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剑，国际法硕士、国民经济学博士。现为陕西师范大学国际商学院专职教师，主要从事经济法、法经济学等方面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在《理论探索》《民间法》《兰州学刊》等核心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主持和参与省部级科研及教改课题多项。

本书是专门著作。主要归纳、分析和阐述了国有企业机会主义行为的一般表现、分类的意义和价值；在分析了导致国有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一般原理、核心动因以及各种因素模型下的特殊起因；递次分析了委托代理环境对机会主义行为的影响，包括一般性影响等等，并总结归纳机会主义行为对国有企业的危害。

由于“国家”作为一个统一的政治实体概念，本身是无法对企业行使任何特殊性权利，其只能委托其他机构组织完成，所以在国有企业中表现出来的机会主义行为形式均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形成的。本文在此处研究国有企业中的机会主义行为即是在委托代理关系下国企的机会主义表现形式。本章内容首先从经济学的“机会主义”和“利己主义”为出发点，探讨国有企业经营中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理论根源，其次对我国国有企业经营中存在着的机会主义行为进行现状刻画和分类总结，最后结合我国特殊的政治制度和经济背景，以委托代理形式的差别为连接点分析我国国有企业机会主义行为产生的原因。

首先，从“机会主义”经济学概念的首倡人威廉·姆森有关“人们在经济活动中总是尽最大能力保护和增加自己的利益。自私且不惜损人，只要有机会，就会损人利己”[3]的机会主义描述中，我们可以发现：机会主义的核心特征表现是：为了“自利”而不惜采取“损人”的手段，即机会主义行为从表现上一定是同时具有“利己性”和“损人性”的特征。而通过安德森（Anderson,1988）[6]将机会主义行为定义为靠狡诈来寻求自我利益的投机性行为的描述，我们还可以发现机会主义行为具有的另一个特性“投机性”。

其次，基于“经济人”假设，任何一个机会主义行为的受害者（以下简称相对人）都不会愿意接受这种对自身不利的损害结果。所以，机会主义行为的执行人（以下简称行为人）要想实施这些“损害相对人利益而有利于自利益谋取”的行为，除了采取暴力胁迫等强制性手段以外，只有采取“欺骗、误导、混淆、偷懒”等等，这些能够利用行为人自身所拥有的信息和其他优势，影响并扭曲相对人意愿的一种“非暴力性”手段。因为只有利用行为人所拥有的这些信息优势，才足以使相对人基于错误的“信息”或“信息的不足”而“被欺骗、被误导、被混淆、被偷工减料”，并最终导致相对人本应得到的一部分自身利益因为被行为人窃取而受损。机会主义行为人的这种利用非暴力的手段，利用自身的信息或其他优势，来影响扭曲相对人的决策，并达到“损人（相对人）利已（行为人）”目的的行为就是机会主义行为。故而，机会主义行为表现的特征还具备“非暴力性”和行为人具有“信息优势”的特点。

结合前两者，这也是为什么威廉姆森最早将机会主义行为进一步地简化为“背信弃义、欺骗、狡诈的自利寻求”[3]，而百度词条将“机会主义”解释为：“在经济学上，这一概念被广泛的用于分析交易成本问题，是指在信息不对称的情况下人们利用自已所掌握的信息优势，不去如实披露信息以及从事其他损人利己的行为”的原因所在。

最后，还需注意的是：在注重探究“机会主义”的经济学概念时，我们不应忘记作为“机会主义”这一名词概念本源的政治学含义。维基百科所描述的机会主义概念是“具有投机性和短视性的，为了一已或一时之私放弃长期利益、根本原则的行为”。该概念显示出，机会主义行为在主观上具有的“投机性”与“追求个体利益的短期性”的特征。虽然经济学家在“机会主义”的定义中并未强调“追求个体利益的短期性”，但事实上经济上所有的机会主义行为从形式上分析仍然具备这两性的特点，所以“投机性”与“追求个体利益的短期性”（或称个人短视性）无疑也是“机会主义行为”的核心特征表现之一。

综上所述，结合前述国内外机会主义表现形式的整体分析，“机会主义”从整体表现上看，一定具有“损人利已”的特性，其实施中一定采取了“欺骗”、“背信弃义”、“违反义务”等影响交易相对人的意思自治，同时不利于交易相对人利益的非暴力手段，其具备：行为人的“自利性”、“损人性”、“非暴力性”、“投机性”以及“追求个体利益的短期性（个人短视性）”的综合特点，而所有的机会主义行为在实施过程中都应具备这些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