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1版（新版）中华文化海外传播研究》：
二、研究进程和成果
从何教授的一系列著作和论文中，我们不难发现“他的研究似乎经历了从明清小说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到明清小说接受与传播研究，再到清代刑科题本与明清小说叙事研究3个阶段”。他的研究视域不同于传统的中国学者，而且他认为中西学术理论相通且相关联，二者应该互相交流和借鉴。细读他的作品，你会发觉他的研究风格不但继承了中国学界的传统研学方法，“以历史文献为本，论证严谨，没有空理论，花架子，重视版本考证，完全遵循了中国学界的研究传统”，而且还带有西方的逻辑思维。作为一个海外学者，他是怎么把中西理论融会贯通并应用到中国古典小说研究上的呢？他的研究一定不会有失偏颇或者带有主观性吗？在这种情况下他对中国古典小说的研究还有积极意义吗？
何谷理在哥伦比亚大学学习中国语言文化时受教于夏志清教授。当时夏教授是“新批评”派的文学批评家，受其影响在何谷理看来，如果一部文学作品对读者没有某些重要的意义，那就不值得研究。所以包括明清小说在内，他十分排斥中国内地的作品，认为他们毫无意义，既粗鄙又无趣。然而，随着韩南和郑振铎等资深学者的研究相继为人所知，何谷理被文学史深深地吸引了。在早期的研究中，他尝试着把批评主义和史学研究这两种方法结合在一起，希望能产生一些新的东西。随着更多的阅读和思考，他意识到自己其实对小说文本在明清时期如何被阅读，为何会有不同的版本及不同版本间的联系，乃至读者层等所知甚少，于是便开始探索书籍史、印刷史，对明清小说进行版本考证和文本分析，分析它们是如何被接受和传播的。1986年夏天住在北京的时候，何谷理在第一历史档案馆读到刑科题本，打算了解不同的语言和方言是如何在这些题本里的口供中展现的。他很快便发现这类证言都被翻译成了官话，所以他开始对人们如何讲述自己的真实生活以及这些故事与作家在小说里所写的生活有何不同产生兴趣。这些引导着他用跨学科研究的方法去研究叙事。他通过比较插图来探讨小说的印刷史，通过探讨小说的印刷史来了解小说在大众中的接受情况，将法律文书与小说对比，以理解对“如何讲述令人信服的故事”所作的假设。接着他还研究了评点，观察若干真实的读者在阅读小说时发表了哪些关于小说的言论。通过研究法律案件，对明清时期人们的道德价值观念有了更好的把握。通过以上分析，何谷理尝试得出如下结论：“明清时期可能阅读白话小说的人非常广泛，包括官员、文人、那些为参加科举考试而受过教育而最终落榜的人，那些有一般文化程度的人，例如富家的妇人和商人之子也应该读过小说，阅读技能相对较低的人也可能是构成阅读群的一部分。”同时他指出明清时期的社会精英，即和创作者有相同的思想、意识和美学趣味的人，不仅仅停留在对白话小说“阅读”的层面上，更多的是带着自身的思想、趣味去“欣赏”白话小说。
对中国明清文学的研究，一个基本的功夫就是对版本的掌握与辨析。刘世德先生在《关于古代小说版本学》一文中谈到了两个重要观点：“古代小说版本学的目的（或主要任务），不在于比勘一字一词一句的异同。对版本的掌握和辨析要做到：一，研究文字和情节内容的异同，而后者重于前者；二，要通过对文字和情节的研究揭示出作者在文学作品的创作过程中和作品的接受与传播过程中出现的某些重大问题。这一步更重要，也更难做到。”第一步，只要钻进去，细心研究，肯定会作出成绩的；第二步需要综合的能力、理论思维的能力，这样才能准确把握不同版本作者的真实意图。在《明清白话文学的读者层辨识——个案研究》一文中，何谷理以隋唐李密的故事为线索，将《隋史遗文》《隋唐演义》《隋唐两朝志传》《大唐秦王词话》和《说唐》等5部白话文本中与李密有关的事件全部列出，然后对这些事件进行分析，去体会不同记叙所反映出的叙述者的不同价值观所造成的故事差异，以及各版本间的联系。他把这几部作品划分为精英作品《隋史遗文》《隋唐演义》和非精英作品《隋唐两朝志传》《大唐秦王词话》《说唐》，“首先在阐述事件所用的手法上，非精英作品倾向于运用‘不合逻辑的和超自然的因素’，而精英作品则‘较不情愿为其读者提供传说或非理性的素材’；其次，在有关李密事件符合历史史实的程度上，何谷理认为‘精英小说有相对高的历史性’。相反，平白质朴的叙事作品要比精英小说显示出更高程度的‘创造性”’。即使同属于精英作品的《隋史遗文》《隋唐演义》，也因为作者的出身和经历各不相同，对人物的刻画和所表现出的意图也大相径庭。
中国本土学者在研究明清小说时主要集中在小说的版本、结构、人物形象或叙事风格方面，而何谷理却从小说与读者的文化程度、社会经济因素出发，发现小说的读者与发展和社会经济之间是密切相关的，都不是可以独立存在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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