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通过实证研究发现,外资企业的产品质量优势不能仅用现有理论模型中的企业生产率异质性表现来解释,其生产高质量产品时面临的成本优势是被现有研究忽略的一个关键因素。基于此,本书通过建立企业产品质量和企业生产成本双重异质性的两国一般均衡贸易模型,识别了外资企业相对内资企业的产品质量优势,并量化了改革开放初期中国外资准入政策的实施对产品质量和福利水平提升作用的大小。本书创新性地在理论框架内揭示了外资企业与内资企业在控制包括全要素生产率等一系列可观测变量之后产品质量依然有差别这一事实。此外,现有文献尚未在理论模型中证实中间品质量与产出品质量之间的互补关系,本书通过建立将企业投入和产出联系在一起的多国多部门产品质量内生决定模型,刻画了企业内部跨产品的质量溢出效应,在实证研究中,通过构建企业进口产品质量的溢出变量,考察了多产品企业进口中间品质量与出口产品质量间的关系。本书通过分析中国加入WTO初期的进出口贸易与企业生产层面的数据,证实了引入外资和扩大进口是提升中国出口产品质量的两个重要方式,并以此验证了中国对外开放政策的有效性。这不仅具有一定的历史意义和现实意义,也为今后推动中国对外贸易高质量发展、建设贸易强国政策的制定提供了一定的借鉴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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