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部分 保罗·德·拉加德和一种日耳曼宗教
第一章 作为学者的批评家
我所知道的是：我不属于这个时代也不属于这个世界。我的祖国必须变得更加强大。
——拉加德
保罗·德·拉加德（波提舍）是一位才华横溢但性格古怪的学者、道德家，他一生都在谴责和痛斥那些他最想热爱的东西。他一直深受宗教的影响，然而在19世纪40年代，当他还是一名学生时，便对有组织的基督教失去了信心；自此以后，他便开始嘲讽和抨击新教教会。作为一名保守派，他在19世纪50年代与普鲁士保守主义决裂，并斥责了其反动路线。作为一名爱国主义者，他猛烈抨击国民道德沦丧，并预见了其灾难性后果。拉加德认为自己是一个无家可归之人，他生命中最大的热情就是去寻找一个新的共同体，即拥有虔诚信徒的德意志民族。
19世纪50年代，革命溃败，俾斯麦政权兴起，拉加德就成长于那个冷酷黑暗的年代。正是在那样一个政府失灵、个人失落的年代，对于民族的前途，拉加德孕育出一种非理性的悲观主义情绪。俾斯麦的成功也不能消除拉加德的恐惧。拉加德在1871年之后发表的五十多本小册子中警醒人们，德国人民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分裂，人们的信仰和活力的丧失将导致民族的毁灭。
但是拉加德不只是想成为一名末日预言家，他坚信德国能够复兴，他还力图将德国重生的愿景带给德国人民。他自己将带领他的人民走向新的德国。只有国教，即日耳曼-基督信仰，才能使德意志民族的精神获得重生。只有根除那些披上伪装外衣的自由主义，只有吞并奥地利帝国，即激进的“大德意志”方案，才能使德国继续存在和发展壮大。
尽管拉加德对文献学和宗教史做出的学术贡献相当重要，但基本上都被他人所取代。唯有对文化的批评和对解放的憧憬使他留名后世，并且对好几代德国人都产生了深远的影响。托马斯·曼称拉加德为“德国的老师”，他是所有那些不满资产阶级社会单调乏味生活的德国人的老师。后来，国家社会主义者称拉加德为他们主要的精神导师之一，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将拉加德作品选集分发给士兵阅读。一个充满不满情绪的民族铭记了这位预言民族末日和民族重生的先知。
保罗·安东·波提舍于1827年11月2日出生于一个老派撒克逊家庭，这个家庭的好几代父辈都是让儿子从事新教牧师职业。保罗童年时期的生活充满苦难和孤独：刚出生十二天，他年仅十八岁的母亲就去世了。他的父亲陷入长期的悲痛之中，并愈加想念一年前夭亡的女儿。在那段哀痛和不问世事的日子里，老波提舍因为妻子的过世而憎恶自己的儿子。幸运的是，还有两位姨妈给予了保罗母亲般的关怀、慈爱和娇宠。
保罗的父亲威廉·波提舍最开始是想做一名牧师，但最后放弃神学而选择了语言学。他怀有狂热的宗教信仰，一生都是阴郁且偏执的基督徒，他认为，对于一个信奉宗教的家庭来说，完全阴郁的气氛才最合适。这位虔诚的利己主义者恐吓他的儿子，就像他在柏林的弗里德里希——威廉斯文理中学对待他的学生一样——他在那里教授希腊语和拉丁语。他偶尔也会撰写一些批评著作或历史书籍，选取一些奇怪的话题，如“根据罗马与德国的关系来研究塔西佗思想中的基督教元素以及他作品中典型的先知人物”，而更短一点的散文则会探讨犹太人如何被统治。保罗曾经嘲笑他父亲“令人作呕的创作”，但是他自己也怀着同样的热情在发表作品，并且和他父亲一样多才多艺。尽管他常沉思自省，但拉加德从未意识到，父亲的思想对他的影响有多大：他的父亲既暴躁又多情，其偏执又慷慨的性情与拉加德何等相似。
