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张元济日记》看商务印书馆的对外交流与合作
《张元济日记》（以下简称《日记》）是张元济先生1912年至1926年的馆事日记。《日记》中有关商务印书馆（以下简称商务）对外交流与合作的条目共有126条，分别涉及西书、公司、应酬、编译、发行、用人、杂记7个栏目。其中“西书”一栏有91条，占72.2%。其它条目较多的有“应酬”、“公司”、“编译”等栏目。
这126个条目涉及事件发生在1916年2月25日~1920年12月11日之间。在这近5年时间里，商务印书馆先后与经恩公司等外国出版机构有过或深或浅的接触，在中国对外文化交流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一、与美国经恩公司的长达十年的交流与合作
在这126个条目中，有关商务与美国经恩公司（Ginn & Co.以下简称经恩）交往的有67条，占53.2%，其重要性也可想而知。经恩，《日记》又作金恩、勤恩、琴恩、金，是美国纽约一家著名的出版公司，专出中小学教科书。
二十世纪初，西学东渐。商务为满足国内读者需要，曾大量翻印、编译国外图书。1909年，商务拟开始经营西书寄售业务，由张桂华从事西书部的开办工作。它首先与经恩联系。1910年初，美国经恩公司董事费英寿从美国纽约致函商务，对商务“代鄙公司经理中国营业”表示感谢，但要求“必须贵馆能专代本公司经理，而不兼他公司事件。”此时，商务正准备翻印其出版的《欧洲通史》。他认为此举虽然没有违反“万国版权公例”（即《伯尔尼公约》），但是商务应该首先取得其许可，并付给一定的报酬，才算合理。也许是商务的“不合作态度”，1911年2月，经恩向上海租界会审公廨控告商务翻印其《欧洲通史》。商务根据1903年签定的《中美续议通商行船条约》第11款，认为《欧洲通史》一书是面向美国中小学的教科书，并不是“专备为中国人民之用”。由于商务的据理力驳，经恩公司的要求没有达到。
此后，为与商务展开竞争，经恩就在上海开设书店，由伊文思负责，专售其原版书，并代理销售美国其它出版公司的图书。可能是经营不善的缘故，1916年2月25日，伊文思向商务编译所英文部主任邝富灼提出合办的要求。商务表示同意，并与伊文思有了初步的意向。后来，伊文思要求“各以五千附股作为保证”，张元济认为也可以接受。不料，伊文思又变卦，不愿合办，提出“必欲全售，售价廿万”，商务认为“无可与商”。伊文思退让，在与张元济面谈时，提出将二十万改为十五万。“先付现款五万，二三年内再付五万，余五万付本馆股票，保七厘息。”（《日记》1916.5.26）商务经过认真考虑，答复还是以合办为宜。伊文思见此事不成，就放出烟幕，说要与中华书局定约。
商务对此不予理睬，让邝富灼再探虚实。伊文思认为“彼（指经恩）做进口，我处（指商务）发行。此办法若期满后，我处解约，所有主顾均归于我，伊处损失太大，故为难”（《日记》1916.7.12），还是希望商务能够附股，藉可保证。张元济与总经理高凤池商量，高说可以把合同期限由十年改为五年，“于合同满后，将伊之主顾一律交还”（《日记》1916.7.12）。伊文思认为“五年合同未能满足，否则须有的确保证”（《日记》1916.7.13），商务只同意“牌号保证，不允附股”（《日记》1916.7.21），由于“彼此意见相距甚远”，谈判破裂。
伊文思见目的没有达到，就在外国出版公司面前大肆宣扬商务翻印外国图书，企图破坏商务的信誉。商务自知要布置妥帖才能与伊文思竞争，于是多方采取措施。一是向外国出版公司发出38封信，介绍商务西书部主任周锡三，希望对方与其联络代售图书事宜；二是停止翻印外国图书，以防贻人口实；三是与伊文思展开价格战。“伊文思与民立中学所订系七五折”（《日记》1917.3.16），商务积极效仿。1917年5月16日，伊文思在报上“登告白，韦氏大字典售十五元”，比商务低一元。而商务也针锋相对，将其定价改为十五元。伊文思为与商务争夺学校市场，“售书与各校办事人，转售与学生，办事人从中渔利”，商务“拟开学前五日突登报减价以破之”（《日记》1917.8.3）。由于商务应对得当，措施得力，收到良好效果。《日记》载：“韦氏大字典门市销去一百七十余部，分馆报到三百余部。又长沙索预约券，言五十张不敷用，拟再添。余属电添三百部”（《日记》1917.3.16）；“锡三（指西书部主任周锡三）来言，韦白司达大字典再定二百部”（《日记》1917.8.21）；“各校向不来我处买书者，今年亦来买”。外国各出版公司如大英百科全书公司、麦克米伦公司等也与商务接触，表达了合作意向。
经恩见竞争不过，不得不与商务重新洽谈。1918年1月，周锡三代表商务与经恩接洽，张元济指示：一、“不翻印该公司之书”；二、“该公司欲翻译各书。我代译、代印、代售、由该公司出费”；三、“与他家经理者立于同等之地位”（《日记》1918.1.14）。商务的坚定态度使伊文思书店内部出现了分裂，意见不一。“老伊文思急欲收歇，售去。而其子及勃来司并在馆同人欲推广另招股”（《日记》1918.3.12）。商务见伊文思书店内部分裂，业务萎缩，而自己业务颇见起色，对其出价购买之动议更加不予理睬，认为“不值出价收买。我尽可自为，再相持一二年，当可收效。”（《日记》1918.3.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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傅雷初译《约翰·克利斯朵夫》
“世界文学名著”丛书的主编是谁？
为苦难的中国，提供书本，而非子弹
中英出版界的一次“亲密接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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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人大“出版班”——新中国出版高等教育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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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丁堡大学书史专业硕士教育浅析
《古今图书集成》入藏大英博物馆始末
漫谈约翰-戴出版社的史料馆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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待补：
1927年美国《国家地理》杂志对商务印书馆的报道
商务印书馆收回日股合同的最早发表2.23
商务印书馆中的杨家将
郭嵩焘日记中的“比格尔得何尔”到底是何方神圣？
民国时期出版社的金圆券印刷叶新
《申报》“读书俱乐部”副刊研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