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学是文化的重要表现形式，是了解一个国家文化的重要窗口。文学著作的传播对于提升国家软实力、树立和展示国际形象等具有独特的作用。而要向世界准确地反映和呈现中国文学的内涵要素和文字魅力，抓好翻译和出版环节尤为重要。
党的十七届六中全会审议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深化文化体制改革，推动社会主义文化大发展大繁荣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明确提出“组织对外翻译优秀学术成果和文化精品”。在党的会议决议中提出对外翻译的重任，在国内翻译界引起了轰动，极大地激发了翻译界将中国文化特别是文学作品更多、更快、更广泛地介绍出去的热情。
半个多世纪以来，中国外文局致力于以多种方式向世界说明中国，而中国文学的翻译出版一直是其中一个重要方面。20世纪60年代，外文局曾制定过庞大的现当代文学翻译计划。一大批中国文学代表作，如《离骚》《唐宋小说选》《元剧选编》，四大名著《红楼梦》《三国演义》《水浒传》《西游记》以及《儒林外史》等古典文学的英文版从60年代开始先后翻译出版。与此同时，众多的现当代作品，包括《红日》《太阳照在桑干河上》《敌后武工队》《荷花淀》《鲁迅选集》《巴金选集》以及《艳阳天》《金光大道》等作品的多语种译作出版。这应该是新中国第一次文学对外翻译高潮。
20世纪70年代后期，中国文学对外译介也进入了第二个高潮。外文出版社和中国文学出版社陆续推出了“获奖小说选编”和“熊猫丛书”系列译作共200多种，发行到150多个国家和地区，一度成为中国文学对外译介领域的金字招牌。《雷雨》《茶馆》等剧本也先后以多语种出版。以王蒙为代表的中国作家创作的大量文学作品展示在外国读者面前。许多中国文学作品成为西方大学里东亚文学课程的教材。如果说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中国文学作品的对外翻译主要依赖杨宪益、戴乃迭、沙博理等老一代或出生在国外或从国外留学归来的翻译家，80年代我国众多中青年译者以及爱好中国文学的外国汉学家加入了翻译队伍。整个80年代，对外翻译选题大规模增加、国内外兴趣高涨、翻译队伍老中青实力雄厚的特点共同构成了中国文学对外翻译的第二次也是更加波澜壮阔的高潮。
近年来，中国社会的发展，经济实力的增长，对外的深度开放，人员的大交流，中外出版界的版权合作，使得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正在出现一个新的高潮，这是中国文学外译的第三个高潮。特别是中国政府和出版系统采取多种措施支持中国文学的对外交流，越来越多的中国作家引起国际关注，中国文学翻译的文种比以往更多，版权输出的国家更多，涉及的文学作品更多。这些因素将使第三次高潮持续更久，影响力更大。
这个阶段还开始呈现出中国文学对外传播多样化和市场化的特点。所谓多样化，从作品的选择，到从事翻译的人员，再到出版形式的五花八门，尤其突出的是国外译者和出版社的参与程度越来越高。所谓市场化，是中国作者开始有了国外版权代理人。外国代理人以及外国译者和出版公司的共同参与，促使中国文学的对外翻译出版成了一种市场行为。随着中国国际影响力的提升，中国作家知名度的提高，中国文学翻译出版国际交流的扩展，这种多样化和市场化的现象必将进一步发展和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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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启正（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原主任，全国政协外事委员会原主任）
★该书精选黄友义同志多年来从事翻译相关工作的思考和总结，其中不少文章是首次发表，包括直接用英语撰写的面向国际受众的文章，大量生动鲜活的案例和真知灼见，对国际传播和对外翻译工作具有很大的启发和借鉴意义。
——陈明明（外交部原翻译室主任，前驻新西兰、瑞典大使）
★近20年，我国高校在培养专业型、复合型、实用型翻译人才的道路上不断探索，黄友义先生就是其中一位重要的领路人。该书关于如何推动专业学位教育与人才评价体系、行业管理相衔接的集中论述，是翻译专业教育者的行动指南。
——蒋洪新（欧洲科学院院士，湖南师范大学党委书记）
★该书凝聚了黄友义先生对国际传播、翻译工作近半个世纪的实践探索与理论思考。这份探索和思考是独特的、务实的、厚重且难以复制的，也是我国国际传播、翻译事业发展进步的见证和呈现。相信会给读者以思想启迪和实践指导。
——杨平（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党委书记，《中国翻译》杂志主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