1831年，波提舍再婚。两年内，保罗有了两个异母弟弟，而1835年出生的备受疼爱的妹妹于三年之后夭亡。在这个新组建的家庭里，保罗就像一个外来者，一个入侵者——他的继母发现很难管教一个和父亲关系如此紧张的孩子。他的父亲丝毫也没有变得温和；等到保罗再长大一些，他的父亲变得更加专横，且从来不和他谈起他的母亲。此后，保罗与父亲的关系再也没有愈合。1850年，他被叫去看望临终卧床的父亲；令他惊讶的是，自己内心居然没有一点悲痛的感觉。这种麻木感困扰了他一生，关于父亲的记忆一直折磨着他，直到他死去。
拉加德经常谈起自己青少年时期的不幸：“我度过了一个不快乐的童年和青年时期，离群索居；难怪比起我希望爱的人，书籍和梦想对我生活的影响要大得多。”当他的妻子打听他早年的经历时，他回答道：“你无法理解这一切，这种悲伤简直无法言喻。”很难讲清楚他哪些悲伤的回忆是事实，又有多少是自怨自艾。他似乎痴迷于自己童年的悲惨和不幸，并将晚年的病痛归咎于早期的不幸。我们知道，在梦境和幻想中，他一生都在哀悼和崇拜他的母亲。毫无疑问，童年的感受对他的智力生活产生了重大的影响。比如我们发现，对于孤独的恐惧感使他渴望统一的德国共同体——他坚持认为个人的力量只有在一个统一的社会中才能得到充分的发展。他与父亲的矛盾关系奠定了他日后对同僚以及现存一切权威的厌恶和怀疑。
在拉加德的青年时期，柏林的浪漫时期已经结束。他瞥见了柏林浪漫时期最后的盛景，并且在其自传作品中描绘了柏林19世纪40年代和19世纪50年代早期的动人面貌。他还自豪地提及，当他还是一个小男孩的时候，好几次有机会坐上施莱尔马赫的大腿。但是他也目睹了这种文化的终结。比如他提到在施莱尔马赫去世后，德国的宗教生活逐渐衰落。保罗的家人和朋友再也不去教堂。“在柏林，与上帝同在的生活只存在于少数孤独的人安静的房间里；这座城市本身并不知道这一点。
拉加德是一名如饥似渴的读者，他最喜欢阅读浪漫主义作家的作品。他一遍又一遍地阅读卡尔·拉赫曼关于沃夫兰·冯·艾森巴赫的作品，以及关于阿希姆·冯·阿尼姆、巴托尔德·格奥尔格·尼布尔和萨维尼的著作。他对雅各布·格林在1835年出版的德国神话集印象深刻。拉加德的浪漫主义热情极为强烈且从未消退。他也十分喜爱音乐，在他父亲外出的日子里他会独自弹奏钢琴。
1844年，保罗从文理中学毕业，并于同年的复活节进入柏林大学学习，“此时的他仍更像个小孩而不是青年”。保罗听从父亲的安排，选择了神学系。自从黑格尔和施莱尔马赫去世，整个大学，尤其是神学系便江河日下，毫无独特之处。拉加德跟随父亲的一位朋友学习，这位朋友即恩斯特·威廉·亨斯滕贝格，一个传统的虔信派教徒，同时也是激进的新教保守派领袖。在亨斯滕贝格看来，真理的唯一来源是上帝在《圣经》中说过的话；偏离这一教条就意味着将迈向无神论。作为《福音教堂报》的编辑，他发动了恶毒攻击理性主义者和自由派神学家的运动。比如他假想政敌戴维·弗里德里希·施特劳斯被撒旦附身，由此他的论调为道德偏执树立了新的标杆。但是亨斯滕贝格也是一名学者，拉加德曾有幸聆听他关于《旧约》的演讲，在演讲中他论证了当时不受欢迎的主张，即《旧约》对基督教来说和《新约》一样重要。拉加德受亨斯滕贝格的影响颇大，尤其是强调《旧约》的重要性这一点，这也是拉加德自己学术理念的中心。他既钦佩亨斯滕贝格，同时也公开诋毁他。他的其他神学老师包括奥古斯特·内安德，一个改变宗教信仰的犹太人，拉加德十分厌恶此人。另一位老师奥古斯特·特维斯腾，是施莱尔马赫的传人，他没有什么学术主张，但是拉加德很尊崇他的性格。之后，在哈雷，拉加德师从弗里德里希·奥古斯特·托勒克，托勒克热情关注宗教带来的纯粹情感体验，这给拉加德带来很大的启发。总的来说，神学家们以及他们之间激烈的争辩使拉加德大失所望，导致他日后否定任何形式的正统观念。
