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锦江，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所长、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院长，研究员。上海社科院“文化创新与城市软实力研究”创新团队首席专家。《上海文化》杂志社社长。上海市领军人才，上海市十佳新闻工作者，全国新闻出版行业领军人才。上海市“社科新人”终评专家。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学术文丛、上海社会科学院城市文化创新研究院智库文丛总主编。研究方向：城市文化、大众传播。出版《愚园路》《流言研究》等著作10余部，发表《论地域特征、地方经验与文学书写中的地方感》《全球背景下的“人民城市”发展理念与上海实践》等学术论文20余篇，其中《不日新者必日退——构建新主流党报的策略和路径》获上海新闻论文一等奖。主持有“上海提升城市软实力的国际经验借鉴与实现路径研究”“可持续发展世界城市背景下‘十四五’时期成都增强城市软实力战略研究”等各级各类课题多项。

   本书以“文化交流的新格局：国际化的表达、包容与合作”为主题，就中华文化的对外传播、国家及城市形象的变化、中国/上海对外文化交流史中的重要文化事件等问题进行了深入考察与思考。全书内容共分为：总报告、在全球叙事中讲好中国故事、国家形象与文化传播、对外文化交流史迹钩沉、港澳台文化交流与实践五部分。本书在对新时期中华文化“走出去”过程中获得的成就及遭遇的问题进行的深入思考与研究，对建设文化强国、助推中华文化走向世界具有借鉴意义。

  作为全球中国研究枢纽的上海 

                    ——兼谈从上海走向世界的“中国通” 

    早在20世纪50年代,美国学者罗兹??墨菲就预言上海会“再次崛起”,并 称上海是理解现代中国的一把“钥匙”.如其所言,上海这把“钥匙”对各国的中国研究者有独特的吸引力.不计其数的国际人士从世界各地来到上海,在 这里认识中国、研究中国,其中不少人最后又从上海走向世界,成为世界中国 学发展的有生力量乃至享誉全球的“中国通”.

 一、以上海为中心的侨居地汉学 

    上海是中国最早对外开放的城市之一,是中西方文化较早碰撞的地带,也是相互交融的前沿.近代以来,上海一直都是全球中国研究的关键枢纽, 这和上海蓬勃发展的出版业、层出不穷的中国研究学术团体,以及上海独特 的区位优势密不可分.开埠不久,上海就成为中国研究的兴盛之地,乃至于 侨居地汉学的一大中心,和另一个汉学中心——北京,形成南北双峰并峙的 局面.对此,有学者甚至还提出了“上海汉学”的概念.① 

    明清以来,来华外籍人士的中国研究都和传教密不可分.深入中国、研 究中国,其目的就是为了更好地宣传教义.大批传教士先后聚集在澳门、北 京和上海,所做的中国研究都概莫能外.1843年,英国传教士麦都思把在巴 达维亚(今印度尼西亚雅加达)的印刷厂迁到上海,创办墨海书馆.这是西方 人在上海开设的第一家书局,也是当时中国第一家具有铅印设备的出版机 构.西方近代印刷出版技术自此传入中国,改变了当时中国延续了一千多年 的雕版印刷的方式.上海近代的新式出版业也自此开启.此后,上海的各种 出版机构层出不穷,诞生了不计其数的报纸、期刊和图书.尽管外籍人士的 出版机构都是以传教为目的,但在无形之中也推动了各类中国知识的传播以 及汉学的发展.如墨海书馆为了传教而生,首要业务就是刊印«圣经»和各类 宗教书籍,但也出现了一些麦都思编撰的汉学图书,包括帮助来华外籍人士 学习中文的«中 文 对 话»(1844)、用 英 语 重 新 翻 译 出 版 的 中 国 典 籍 «书 经» (1846)、«英华字典»(1848)、«论神学的汉语表述»(1847)等.② 

