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书其文：作家藏书与中国现代文学》：
事实上，巴金在文学翻译上卓有成就，只是长期以来其文名掩盖了其译名。巴金的译作大部分收集在《巴金译文选集》中，《巴金文集》有二十多卷，而译文就占了十卷，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不逊于一般翻译家。这上千万字的著作和数百万字的译文，是巴金对中国文学的独特贡献。在这林林总总的译作里面，其思想的起伏发展，也是可以得到某种互证的。我们考察巴金的创作与思想轨迹，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要真正了解他的翻译史。有时候，我们从作家的藏书与文学活动中才能更好地寻觅到其创作的逻辑起点。仅就现存于中国现代文学馆巴金文库的藏书来看，光译著就有1307种，其中巴金本人的有39种61本，其余多为同时代翻译者的作品。
从各类语种丰富的西文藏书中，我们可以真切地感受到作为作家的巴金视野之宽广、思想之丰富。举凡西方政治著作、文学名著，甚至艺术理论、心理学著作等，他皆精心收藏，面对一份如此庞大的藏书和阅读目录，后人不得不对巴金独到的眼光和识见深表敬佩。
十八岁时，巴金翻译了他的第一部作品——迦尔洵的小说《信号》，这一尝试使得文学创作与文学翻译最终成为其一生的事业。我们考察巴金的译著，其重点在于俄罗斯小说、传记与回忆录，他自称“边译边学”，翻译的过程确实是学习的过程，早年他翻译的作品后来都成了他思想与创作的“导师”。他只选自己感兴趣的作品翻译。他在“试译”的过程中将自我的感情倾注其中，他希望以译文来诉说自己，借以引起读者的共鸣，所以他的翻译与后来的写作在情感的倾泻与强烈的自传色彩方面存在紧密的关联。这也再次证明了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作家的创作与其翻译事实上是一种相辅相成、互相促进的关系。在20世纪初的中西文化碰撞与交流日益紧密的历史环境下，一身二任，翻译与推介外国文学的工作贯穿作家的文学道路，成为巴金文学活动最为重要的部分。忽略这点，就很难完整把握其作为作家的思想人格的形成。
今天，透过对其藏书的爬梳，我们可以更加清晰完整地把握巴金对外国文学的接受程度和他有选择地翻译的背后的原因与其创作的逻辑起点。而巴金的藏书，仅就捐献给中国现代文学馆的图书中，译著就有30余种，我们从他的外文藏书和翻译中可以看到他如何摄取域外文化因子，又如何将其嫁接于自己的思想体系和汉语母体中，从而成就一个个现代文学史上的精品。
巴金对外国思想和文学的摄取，无疑是一个复杂的大课题。在数量庞大的藏书背后，构成了巴金复杂的知识结构。通过其作品和藏书，不难发现巴金接受外国文化的范围相当广泛，几乎涉及所有欧洲地区、美国与日本的文学与文化，他都了解过、翻译过、借鉴过。他早年喜欢法国无政府主义思想，形成最初的世界观，后来关注俄罗斯民粹主义与法国大革命，其间又注意日本文学动向。这其中，除俄苏文学外，西欧文学对他的影响是最大的。留学法国时，法国大革命的著作成为其关注的对象，后来便反映到了其对小说的翻译活动中。巴金早期译介的理论和自传，都是曾使他深受感动的作品。他后来热衷于小说翻译，这个过程，对其创作的潜在影响是不容小觑的。他所译介的作品有数十种，数量上十分可观，可以说，他首先是一个翻译家，其次才是一个作家。我们今天只有充分了解其翻译史，才能更好地把握其创作和思想发展。
从现在的资料来看，巴金提到的外国作家有数十名，如果我们读他所译介的各种小说，再反观他自己的作品，就不难发现这背后的潜文本的存在，他的作品是深深受到了外国文化影响的。而这其中，对其影响最大的，当然也是他所翻译的那些作家的思想与创作。然而，无论从翻译文本的选择抑或创作的借鉴，巴金素来以思想信仰的文学认同作为第一取舍标准，这一点在其对法国文化思想和文学的接受上体现得尤为突出。
巴金最早接触的是法国大革命时期的思想与著作。至今在巴金藏书中依然存有1930年由上海开明书店出版的巴金翻译的《丹东之死》等作品，对这些作品的关注与翻译，表达了青年巴金对民主斗争中的勇敢、牺牲、无我等高尚精神的敬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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