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世界以痛吻我，我却报之以歌。”2020年的全球“黑天鹅”新型冠状肺炎疫情，短期内对脆弱的全球经济无疑是雪上加霜，全球供应链、就业和民生、企业经营、政策应对乃至社会意识形态均面临大考。就此，全球经济出现深度衰退，多个主要经济体均出现负增长。时至今日，疫情的影响仍在继续。
然而，阵痛过后也是新生。以更长远的历史视角观察，新冠肺炎疫情造就了供需双弱的独特萧条场景，却也加速了全球经济的艰难蜕变。疫情使实体商品与资产的价值创造行为受到物理约束，以数据为关键生产要素的数字经济却因此获得了一次群体扩容的契机。为减少物理接触，此次疫情成为人们从物理世界全面迈入数字世界的演习。数字经济的大时代正在加速到来，并催生四重历史拐点的形成。第一，疫情催化了数字经济的加速进化与重心下沉。新技术将救赎数字经济痛点，激发互联网的新一轮增长红利。第二，疫情引发对全球供应链的担忧，各国加速布局5G、工业互联网、数据中心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建设，推动工业自动化、智能化与规范化，促进全球化利弊的再平衡。第三，疫情的短期冲击柔化增速目标。数字经济以其“高乘数”效应，接棒粗放型经济增长模式，助力新兴市场国家迈过发展瓶颈期。第四，疫情下美元流动性危机昨日重现，央行数字货币或将革新货币创造方式，动摇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结构。展望未来，人类社会的运行轨迹或将就此转变，疫情正如按下“快进键”，一场意欲重塑全球经济格局的数字革命正蓄势待发，让全球经济加速穿越存量博弈的厮杀，从而锻造升维竞争的全新赛道。
纵观改变人类历史轨迹的大瘟疫，盛极一时的古希腊因雅典瘟疫而不复荣光；而欧洲中世纪原本艰难的社会转型却因“黑死病”变得顺畅，为文艺复兴、宗教改革乃至启蒙运动埋下伏笔。时至今日，医疗技术、救助设施乃至隔离措施都已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人类不再对病毒一无所知，但蔓延全球的新型冠状肺炎疫情仍然正在影响当今社会运行的轨迹。以长期视角看，突如其来的疫情刺破了虚伪的繁荣，却也为原本举步维艰的数字转型卸下沉重的桎梏，加速了长趋势的形成。
疫情催化数字革命，加速历史拐点的形成。当前，人类社会正从物理世界全面迈入数字世界，虽然计算机、智能手机以及网络技术的普及初步改变了人们的生活与消费习惯，但数字经济并非单纯的产业革命，它革新了价值创造的方式，再定义了价值分配的过程，与植根于传统实体经济的旧思想、旧秩序以及旧阶层存在显著的矛盾。因此，数字经济与新思想秩序的融合统一仍在磨合之中，新思想秩序尚未形成，反向遏制了数字经济的进化。疫情作为催化剂，迫使人们首次完全从物理世界中脱离，反思现实世界的因与果，或将加速适应于数字经济的社会秩序与道德文化的形成。由此，真正意义上的数字革命即将来临，全球经济、贸易关系、国际格局乃至货币体系都将迎来历史拐点。
历史拐点之一：技术革新
第一重拐点是二十年量级的技术革新之拐点，以新一代信息技术为核心引擎，重塑互联网产业繁荣。
此次疫情催生数字经济一次新的路径跳跃，由流量红利的争夺进阶为新生需求的挖掘，从而对企业及个人产生长期影响。更为关键的是，疫情下的压力测试带来的不只是短期效果。数字经济对全球经济格局的全面改造正式步入实质性阶段，自我强化还将继续加速兑现。个人的喜好可随时转换，企业的决策却不能瞬息万变。我们需要认识到此次疫情推动的企业服务，其潜在客户群体在选择上具有高黏性。企业搭建数字化运营平台等一次性资本投入后，成本将摊薄至企业后续生命周期，因此在疫情结束后，群体扩容将至少持续两年。由企业传导至个人，在线办公与在线销售等数字化运营模式的建立，也将推动个人非接触服务消费下沉的持续。
此外，在疫情防控中，人们对信息透明度的重视同步催生了区块链技术的广泛应用场景。例如，将救济物资的运输与使用过程上链，保证数据不被篡改，有效地遏制了出于私人利益的寻租现象。因此，我们认为，以技术革新为核心引擎的数字革命将促进二十年历史拐点的形成，挖掘互联网产业的新增长红利。
历史拐点之二：生产方式变革
第二重拐点是二十五年量级的生产方式之拐点，以传统改造为全新目标，促进全球化利弊的再平衡。
以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成立为标志，全球经济逐步呈一体化，高收入国家从中攫取更高的附加值，低收入国家也因此获得了学习先进技术与经验的机会，两者互相补益促进了全球经济的增长。据世界银行统计，2000―2017年间，最惠国关税税率不断下降。但2018年以来，国际环境动荡，贸易摩擦频发，以中美关税税率的提升为标志，全球化进入退潮期。