对拉加德起决定性影响的是伟大的诗人、语言学家弗里德里希·吕克特，他教授了拉加德阿拉伯语和波斯语。吕克特对他以朋友相称，激发了他对语言学的兴趣。拉加德决定致力于语言学研究，将语言学用以服务神学，并由此推动了《圣经》批评研究的发展，该研究在当时是最主要的“智力工程”之一。
1845年，拉加德首次谈到他的抱负：他准备编写评述版的《新约》和《旧约》，像伟大的语言学大师卡尔·拉赫曼为艾森巴赫、尼伯龙根和《新约》部分内容所做的那样，为《圣经》研究做贡献。不久之后，他明确表示，他的目标是完成《旧约》的希腊文译本的修复工作。在他二十岁时，已经发表了自己的第一篇研究论文《阿拉姆时刻》。该论文研究了一百一十个波斯、亚美尼亚和印第安语词语，这些词语已被吸收进入阿拉姆语。尽管他掌握了这些艰深的语言，但他依然不满足；拉加德的第一篇研究论文和以后的所有研究一样都有一个共同特点，他介绍了一些碰巧在他脑子里出现的完全不相干的话题。
1848年，是德国自由主义奇迹迭出的一年，拉加德这一年唯一的政治行为就是戴上黑白相间的普鲁士保守主义徽章。“考虑到我的教育背景和家庭关系，我完全站在国王一边，在我们看来法国立宪政体的结果证明国王对宪法的不满完全合理。”一年之后，反动势力取得胜利，拉加德的政治忠诚被所谓“瓦尔德克案件”摧毁。贝内迪克特·瓦尔德克是左派自由党代表和反革命的主要批评家，1849年5月，他策划建立德国社会民主共和国，后因被指控叛国罪而被捕。显而易见的是，在审判期间，保守主义者自己伪造的证据反而加强了虚假指控的真实性。至此，“普鲁士反抗史上最大的污点之一”，让拉加德对国王不再忠诚。他被像亨斯滕贝格这样的保守派和虔信派教徒的行为所激怒，后者以宽容的态度对待这次事件的曝光。现在拉加德对普鲁士的统治阶级彻底绝望，他通过写作严厉指责懦弱的、反动的君主政体和不时发生的政治迫害。他感到茫然，他不属于任何一个政治阵营。他把自己称作保守的激进分子，反对一切现存的政党和政权。
与此同时，拉加德打破了正统的基督教信仰，转而以一种强烈的热情去反对他父亲和亨斯滕贝格的虔信派观点。“对瓦尔德克的不公正对待使我的政治（和宗教）观点发生了重大转折。不是我的激进理念影响了这种改变；它只是向我说明了我以前的朋友罪恶的意图，几天后，我完全变成了一个不同的人。
1849年，拉加德以优异成绩获得柏林大学的博士学位，毕业论文是关于阿拉伯色彩的理论。他希望从事学术工作，但他太穷了，没有钱继续深造。多亏了其学术成就和亨斯滕贝格的帮助，拉加德在头两年获得了柏林市新教奖学金，这让他能够到哈雷学习。亨斯滕贝格对拉加德的帮助之所以引人注目，是因为拉加德以非常“不合适的方式”抨击了亨斯滕贝格，他自己后来也承认这一点。在哈雷，他开始写作关于希腊语中出现的近东词汇的文章，并讲授近东语言。但拉加德对政府提供的津贴不屑一顾——拿到政府津贴的前提是拉加德必须在两年内获得神学学位；相反，他却在埃尔朗根大学获得了荣誉学位。这一替代方案让柏林政府感到不满，于是立即中断了对他的资助。
在哈雷，他被任命为无俸讲师，这不仅没有解决他当时的生计问题，而且未来也没有晋升的希望。在学术上的其他尝试也都失败了，他情绪十分沮丧。拉加德后来转向邦森男爵，一位知名学者，同时是普鲁士驻英大使。由于邦森男爵的干涉，腓特烈·威廉四世授予拉加德两年的奖学金，让他在伦敦学习并且开始在东方译本的基础上重构《新约》。
在伦敦，拉加德继续从事语言学研究，并学会了一些新的语言，包括叙利亚语和科普特语。拉加德希望能使用一些重要的叙利亚文本，但被英国东方主义者威廉·丘尔顿的固执己见所挫败——丘尔顿本人打算保留这些手稿，这样他就将成为第一个编辑这些手稿的人。当拉加德在巴黎发现一本名为《圣徒遗训》的叙利亚语重要手稿时，他倍感欣慰，因为这对理解基督教会法规必不可少。现在，他也支持邦森男爵在《前尼西亚文选》上发表的著作，并在其后附加了对《圣徒遗训》的评述。邦森男爵称拉加德的附录对他而言是“非常有帮助的”协作。