    1850年后,墨海书馆开始着手翻译和出版西方自然科学和部分社会科学 著作,这在西学东渐和中外文化交流中产生了重要影响.1857年,英国传教 士伟烈亚力开始在墨海书馆出版月刊«六合丛谈».该月刊除了传播宗教思 想、西方文明外,也涉及中国社会新闻.相关固定栏目包括:“华英通商事略” 主要介绍中英通商的历史,“新出书籍”主要推介传教士的宗教著作以及一些 关于中国的近著.此外,“粤省近事述略”“金陵近事”“中华近事”等栏目先后报道过太平天国运动、亚罗号事件、中英军事冲突等.① 伟烈亚力本人也是一 名卓越的汉学家,曾在上海的英文周报«北华捷报»上发表«徐光启行略»«中 国的秘密会社»等长文,②所著的«中国文献记略»是一部不可或缺的汉学目录 学著作,被法国汉学家誉为“西方有关全面介绍中国文献的唯一指导”,③其文 集«中国之研究»收录分析中国宗教、历史和文化等的文章数十篇,被誉为“汉 学花坛中的一朵奇葩”.④ 

    除了先进的出版业极大地推进了在沪的汉学研究外,旅居上海的外籍人 士还组建了一系列研究中国的相关学术团体.大量外国商人因对中国感兴 趣而加入到了各类中国研究的协会之中,这也显现出了上海的中国研究和商 业文化的紧密联系.1857年,英国军官尼克逊、美国传教士稗治文和商人蒙 克里夫等18人创立上海文理学会.次年更名为英国皇家亚洲文会北华支会. 该文会宗旨就是“调查研究中国各项事情”,并提出“为汉学提供令人满意的 研究成果”.⑤ 文会编辑出版的«会报»是知名的汉学研究刊物,很快成为汉学 交流的重要阵地.亚洲文会的创办标志着在沪欧美人士对中国的研究迈向 大发展阶段.该文会聚集了大批在沪和不在沪的中国研究者,包括丁韪良、 卫三畏、威妥玛、沙畹、伯希和、儒莲、李希霍芬等,办会刊、开讲座、建图书馆 和博物馆,把中国研究做得风生水起. 除亚洲文会外,广学会是另一个影响比较大的文化团 体.⑥ 其 前 身 为 1887年英国传教士韦廉臣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会,1892 年更名为广学会. 出版的«万国公报»一方面着力介绍西学;另一方面也密切关注着中国的时 局,力倡变法改良.林乐知、李提摩太、艾约瑟等传教士汉学家以及郭嵩焘、郑观应、康有为等中国学者都是该报的作者.戊戌变法前后更是名噪一时, 成为了解西学以及中国时局的不二之选.德国传教士汉学家花之安,被誉为 “19世纪最高深的汉学家”,在广学会出版的«自西徂东»(1888)一书以中西文 化比较“惊醒中国之人”,影响深远.类似的和中国研究密切相关的在沪外国 人文化团体还有很多,如在沪德国人创建的上海中德协会,协会委员会由中 德双方代表共同组成,20世纪30年代蔡元培就曾担任过该协会的中方名誉 主席,同期担任德方主席的同济大学哲学教授欧特曼,其对汉学的发展做出 了突出贡献.此外,欧特曼和雷兴合作出版的«汉语教科书»,为德国商人学 习汉语带来了极大的便利.①

    繁荣的出版业,加上一众中国研究的相关协会,使汉学在上海得到了蓬 勃的发展.欧美侨民在上海逐渐组建了一个稳定的中国研究圈,形成了交流 切磋汉学的风气.② 在沪外籍人士的中国研究也显现出了一片繁荣.在这种 整体良好的氛围下,上海也涌现出了一批“土生土长”的“中国通”.英国人傅 兰雅早年是江南制造局的一名译员,一边传播西学一边研习中国文化.1886 年,在上海工作28年后的他,被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礼聘为该校首位汉 学教授.德国外交官福兰阁19世纪末在上海生活了7年,其间经常参加亚洲 文会活动,和英国汉学家艾德金斯、德国汉学家花之安等人有交往,不断从外 部推动他“对于学术研究的思考”.1909年,福兰阁赴汉堡大学,成为德国首 位正式的汉学讲席教授,随后他开创了德国汉学的汉堡学派.③ 