贸易冲突的根源在于过去二十年间全球价值链的重塑。区域化合作方式的植根、世界工厂生产重心的转移以及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内需的激增，均引致了国际分工合作模式的底层裂变。过去二十五年来，伴随全球贸易的自由化和一体化，跨国公司习惯将产品制造流程以要素比较优势划分为不同环节，再以中间品对各市场进行跨境外包，最终通过整合各国在协作与分工上的成本优势，实现贸易成本最小化。然而，在新一代信息技术驱动下，原有的全球价值链体系正在被重塑。
而与此同时，发达国家内部也发生了财富阶层的结构性变化，低端制造业的缺席使中低收入阶层失业或降薪，进一步扩大了贫富差距，成为民粹主义的导火索。在民粹主义盛行与价值链重塑的双重作用下，国际贸易出现逆全球化。然而，全球化本就是一朵双生花，参与者在享受全球化带来的资本红利之时，也需要承担其潜在扩大的风险。数字革命所推动的工业智能化，或将导致对全球贸易风险重新评估，诱发新的全球化浪潮。
在疫情初发阶段，五十余个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并出台限制出入境等措施。而在新冠肺炎疫情逐步成为常态化挑战后，供应链断裂的风险成为现实，逐步加深了对全球工厂布局的忧虑。由此，为防范紧急情形下供应链断裂等问题，数字革命对传统工业与贸易的改造或将发力。当前，除引导必要产能回流之外，各国加速布局5G、数据中心、星链等数字经济基础设施，加紧人工智能、工业互联网等新科技的研究，以期推动“云产业链”落地，促进海外工厂进一步自动化、智能化、规范化。以传统行业改造为全新目标的数字革命，将推动全球二十五年拐点的形成，促进全球化风险和收益的再平衡。
历史拐点之三：经济增长
第三重拐点是四十年量级的经济增长模式之拐点，以杠杆效应为基本特性，接棒成为新兴市场国家增长的源泉。
以中国的改革开放为起点，过去四十多年，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借助人口、市场化、城镇化、全球化等多重红利得到充分发展，激发全球经济的增长活力。但伴随债务驱动撞上天花板，全球化旧红利变成新软肋，以中国为代表的新兴市场国家迈过高速增长期，粗放式经济增长已成为过去时。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简称IMF）数据显示，2019年新兴市场经济增速跌至2009年以来最低位3?9%，这也标志着新兴市场国家内生质变的形成。放眼长远，告别要素依赖型的增长模式，数字经济将接棒成为增质的主动力。伴随载体的整体升维，数字经济价值创造中的“高乘数”特性将进一步凸显，助力新兴市场国家迈过增长瓶颈期。区别于要素依赖型的传统增长模式，数字经济能够借助数据的高效赋能和无损共享，摆脱边际收益递减的陷阱。人的创造力与影响力蕴含于数权分配体系中，以更有限的人力与资本创造更大的价值。比如，工厂生产的一把椅子或者一张桌子只能给一户人家使用，但一首数字形式呈现的歌曲却可以通过网络向全世界传递。如果想要让其他的人使用椅子，那就需要投入更多相应的原材料，相比之下，让更多的人聆听音乐却不需要额外的边际成本。这就是数字经济进行价值创造的高乘数效应。
历史拐点之四：货币演变
第四重拐点是百年量级的货币演变之拐点，数字货币的登台将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结构。
以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为诱因，人类社会正式从金本位制过渡至信用货币体系，如今已逾百年。“二战”结束后，布雷顿森林体系则奠定了美元作为国际货币的地位。即使布雷顿森林体系已崩溃，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仍然延续至今，其背后支撑是当时美国无人与之争锋的经济和军事实力。
然而，以美元为核心的国际信用货币体系天然存在“特里芬两难”，即：一方面，美国依赖于贸易逆差向其他国家输出美元；另一方面，长期处于贸易逆差将导致美元清偿力变弱，从而削弱美元作为国际储备货币的地位。因此，长期以来，美国凭借其经济实力与良好信誉，以向其他国家出售美债等方式使美元回流，在缓解美元贬值的同时，也获得了巨大的铸币税收益。
当前，美元的货币地位与美国的实际经济实力日益失衡，呼之欲出的数字货币更对美元霸权构成实质挑战。疫情催化之下，具有精准滴灌、抵抗通胀、全球通用特性的央行数字货币，或将首次登上历史舞台，革新信用创造方式，重构国际货币秩序。
许多国家从改造金融基础设施入手，开始了“去美元化”的反击。
因此，以货币演变为底层基础的数字革命，或将促成人类社会百年拐点的形成，改变国际货币体系的霸权结构。数字货币作为一个新位面的竞争者，将带来全球货币的大洗牌，即便是美元也需要做出变革以适应数字经济时代的需求。而在这一过程中，所有国家和货币有望站在同一起跑线上，凭借技术与理念优势颠覆既定货币格局。至于上述四类数字货币具体有何异同、分别适用于何种场景，我们将在本书的后续章节中给出详细阐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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