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立场客观，方法科学，是以唯物史观指导研究的历史读物，立场正确，史料扎实。众所周知，社会主义一开始进入中国，绝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经历了中国人民尤其是能够快速获得新知和掌握理论思路的知识分子的观察、理解、选择的过程，亦难免有迷茫、争论、误解甚至背弃。大浪淘沙留下真金，也因此胜汰代谢，使科学社会主义、马列主义最终为历史和人民选择，成为中国共产党人的信仰，也成就了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学习党史、革命史，要以实践—认识—实践的唯物史观去学习，还原和研究历史也要依此原则。本书就是这样一本回到场域，考察文本，关注和细究背景的历史读物，它认真检讨了社会主义在作为思潮时在上海的发轫、在江南的传播，在各级知识分子的“独”与“群”中的反响。本书之主体为新文化与北伐前后社会主义思潮在旧中国广泛传播之初，当时一些青年知识分子及出版机构为传播、宣讲、讨论甚至牟利而创办的五种期刊即：《民国日报·觉悟》《时事新报·学灯》《东方杂志》《星期评论》《学生杂志》。这几种期刊的共同特点是：
一是在上海运营；一是在江南广泛传播；一是以宣传欧苏（俄）社会主义思潮为旨趣；一诸刊物主旨中都以占领舆论和理论阵地为任；一营利是以上诸刊之要务之一等等。本书特色还在于不是简单介绍以上诸刊的创办过程，主创人物，办刊旨趣和社会影响，而是兼顾以上之外，又格外注重了读编互动，文本诠释，传播范围。甚至还有广告、经营创利导致的办刊主旨的转换等等。在缕述主创诸人物的背景和主张后，把他们的主张置于社会思潮之起兴衰退的互动和生灭以观察其从传播思想到坚持“主义”的过程。这个过程为我们展现了社会主义思潮进入我国时的“乱象”与知识分子为主体的先辈如何自迷茫中寻求真理的路径，展示了欧苏（俄）社会主义进入中国、逐渐传播的初始原点的过程，有助于我们理解马列主义在思潮和时代的洪流中成为主流和信仰，如何与中国的实际相结合，以科学和有机的方式逐渐中国化并成为始终指导革命和建设的真理。以当代思想史之研究与书写，最能凸显魅力者，是以社会文化史的方法重现思想在场域内的勃兴或弥散，尤其是思潮演化为主义的过程中，彼此激荡抵牾交融，或定于一，或汇于一，或彼此扞格求异但又互有吸收。这类运动的而非静止的、同时为单纯的思想史引入新文化史的思路，即：不忽视且强调“生意”“经营”“创收”这些往往为史家不屑的面向，依托文本和档案尽力还原办刊出版的整个流程，这就是用渲染底色的、而非点缀、线性的思想史研究与写作——写好固难，但写好则更出彩，也最能还原历史场，揭橥历史底色。本书虽以各期刊为主线各成一章，但在历史书写中是以此新文化史为鹄的，在行文与论文方法中可见其理论自觉。
青年如何阅读新书、如何从事专门的研究都需要有识之士的引导，那么当他们面对一种新学说、新思想，想要了解却又不知从何处入手、如何入门时，同样也需要加以指导。当社会主义思潮逐渐成为一股大势时，青年们或许曾在报章杂志中读过一些相关的译著或介绍性的文字，但“主义”学说如此之多，有关“社会主义”的学说亦有派别之分，如何将所学应用于具体的社会改造中，该选择何种学说、何种主义，要解决这些问题，仅靠阅读报刊上的文章是不够的，盲目听信他人的言说是容易失去自我的判断的。因而，在社会主义思潮还处在混沌一片的状态时，许多有志青年便已主动在报刊之外开拓其他的途径来了解社会主义，并将之作为一门专门的学问做深入的学习和研究。
青年们主动了解社会主义学说的其中一个表现就是“求书单”。大多是征询哲学、社会经济学、政治学、心理学等书单，若要对社会主义学说有真正的了解，则需要从这些领域的书籍读起。1919年，在工读主义思潮的影响下，张闻天曾投考了上海留法勤工俭学预备科，期望出国留学以获取新知，但奈何经济能力有限，只能受困于国内。张东荪劝导道：“多读书未尝不胜似出洋，特惜在国内得新书不易耳，将来新书能源源而来，固不必尽人皆出洋也”[ 《东荪致闻天君》，《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1日，第3张第4版。]。而后张闻天便离开了留法预备班，“法国吾是要去的，但是不应该现在去，吾们在必要的时候，要进大研究室，方才到外国去”[ 《闻天致东荪先生》，《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12日，第3张第4版。]。随后他便潜心读书，专注于研究学问，于理论与观察上做十分的预备。他所读的新书大多都是哲学方面的书，在他看来“要读社会主义，不能不看哲学心理学等”[ 《闻天致东荪先生》，《时事新报·学灯》1919年12月12日，第3张第4版。]。江苏丹阳县青年徐元善[ 笔者注：徐元善：江苏丹阳县人，江苏省立第一师范学校本科第八届毕业生，曾任职于苏州女中实验小学。摘自：李景文、马小泉主编：《民国教育史料丛刊·1040师范教育》，郑州：大象出版社，2015年，第104页。]也曾致信东荪，求开有关社会学、经济学、哲学、心理学的外文书单。