    和其他城市相比,当时的上海在汉学研究上还有着明显的区位优势.那 个时期,很多欧美人士不远万里来华,不管最终走向何方,上海都是他们进入 中国的“第一落脚点”.虽然有些只是短暂停留,但上海是他们第一次真正踏 上的中国土地,直接影响着他们对现实中国的切身感知. 

    1931年底,被后世誉为美国中国学之父的费正清年仅24岁,为撰写研究中国海关的博士论文,踏上了远赴上海的商船,最后在中日交战的炮火声中 登上了上海外滩.这一经历使他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最早的同情.抗战胜利 后,费正清在上海担任过数月美驻华新闻处主任,开始进入美国对华政策的 核心圈.他明确提出,新闻处的目标是帮助中国“现代化”,而非“美国化”. 此后,这一思想贯穿了费正清中国研究的始终.2021年,在第九届世界中国 学论坛上获中国学贡献奖的英国学者鲁惟一,也是在24岁时以外交人员的身 份,登上了飞往上海的飞机.这一年是1947年,中国人民解放战争即将从积 极防御转向战略进攻.鲁惟一一抵达上海,英国总领事就向他介绍了中国的 现状和时局.① 多年以后,鲁惟一转向传统汉学的研究,但也始终关心当代中 国的发展和变化.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德国的纳粹上台后,上海保护甚至培养了大批犹太 裔汉学家.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大批犹太裔或反纳粹的中国研究者逃离 德国.1933年,希特勒上台后推出«重建公务员队伍法»,直接剥夺了“非雅利 安人”在德国政府部门包括大学任职的资格.绝大多数从事中国研究的德国 学者因此失去教职,不得不离开他们的家园,这导致“德国汉学遭受了极为严 重的损失”.② 同期,大批德国和奥地利的中国研究者来华,其中不少人来到 上海.这群人中不乏直接投身进步事业、成为为中国革命贡献力量的国际 友人.如1933年10月,维也纳大学哲学博士、犹太人魏璐诗来到上海.在 上海的工作和生活让她目睹了“帝国主义和白人强加在落后国家人民身上 的重负”.③ 其间,魏璐诗先后结识了路易??艾黎、史沫特莱、宋庆龄、鲁迅 等人,成为一名“有政治觉悟”的进步青年,积极投身于支持中国革命的各项 活动之中. 

   1938年,纳粹德国“水晶之夜”后,犹太难民开始大规模地涌入上海.当 时的上海是一个“真正无肤色偏见、宽容所有宗教和政治信念的地方”,也是世界上唯一向所有国家难民敞开怀抱的地方.① 因为当时上海不需要签证也 不需要护照就能够进入,也没有反犹主义思想,有超过两万名犹太难民来到 上海,上海也一度成为“犹太人最后的避难所”.② 一些流亡犹太人是到上海 之后才开始学习汉语,并且对中国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最后“把中国作为 志业”,成为了专业的汉学家.③ 1939 年,德籍犹太汉学家维利 ?? 唐来到上 海,随后在虹口的犹太人社区创办了一所“人民大学”———亚洲问题研究会. 学校集合了30余名流亡学者,面向成年犹太人开设亚洲相关学科的课程,维 利??唐本人则讲授中国研究的课程.④ 同时,维利??唐还为欧洲的流亡者讲 述中国历史文化的知识,德国汉学家罗梅君在梳理这段历史时称其为“上海 流亡者当中具有领导性的知识分子”.⑤ 

