不谙世事的乡村地区肆意运用操纵技巧的鲜明例子。政府企图在这场选举中利用小学教师去支持获准的共和党候选人；而教会则利用教区牧师来支持自己。安排这场选举是为了使复活节能够削弱保守的乡村投票权；在许多教区，首先是做弥撒，然后是教区牧师带领他们的会众投下他们的选票。牧师的操纵比教师的操纵更有效；许多教师都受到了威胁恐吓（参见Cobban 1970：68-81）。法国乡村地区的公民所受的教育不足以使他们拥有自己做决定的知识和信心——而政府的大臣和教会的牧师却知道。
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