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司治理改革已经成为全球性的焦点问题，作为在全球市场上的一种竞争优势以及可持续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完善的公司治理机制对于保证市场秩序具有十分重要的作用。公司治理研究的重要任务之一就是探讨如何建立一套科学完善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本书作者及其研究团队，通过连续十几年的调查研究，发布总结报告并成书出版，努力建立一套适应中国公司治理环境的公司治理评价系统和评价指数，用以掌握我国公司的治理结构与治理机制完善状况、公司治理风险的来源、程度与控制，并进一步观察与分析中国公司在控股股东行为、董事会运作、经营层激励约束、监事会监督以及信息披露等方面的现状、存在的风险、治理绩效等。通过该系统可以探索中国公司治理的模式，以规范公司治理结构及董事会的治理行为，建立良好的高管层激励与约束机制，完善公司的信息披露制度，保护股东及其他利益相关者的权益，最终实现良好的经营业绩。
一、基于公司治理总体评价指数的相关研究
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课题组（2003）的研究从公司治理实务需求的角度出发，追溯公司治理实务与理论研究发展历程，在此基础上对国际著名公司治理评价系统进行了比较，并提出了适合中国公司治理环境的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CCGINK。CCGINK 以指数的形式，通过对公司治理影响因素的科学量化，全面、系统、连续地反映上市公司治理状况。在借鉴了国外一流公司治理评价指标体系、充分考虑中国公司治理特殊环境的基础上，CCGINK从股东权益、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6 个纬度，构建了包括6个一级指标、20个二级指标、80个三级指标的评价体系。
在CCGINK的基础上，学者展开了各种富有实际意义的研究。例如，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公司治理评价课题组（2004）在对模型的稳定性与可靠性检验的基础上，对中国上市公司治理状况进行了实证分析。研究结果表明：股权结构是决定公司治理质量的关键因素，国有股一股独大不利于公司治理机制的完善；良好的公司治理将使公司在未来具有较高的财务安全性、有利于公司盈利能力的提高，投资者愿意为治理状况好的公司支付溢价。
基于 2003 年的评价样本，李维安和唐跃军（2006）发现，上市公司治理指数对总资产收益率、每股净资产、加权每股收益、每股经营性现金流量、总资产周转率、总资产年度增长率、财务预警值均有显著的正面影响，这表明拥有良好的公司治理机制有助于提升企业的盈利能力、股本扩张能力、运营效率、成长能力，有助于增强财务弹性和财务安全性。公司治理中所涉及的控股股东治理、董事会治理、经理层治理、信息披露、利益相关者治理、监事会治理机制，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上市公司是否能够拥有一套科学的决策制定机制与决策执行机制，而这将对公司业绩和公司价值产生直接而深远的影响。李维安、张立党和张苏（2012）利用CCGINK的评价结果，通过实证分析发现，高水平的公司治理能够降低投资者的异质信念程度，从而降低股票的投资风险。郝臣等（2016）利用CCGINK的评价结果对我国上市金融机构进行了实证研究，他们发现公司治理质量的提升对上市金融机构财务绩效的提升和风险承担的控制均有显著作用，但仅董事会治理分维度的指标体现出显著影响。
除了南开大学中国公司治理研究院的CCGINK之外，国内的许多其他学者也在公司治理指数构建和相关研究方面做出了有益的尝试。例如，白重恩、刘俏和陆洲等（2005）综合考虑了公司治理内、外部机制，运用主元因素分析法集合八个指标构建了公司治理指数（G指数）。并通过实证研究发现，治理水平高的企业其市场价值也高；投资者愿为治理良好的公司付出相当可观的溢价。郝臣（2005；2009）聚焦于公司的股东、董事会、监事会、经理层的治理特征，分别构建了公司治理指标，并分别对民营上市公司样本和上市公司总体样本进行了实证分析。结果表明，民营上市公司治理指数与公司绩效指标之间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并且治理指数对公司绩效指标有显著的解释力。对于总体样本来说，当期公司治理具有相对价值相关性和较低的增量价值相关性，而前期公司治理只具有相对价值相关性。ST公司的治理价值相关性原理与一般上市公司存在差异。上述结论说明我国投资者在投资决策时已经开始考虑公司治理因素。鲁桐等（2014）聚焦于中小板和创业板上市公司，综合股权结构与股东权利、董事会和监事会运作、信息披露与合规性以及激励机制四个方面对上市公司治理水平进行系统评估，他们发现公司治理与公司业绩存在正相关关系，其中激励约束机制特别是高管与核心技术人员的股权激励是影响上市公司绩效的重要因素（鲁桐和吴国鼎，2015）。韩少真、潘颖和张晓明（2015）构建了包括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股东治理、会议治理四个维度的公司治理指标体系，并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具有正向影响，这一影响在民营企业中更加显著。韩少真和潘颖（2016）的研究进一步表明，较高的治理水平不仅能显著提高公司的债务可得性和长期债务比例,还能显著降低公司的债务成本。傅传锐（2016）构建了包括股权治理、董事会治理和高管激励在内的公司治理综合指数，证明了公司治理机制对公司智力资本价值创造的积极作用。方红星和金玉娜（2013）则从监督和激励两个角度选取公司治理成分指标，发现公司治理对公司非效率投资具有明显的抑制作用，特别是对意愿性非效率投资的抑制效果更为显著。韩少真、潘颖和张晓明（2015）构建了包括董事会治理、管理层治理、股东治理和会议治理在内的公司治理指标体系，通过研究发现，对民营企业和处在高市场化环境中的企业来说，公司治理对公司绩效的积极作用更为显著。同时，股东治理和管理层治理表现出更加重要的影响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