    此外,还有一批知名中国问题专家是在上海出生的.20世纪60年代末 美国对华政策从隔绝转向接触,背后最为关键的推手就是美国的“中国通”鲍 大可,他出生在1921年的上海,一直生活到15岁才返回美国.现任哈佛燕京 学社社长裴宜理,出生于1948年的上海,她的父母是上海圣约翰大学教授,在 华近20年的生活,使她对中国有特殊的感情.德国学者苏娅??米尔贝格尔 1939年出生在一个流亡上海的犹太人家庭,1947年返回德国,她撰写了一系列关于上海犹太人的著作,还帮助建立了上海犹太难民数据库.2002年,参 与主编的«流亡上海1938—1947:流亡中的犹太生活»出版,这成为一个时代 的关键见证.① 正是和上海的这种深厚的情感联系,他们摆脱了既有的偏见, 更加准确地理解中国。

二、上海和中国学家的“第二故乡”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虽然面临诸多困难,上海依然是不少外国留学 生来华 的 重 要 目 的 地.20 世 纪 50 年 代 初,上 海 开 始 接 收 外 国 留 学 生. 1954—1966年间,上海各高校、研究机构接收的新入学外国留学生总数就有 1316人.此外,1965年,越南战争爆发后,应越南政府要求,2800余位越南 大中学生转移到中国学习,其中来到上海的有505人.② 

    这些留学生中,一些研究中国的“毛头小子”后来成长为所在国的顶级中 国问题专家,其中最负盛名的就是俄罗斯高层智囊、曾任俄罗斯科学院远东 研究所所长的季塔连科院士.1959—1961年,季塔连科在复旦大学学习,并 完成关于墨子的研究生论文.复旦大学至今还有一个展牌,上面记录了在复 旦学习过的知名外国学者名单,位列第一的就是季塔连科.离开复旦校园 后,季塔连科又在苏联驻上海总领馆工作数年.1965年回国后,季塔连科到 苏共中央国际部工作.期间向苏联高层建议“培养一批中国问题的专门人 才”.之后苏联社会科学院成立了专门的中国问题研究室,培养了大量的中 国问题专家.③ 季塔连科坚信要真正了解中国,必须弄懂中国的哲学.正是 在他的建议下,莫斯科大学哲学系在1970年开设了“中国哲学与汉语”专业, 由他和俄罗斯科学院远东所费奥克蒂斯托夫等专家授课,并逐渐开创了俄罗斯汉学专门研究中国哲学的分支.这一专业的学生不少人成为俄罗斯中国 研究的中坚力量,如俄罗斯科学院远东研究所东亚文化比较研究中心主任卢 基扬诺夫等.① 

    在学术研究和智库工作中,季塔连科一直致力于推动中俄友好,本人也 在中苏关系正常化过程中发挥过重要作用.1985年起,担任俄罗斯科学院远 东研究所所长;20世纪80年代末,曾以该所名义上书苏共中央,建议苏联学 习中国经验,不要盲从西方.② 20世纪90年代,季塔连科作为主编率领俄罗 斯数十位汉学家一起编撰«中国精神文化大典»,历时15年最终形成了一套六 卷本近6000页的汉学巨著.该书一出版就获俄罗斯国家科学技术奖,还被 习近平主席誉为“全面诠释了中国五千多年博大精深的文化,集中体现了俄 罗斯汉学研究的成果.”③2015年,季塔连科获第三届中国学贡献奖,在获奖 感言中饱含深情地称上海是他“心里是永远不会忘记的地方”,还讲了一句地 道的上海话“阿拉是上海人”.④ 从中也可以看出他心中的上海情结. 