东荪推荐给他的大多是英文书，东荪坦陈自己“法文书看不懂，德文书自从欧战以来也未有买得一本，现在只能英文书与日文书来充饥”[ 《东荪复徐元善先生》，《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1日，第4张第2版。]，所挑选的书目都是针对初学入门者而开列的，如经济学推荐的是Taussig. Principles of Economics，哲学推荐的是Paulsen Introduction to Philosophy，社会学推荐的是Dealey and ward.Text-book of Sociology，心理学推荐的是James.Text-book of Psychology。东荪还告知他其中所列的哲学入门书商务印书馆已经在译，待刊印完成便可以饷国人。图书的译介需要一定的时间，经由书局等出版机构刊印出版并流通于市场仍需一定周折。在1920年5月的一封书信中，青年张霞飞曾询问东荪是否知道哪里有马克思、托尔斯泰与克鲁泡特金所出之书的中译本，东荪回复道“三人之书中文皆无译本，所有者唯托氏小说一二种耳”[ 《东荪致张霞飞》，《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6日，第4张第2版。]。待到1921年，陕西城固县教员熊文涛[ 笔者注：熊文涛：1891-1952，陕西城固县人。1915年毕业于陕西法政专门学校。1916-1920年，先后在汉中创办书店，传播新文化，在西安、北平等地从事教育工作。1921年回城固县，同王殿元等创办城固县单级师范讲习所，任所长。摘自：郭鹏主编，汉中市人民政府主修，汉中市地方志办公室编纂：《汉中地区志》，西安：三秦出版社，2005年，第2016页。]与余海丰一同致信，谈及自己读书的困境“我们现在很想研究经济学，但是关于这种研究的书籍，我们知道的却是很少，并且也不知道那一种有价值，那一种无价值”[ 《余海丰、熊文涛致东荪》，《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1月20日，第4张第2版。]，因而期望得到东荪的指导。东荪便推荐他们去阅读由Gide所著的英文经济学书Political Economy。此外，熊文涛等人还询问上海社会经济丛书中的《资本论解释》、《社会主义伦理学》，以及《男女争斗史》、《社会经济的基础》不知是否出版了。然而，熊文涛信中所提的《资本论解释》此时已更名为《马克思经济学说》，且早就由商务印书馆刊印出版，可见不同地域间图书讯息流传差别之大。有的青年在询问马克思的相关著作时，是与其他主义学说一同询问的。例如陈熙君曾致信东荪，询问关于“马克思及工团主义、广义主义、三W主义之批评叙述书籍”[ 《东荪致陈熙君》，《时事新报·学灯》1921年5月13日，第4张第2版。]。东荪开列的书单有Spargo所著的Syndicalism Industrial Unionism and Socialism和Karl Marx his Life and Works，Postgnte所著的The Theory of Polshevism，以及Brooks所著的American Syndicalism，并推荐他购买共学社出版的《马克思经济思想》一同拿来阅读。在给南京六合县学生沈子善[ 笔者注：沈子善：1899-1969，江苏南京六合人，1921年就学于国立南京高等师范学校文科，1925年毕业于国立东南大学教育科，后任教于江苏省立第四师范学校等校。摘自：周川主编：《中国近现代高等教育人物辞典》，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2018年，第303页。]开列的有关Democracy的书单中，东荪对Hyndman所著的Future of Democracy一书特意标注了此书即论社会主义[ 《东荪致沈子善》，《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5月1日，第4张第2版。]。C.C.C.君在给东荪的致信中，他误将德谟克拉西当作一人名，东荪便介绍他阅读Hobson所著的Democracy after the War和Leoky所著的Democracy and Liborty，前书记述德谟克拉西的思想，后者介绍该思想之由来。至于C.C.C.君所求的马克思所著书目，东荪推荐他阅读英译本的Capital以及Manifesto of Communist Party[ 《东荪复C.C.C.君》，《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6月11日，第4张第2版。]。有时东荪在开列书单时，还会说明具体的译本。比如谢超、王自强、刘文炳、孙之英、陈道炎、江汉六人曾一起致信东荪，询问日文社会主义书目，东荪认为研究社会主义必要先在经济学原理和社会学原理上打好基础才可，因而他给他们所开具的书单是：“《资本论》（有生田长江与高昌素之二种译本。均可买）、《经济学根本概念》（河上肇）、《社会静学》（建部遯吾）、《社会动学》（同上）、《社会主义研究》（山川均）（此乃杂志）”[ 《东荪致谢超六君》，《时事新报·学灯》1920年4月18日，第4张第2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