在伦敦，拉加德非常开心。经过几个月的独居之后，他搬到了大使馆，在那里他可以和邦森男爵近距离接触，并可以通过男爵了解大不列颠的一些政治精英和文学精英。拉加德同很多德国前辈们一样，一面嫉妒英国，一面又关注英国；正如他后期的作品表现出来的那样，他也患了英国迷的症状，这种情感上的折磨在19世纪的德国是一种普遍现象。但他后来在德国诊断出的文化不满情绪，已经在英国扎根：
甚至在英国，在这个被世人公认为拥有世界上最笃信宗教的人民的国家，不满情绪也在广泛地蔓延。最显而易见的证据就是年轻的英国诗人们，尤其是阿尔弗雷德·丁尼生。人们所到之处都能感觉到他们的希望不过是一句空话，只有绝望和无奈的顺从才是事实。
在伦敦，尽管拉加德生活得很开心，著述颇丰，但他还是于1853年10月，在奖学金期满的六个月前返回到哈雷：一方面是担心找工作的问题，另一方面是他觉得早点回去获得学术职务的机会大一点。更重要的是，他想和未婚妻安娜·贝格尔重聚。贝格尔是一名退役军官的女儿，1850年就和拉加德订婚，之后两人在1854年完婚。他从伦敦给她写了一封很长的信，信中说到了对婚姻的美好期望：“起初，婚姻把我塑造成一个完整的人：将我无法，也不应向你隐瞒的那些令人痛苦的伤口包扎起来。我在一个不光彩的战场上光荣地获得了它们。”尽管自传颇丰，拉加德却很少提及他的妻子。她的回忆表明，她将丈夫视为自己的偶像，并在他孤独的时候给予他安慰。他们最大的遗憾是没有孩子。
结婚几个月后，保罗·波提舍（直到这个时候，他的名字才逐渐为人所知）正试图采取措施让他的姑姥姥欧内斯廷·德·拉加德合法收养他，如此一来他便会继承该姓氏。他一直都没有认真考虑这个对他时而困难时而极具诱惑的问题。他的姑姥姥是他的守护天使，心地善良；她把他抚养长大，资助他第一次旅行，并且让他能够在1854年结婚。反过来，她也很高兴收养了他，因为她是她家族的最后一个人，如果没有她外孙的改姓，这个家族的姓氏就会灭绝——事实正是如此，尽管拉加德在名字里面加上了这个姓氏。那他自己的姓氏又该怎样处理呢？他与波提舍家族休戚相关：他怀着虔诚恭敬的心情书写他的直系祖先，他的父亲除外——他以一种冷淡超然的态度在书里提到父亲。但是他有足够的自我意识，能够敏锐察觉到象征，尤其是名字的象征意义，他意识到这种改变是为了和父亲最终决裂，也是为了永远埋葬童年时期的痛苦回忆。他对他的未婚妻写道：“对我来说这是非常必要的事情，这是我过去的终结。”他会重生，就像他之后鼓励别人重生一样。或许，这个听起来带点贵族气息的名字也吸引着他，虽然后来他否认拉加德家族是贵族且有法国血统：他们来自洛林地区，1684年，为了维护新教信仰他们从法国梅茨出逃。几年之后，他的姑姥姥给他留下了很大一笔钱——这是身无分文的波提舍在1854年可能或没能预料到的前景。
他的工作收入仍然处于低谷。尽管拉加德得到了邦森和吕克特的帮助，还编辑和出版了大量的文章，哈雷大学仍然不承认他的教授职位，其他大学也一样。他的一些出版物受到了严厉的批评，以致他名誉受损。这些评论有些相当尖刻，吹毛求疵，有些则是恶作剧和人身攻击。他的文章结构受到批判，他作为学者的傲慢态度受到抨击，他的独创性受到质疑，他的贡献被贬低。评论家们在他的著作中寻找不可避免的不相关之处，并对其大加挞伐，但往往忘记承认他们不知疲倦的同事所做的艰苦的语言学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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