    法国学者白吉尔1957年首次访问上海时,就对这座城市产生了“一丝迷 恋之情”.⑤ 此后她数十年如一日地研究上海经济发展史,陆续出版«旧政权 结束时上海的金融危机»«中国资产阶级的黄金时代»«上海史:走向现代之 路»等著作,成为全球超群出众的上海学专家,甚至被西方学界的同仁尊封为 “上海人”.白吉尔的研究以上海为中心,探讨东西方文明交汇下的现代化道 路,认为上海开创了一种中国式现代性,是“接受西方文明并使之与民族文化 互相兼容的现代化样板”.⑥ 正是在白吉尔的主持下,法国国立东方语言文化 学院设立了中国研究中心.她的相关研究也有力地推动了法国中国学界的重心从古典中国转向现代中国,她本人和法兰西学院院士巴斯蒂夫人、法国 社会科学高等研究院教授毕仰高等同为法国当代中国研究的奠基者.① 

    改革开放初期,上海的中外文化交流迅速迈上新的台阶.1978年、1979 年访问上海的外国人分别为8．6万人次和12．9万人次.② 各方面的学术交流 也开始重回正轨.就中国研究领域而言,仅上海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一家 单位,在1979—1983年间就接待过百余名海外汉学家.其中不少人现在已经 是闻名遐迩的中国学大家,包括后来的中国学贡献奖得主、时任哈佛大学教 授的孔飞力,时任法国实验大学教务长的施舟人,时任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 究所副教授的滨下武志等.③ 多年之后,美国著名中国学家、“中国中心观”提 出者柯文教授还念念不忘访问上海时,与陈旭麓、汪熙先生等在洋务运动研 究上的坦诚对话.④ 

    改革开放后,山东邹平因率先向美国学者开放农村调研而成为大批美国 中国研究者的“第二故乡”.⑤ 事实上,世界各地的中国研究者还有一个“第二 故乡”,那就是上海.尤其是大批刚刚开始从事中国研究的青年学者,他们来 上海开展实地调研,为博士论文的撰写收集材料.当时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 旦大学走在国际学术交流的前沿,很多国外学者博士论文的资料收集、田野 调查都是在这两家单位访学期间完成的.加州大学圣克鲁斯分校教授韩起 澜当时是斯坦福大学的学生,博士论文研究了上海的纱厂女工.她1979年来 到上海,在上海社会科学院和复旦大学专家的共同指导下,进行了一年多的 研究,与工厂工人和管理人员进行访谈,形成了大量的第一手材料.⑥ 牛津大学教授瑞雪??墨菲当时是剑桥大学的学生,20世纪90年代来到上海访学,因 迟迟找不到调研地,研究中国农民工的博士论文几近夭折,最后上海社会科 学院专家赵念国克服重重困难,把她带去江 西 万 载,调 研 工 作 才 得 以 顺 利 完成.

    还有不少在中国研究领域已经小有名气的学者,改革开放后在上海打开 了新的研究路径.20世纪80年代初,日本学者毛里和子作为日本驻沪总领 馆的第一批专门研究员,在上海生活了两年,毛里和子亲身感受到中国的巨 大变迁.“现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和现实中国的接触也促使她产生了更多的 新思考.之 后 毛 里 和 子 开 始 深 入 反 思 长 期 笼 罩 在 中 国 研 究 上 的 主 流 范 式———“二元结构论”,认为非此即彼的二元对立结构无法解释当代中国,因 此,转而倡导用“三元结构论”来思考中国问题,即在国家/社会、计划/市场、 城市/农村、中央/地方、工人/农民等结构外,引入半国家半社会、半计划半市 场、半城市半农村、基层、农民工等第三个结构.① 这一创新范式为之后的中 国研究带来了极大的启发.20世纪80年代后期,美国学者裴宜理回到出生 地,在上海社会科学院为期一年的访学期间,在时任上海社会科学院院长张 仲礼的建议和帮助下,她开始研究上海工人运动.完成的«上海罢工:中国工 人政治研究»一书在斯坦福大学出版社出版后,同年即获得美国中国学最高 奖———费正清奖,更成为全球工人研究的典范之作.该书在美国、在中国都 多次再版,依然是“洛阳纸贵”.

三、加速迈向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中心

    各国的中国研究机构相继成立,中国学也日益成为一门国际显学.尤其是 中国进入新时代后,中国学开始在传统的欧美重镇之外生根发芽,特别是在 拉美、非洲等传统意义上中国研究的“荒村”,一批重量级专家开始涉足中国 议题.随着“一带一路”倡议的不断推进,沿线的发展中国家更是不断涌现出新的中国问题专家. 

    中国研究者开始真正遍 布 全 球,这 也 让 中 国 学 呈 现 出 了 真 正 的 “世 界 性”.这一“世界性”不仅是一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理论范式.既有“从世界 看中国”的一面,即不同国家专家学者从他者视角研究中国议题;亦有“从中 国看世界”的一面,即不同国家借鉴中国经验、探索适合本国国情的发展道 路,从中国学中探寻对世界发展的有益启示.从这个意义上说,中国学也呈 现了出一种“未来学”的发展态势. 

    上海作为一个全球城市,其“世界性”已无需赘言.据最新统计显示,目 前在沪工作的外国人达21．5万,占全国的23．7％,居全国首位,其中不少人都 倾向于长期居住在上海.① 中国学连通中外的天然属性,在这座城市得到了 进一步彰显.同样,以上海为枢纽的中国学,也呈现出了高度的“世界性”.

    就拿生于斯、长于斯的世界中国学论坛来说,过去十余年里,先后迎来全 球102个国家和地区的1000余名海外中国问题专家.他们经由这一平台, 来到中国并走向世界.同时,在各国学者的热情支持和共同参与下,世界中 国学论坛也不断发展壮大,现已成长为中国研究以及中外文明交流互鉴的国 家级平台.可以说,今日的上海,既是全球中国研究的荟萃地,又是学术切磋 争鸣的中心区.在中国学上,她正在重续昔日荣光,并开创新的辉煌. 

    世界中国学论坛也在不断推陈出新,先后创设中国学贡献奖、«中国学季 刊»、海外分论坛、青年汉学家上海研修班、青年汉学家上海论坛等,成功建立 起了一个覆盖全球100多个国家的中国学学术网络.基于这一学术网络,全 球的青年“中国通”们汇聚上海,形成了一个全新的中国学学术共同体.他们 有来自于高收入国家的,也有来自中等收入国家的,还有来自低收入国家的. 其研究成果涉及中国的方方面面,有聚焦古典中国的传统汉学,也有侧重现 实中国的当代研究;有偏学术的学院派成果,也有偏政策的智库分析,甚至还 有来自媒体、企业的中国观察.在这种跨专业、跨领域、跨国界的对话与讨论中,青年“中国通”们得以拨开既有理论的迷雾,探寻一种全新的中国研究. 在他们身上,一种会通中西、融贯古今的中国学正在快速发展.新一代“中国 通”不断崛起,开始在国际中国研究领域崭露头角.

    中国学天然地具备连通中外的属性,上海这座城市也具有同样的气质. 上海是中国的又是世界的,是“东方的巴黎”,是江南的中心,是中国共产党的 诞生地.红色文化、海派文化、江南文化集聚于此.正如白吉尔等“中国通” 所写的,上海是一个独特的存在———既是中国最“洋化”的城市,又是民族意 识觉醒和革命动员最早的城市;既继承了中华民族丰富的历史文化遗产,又 吸纳了各种西方文明的精华;既能坚守中国精神,又能拥抱西方文明;是中西 文化的融合地,更是中西文化的革新者.这也是这座城市最大的魅力. 

    上海城市文化滋养下的中国学,兼具“从世界看中国”和“从中国看世界” 两大维度,有望超越“西方中心主义”,又不至陷入“中国中心主义”,进而孕育 出一种以人类命运共同体为指向的全新的中国学.我们有理由期待,上海在 全球中国学的大发展中将扮演更为重要的角色,会有更多的“中国通”从上海 走向世界;我们有理由相信,加快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将 成为具有国际影响力的中国学研究中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